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国际财经务实合作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有效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谋划，通过多双边财经对话机制，深化与主要经济体务实财经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有效推进财政国际传播工作，努力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更好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大局。
切实加强全球多边政策对话与协调，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一）着力办好国务院总理与6家国际经济组织圆桌对话会。自2016年起，李克强总理每年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六大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召开圆桌对话会。截至目前，“1+6”圆桌对话会已成功举行6次，成为我国与国际经济组织加强政策沟通与合作的重要平台。李克强总理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举行对话会既有利于我国深化与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阐述中方对世界经济形势和全球经济治理的看法和主张，也有利于宣介我国坚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展现中国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营商环境的信心，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二）积极发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作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机制成立于1999年，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机制，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在G20推动下，我国在世行的投票权和在IMF的份额均由第六位上升至第三位，取得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此外，G20还就开展税收情报自动交换的全球统一报告标准达成一致，通过了包含15项内容的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并在实施BEPS包容性框架、应对数字经济征税挑战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2016年，在G20杭州财金渠道会议筹备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国作为主席国的领导作用，推动各方加强团结、凝聚共识，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G20由危机应对向全球经济的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结构性改革、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深化国际税收合作、促进气候资金提供与动员等方面取得大量重要成果，在财金领域为杭州峰会做好充分政策准备。2022年以来，财政部积极推动G20继续发挥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作用，加强财金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设立疫情大流行防范、准备和应对基金，推进共同框架下个案债务处理等议题上推动取得相关成果。同时，大力宣介我国发展理念，并将“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这一全球发展倡议核心理念写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三）大力推动金砖国家财金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分别于2017年和2022年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成功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第九次会晤），并于2022年6月23日以视频方式成功举办第十四次会晤。金砖合作机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平台，财金合作是其中的亮点。长期以来，金砖国家利用这一机制，加强在G20等多边框架下宏观经济政策等全球议题协调，并深化财金领域务实合作，形成了新开发银行、金砖应急储备安排等重要合作成果，提高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2022年以来，共举行两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一次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就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基础设施投资、新开发银行、金砖财金智库网络等议题进行讨论，并推动金砖各方取得一系列重要共识和成果，为领导人会晤做好了财金政策和成果准备，相关内容写入领导人会晤《北京宣言》。（四）有效促进“一带一路”资金融通领域合作。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财政部作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合作的重要参与单位，聚焦“一带一路”融资瓶颈，围绕打造多元化融资体系这一目标，探讨多渠道动员资金、加强金融创新、可持续融资等议题，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财金政策和资金支持，并为两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贡献了丰富成果。一是推动29国财政部门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为推动建设符合“一带一路”项目特点的融资体系提出了前瞻性的建议，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用参考。二是倡导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搭建起“一带一路”资金融通重要智库平台。三是办好资金融通分论坛。首届及第二届高峰论坛期间，财政部会同人民银行分别举办了主题为“建立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促进可持续融资，构建开放、市场导向的投融资体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资金融通分论坛，有效凝聚各方优化融资政策相关共识。（五）积极推动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金合作。一是持续引领10+3财金合作方向。作为区域财金合作重要参与方，中方于2013年、2016年、2019年、2022年担任10+3财金合作联合主席，深度参与议程制定工作，推动形成财长和央行行长联合声明等重要成果。二是夯实区域金融安全网。中方同10+3各方通力合作，不断提高以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为核心的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可用性，有效维护了区域经济金融稳定，为东亚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三是大力支持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发展。成立于2011年的AMRO是10+3财金合作机制下唯一的国际组织，也是10+3各方维护区域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机构支撑。中方作为AMRO的大股东，积极向AMRO输送人才，提升AMRO机构能力，在引导和支持AMRO发展壮大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持续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下，财政部于2013年、2016年、2019年担任联合主席期间牵头推动制定三期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BMI）中期路线图，为落实区域本币债券市场倡议确定了方向和工作计划。（六）深度运用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机制。2014年，我国在时隔13年之后再次担任APEC东道主。作为财长会机制系列活动主办方，成功组织召开了财长会等系列会议，推动形成多项务实成果，为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功举办作出积极贡献。近年来，主动利用APEC财长会机制这一亚太地区财经交流与合作重要平台，加强与亚太经济体财金政策沟通协调，主动回应外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切，介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积极推动基础设施融资、国际税收合作、普惠金融、落实《宿务行动计划》等议题讨论，取得良好效果。
