除夕之夜，一家三口静静地坐在餐桌旁，满上一杯酒，品着七碟八盘的小菜，边吃着饺子，边欣赏电视里的春节晚会。但细细地咀嚼品味，总觉得少了些儿时对过年的祈盼，也没有了儿时过年的喜庆和欢快。我更加怀念儿时的“年”了。

儿时的冬天特别冷，呼出的呵气瞬间成霜，地都冻裂了。一年辛勤劳作的庄稼人在冬季短暂的休闲之后，一进入腊月便里里外外地忙了起来。母亲开始拆拆洗洗，缝缝补补，父亲则皱起眉头，掰着手指算计着置办哪些年货，“年”的味道已初见端倪。而此时最忙的，莫过于爷爷了。村子虽大，三千多口人，但像爷爷这样念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人凤毛麟角。腊八一过，家里便人来人往，成了“闹市”。裁好的红纸平展铺在桌上，爷爷戴上老花镜，手执毛笔，饱蘸墨汁，屏住呼吸，工工整整地书写一幅幅对联、“福”字。

我最盼望的是生产队杀猪分肉的日子。我早晨起来饭都顾不上吃，趁家里大人没注意，一路狂奔到生产队的饲养场。望着渐渐尾随而来的小伙伴，我心中不免生出几分得意，所有的这一切全是为了得到那梦寐以求的猪尿泡（猪的膀胱）。而在这方面，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的四叔是生产队长。杀完猪，开完膛，在小伙伴们妒忌的目光中，四叔把那巴掌大的乳白色的小东西递给我。先倒出里面的猪尿，揉搓着鼓着腮帮子把它吹大、吹好，再用线系牢，然后高高举起来，摇头晃脑地在小伙伴们的簇拥下招摇过市。回到家，我小心翼翼地把它钉在墙上，准备晾干后蒙在灯笼架上做灯罩，那是再美不过的事了。

转眼到了二十三，我们恭恭敬敬地把姥姥请了来，因为她老人家的手最巧。姥姥包的饺子个个都带花边，好看极了，蒸的十二生肖馒头更是漂亮，上好颜色个个活灵活现。姥姥的绝活是剪窗花。花上几毛钱买回几张大红纸，姥姥的剪刀上下翻转，一张精巧的窗花便呈现眼前。展开铺平，刷上浆糊，粘贴在新糊的窗户纸上，农家小屋顿时平添了几分年的喜庆。大家争先恐后等着姥姥剪给自己的那一份，我却先挑几个喜欢的粘在唯我独有的尿泡灯笼上，然后再分给最要好的小伙伴，让他们也分享一下我的快乐。天黑后点上蜡烛，我们提着装点得漂漂亮亮的灯笼，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爆竹声中汇入五彩缤纷、星光万点的灯的海洋中。

若听说要放映电影，那更是再好不过的事。我连晚饭也激动地吃不下。带上小板凳早早地来到小学校的操场上，捡一些破砖烂瓦围成小圈，给家里人占上几个好位置。剩下的就只有在瑟瑟的寒风中，哆哆嗦嗦咬紧牙关苦苦地等待。记得那年腊月二十八晚上，放映电影《少林寺》，我看得简直到了如醉如痴如狂的地步，本村看了一遍不解渴、不过瘾，追着放映队十几里，到附近几个小村庄足足看了四遍。回家路上漆黑一片，我和小伙伴们跺着脚、壮着胆子穿过几片小树林，稍有风吹草动，便连滚带爬地飞跑起来，到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偷偷地翻过小土坯墙，不声不响地来到屋里，钻进冰冷的被窝，精神亢奋的我一时半时难以入睡。

年三十终于到了，天刚朦朦亮，大人们就把孩子们喊起来先放上几挂鞭，便开始忙碌，总算挨到中午，闻到那盼望已久的扑鼻的肉香，肚子更加叽哩咕噜地叫个不停了，我们几个小孩不断地用袖口擦抹着早已流出嘴角的口水，眼不停地看着那热气腾腾的大锅，竖起耳朵，只等大人一声令下，便奋不顾身，吃它个地覆天翻。三十晚上，老人们在家里守年夜，小孩子们手里拿着烟花爆竹，打着灯笼到处乱跑。父辈们聚在一起谈论着一年的好收成；姑娘、媳妇们也一改往日的腼腆与矜持，嘻笑嗔骂；小姊妹们则比着谁的衣服最好看，头绳最漂亮，也不知是哪个坏小子朝着她们扔了一个花炮，吓得一伙人四散而逃。新年的钟声敲响了，爆竹声、叫喊声震耳欲聋，人们相互拱手互道祝福，小孩子们也追着长辈们要压岁钱。在这一刻，每一个人都希望把一切烦恼与忧愁丢在年这边，祈盼着从现在开始吉祥如意，万事顺利。那热闹的情景叫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四十多年过去了，往事已成云烟，而我更加怀念儿时的“年”了。

责任编辑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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