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持有是财务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反映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价值倾向，并直接影响资金配置结构和流动性风险管理（王红建等，2014）。但现金的过度持有，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配置扭曲，甚至加剧公司代理问题（杨兴全等，2016），进而导致经济非效率（李小林等，2022）。同时，现金持有理论中“权衡观”和“代理观”对企业持现行为的引导存在方向上的冲突（罗进辉等，2018）。那么，能否通过对政府和市场、公平和效率的兼顾，进一步优化企业资金配置、推动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简称“负面清单制度”），是指国务院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级政府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理论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行，既能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也能降低企业生产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还能提高行业公平竞争程度并形成有效治理机制（吉瑞和陈震，2020），进而对企业的持现动机产生资源效应、稳定效应和治理效应，最终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结构、盘活闲置资金、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目标。鉴于此，本文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逐步实施为主要切入点，检验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实际影响，以明确市场体系和企业未来改革的着力点。

本文以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借助双重差分（DID）、普通最小二乘（OLS）、倾向得分匹配（PSM）等方法，探索放宽市场准入对企业资金配置的切实影响及具体路径。实证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注册地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制造业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明显下降。这一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控制行业及地区层面因素、改变窗口期和安慰剂的稳健性检验。拓展性分析发现，具体业务准入限制放宽程度越高的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下降幅度越大。即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于制造业企业资金配置的积极影响，在整体层面和细分业务层面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进一步分析表明，负面清单制度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盈余波动性、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的方式，形成资源效应、稳定效应和治理效应，改变企业持现动机，最终抑制了宽松市场环境中现金持有水平向上调整的非效率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准入限制的放宽，对于所在地区要素错配严重、公司价值较低、商业信用获得较少的企业，在现金持有方面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

本研究对于监管部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1）应当注重政策间的协同关系，通过市场化方式为现行政策注入活力，促进资金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推动实体经济实现良性循环。（2）更加注重提供融资便利、投资畅通的经济金融政策支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推动金融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促进商业信用的二次配置效率提升，进而充分发挥对制造业企业的“扶危济困”和“提质增效”作用。（3）继续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全国企业的良性竞争环境。

本研究对于企业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应当强化资金配置管理体系的建设和结构优化，提高对未来资金需求预测的准确性，把控现金使用风险和持有成本，同时加强流程审核和内部监督，优化现金资产持有水平，加快闲置资金的流转和利用。（2）进一步加强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操纵空间，同时优化激励机制，强化管理者和所有者的利益一致性，避免现金的过度挥霍或侵占。对于更隐蔽的大股东隧道行为，则需引入其他针对性的治理方法，以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相较于以往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丰富了企业现金持有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索（彭桃英和周伟，2006；杨兴全等，2015；李梓旗等，2023），发现不同持现动机对企业的财务决策存在异质性影响（罗进辉等，2018）。本文则从持现动机入手，探索一种能够同时作用于多种动机并对企业持现行为形成一致性引导的机制，为企业强化资金配置能力、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强市场适应能力提供有效参考。

第二，为负面清单制度的深入实施和完善提供参考。目前，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外商投资的准入门槛（Lu等,2017；毛其淋和方森辉，2020；苏丹妮和盛斌，2021；Li等,2021），关于国内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微观效果研究相对较少（张韩等，2021；王雄元和徐晶，2022）。本文通过微观企业的财务决策变化，考察了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效果，丰富了制度创新及其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也为进一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参考。

第三，理清了放宽市场准入与企业现金持有的关系。本文探索了负面清单制度背景下，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对企业持现的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代理动机的具体影响，归纳总结出资源效应、稳定效应和治理效应三种作用路径，研究表明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改善企业高额持现行为，为优化市场机制改革、提高宏观政策微观传导效率、引导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