（一）积极运筹中美经济关系。2013—2017年，中美双方成功举办第五轮至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丰富了中美经济关系的内涵。2018年，美特朗普政府对我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财政部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一方面采取强有力反制措施，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作为中美经贸谈判小组重要组成单位，全程参与中美经贸磋商，为最终达成中美经贸协议作出重要贡献。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签署中美经贸协议，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宏观经济政策、汇率问题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等方面作出互利共赢的安排。协议的签署，阶段性缓和了中美经贸领域紧张局势，对于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稳定市场预期、改善全球贸易投资环境具有积极意义。协议签署后，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财政部积极会同相关部门，以我为主做好相关工作。（二）发挥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机制效能，积极推动中英务实互利合作。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机制于2008年1月由两国领导人宣布建立，迄今共取得498项互利共赢政策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成功举办了第五次至第十次中英对话，有效推动了中英关系发展。在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英国率先宣布加入亚投行，也是首个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以及宣布任命“一带一路”金融与专业服务合作特使的西方国家。2019年6月，第十次中英对话在英国伦敦成功举行，双方共达成启动“沪伦通”等69项互利共赢成果，见证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英国牛肉输华、清洁能源、繁荣基金4项合作文件，有效增强了双方在宏观经济、全球经济治理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务实推动了双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财政、金融、农业、贸易、科技等领域合作，为推进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三）通过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平台，积极推进中法财金合作。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机制建立于2013年4月，从经济财金合作逐步拓展为全面经济合作。对话迄今已举行8次，共达成417项积极务实的成果，有效加强了中法两国在宏观经济政策、全球经济治理等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深耕大项目务实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举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等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2015年法国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是率先加入亚投行的首批西方大国。2016年法国高度赞赏G20杭州峰会取得的丰硕成果和表现出的卓越领导力。在中法务实合作方面，双方在民用核能、农业、航空航天等领域进行了良好合作。2018年中法合作研制的首颗海洋卫星成功发射。2021年搭载法方研制的DORIS系统中方海洋二号卫星成功发射。2021年中法双方于第八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期间成功签署《中法非洲猪瘟区域化管理合作协议》。（四）以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为抓手，夯实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财金合作基础。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机制于2014年3月由习近平主席与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宣布建立。对话聚焦宏观经济形势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德战略性合作、金融合作与金融监管等议题，迄今共取得55项互利共赢的政策成果，有效增强了双方在宏观经济政策、全球经济治理等重大国际问题上沟通协调，务实推动了双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财政、金融等领域合作，为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作出重要贡献。2019年1月，第二次中德对话在北京举行，共达成34项互利共赢的政策成果，签署3项政府间合作文件，取得圆满成功。（五）推进中加经济财金务实合作。2014年11月，中加宣布建立经济财金战略对话机制。2018年11月，中加双方在京举行首轮中加经济财金战略对话，双方围绕宏观经济形势和全球经济治理、贸易与投资合作、金融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首轮对话取得43项积极成果，深化了两国经济财金务实合作，丰富了中加战略伙伴关系的经济内涵。（六）深化中意财金合作。2018年11月，中意两国财长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建立中意财长对话机制。2019年7月，刘昆部长与时任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部长特里亚在意大利米兰共同主持首次中意财长对话。双方财长发布联合声明，达成16项互利共赢成果，见证签署3项合作性文件，为中意深化双边经济财金领域合作创造了良好开端。2020年11月，第二次中意财长对话成功举办，中意双方就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全球经济治理、财金领域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发表联合声明，达成20项务实成果。对话贯彻落实了中意两国领导人共识，巩固了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经济基础。（七）以中欧财金对话为抓手，深化中欧财金政策协调与务实合作。中欧财金对话机制建立于2005年2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欧双方举行了第八次至第十三次对话。2020年7月，第十三次中欧财金对话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中欧双方围绕新冠疫情背景下中欧宏观经济政策应对，中欧在G20、亚投行等多边框架下协调合作，中欧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监管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外释放了中欧深化经济合作、协同应对全球挑战的积极信号，为落实中欧领导人会晤有关共识，促进中欧财金政策交流与务实合作，进一步紧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八）加强中日财金合作。中日财长对话是中日两国财政部于2006年3月建立的正部级对话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举行了第五次至第七次对话，双方围绕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结构性改革、双边财政金融合作、中日在多边框架下的财金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中日财长对话加强了双方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稳妥推进了财金务实合作，从财金渠道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中日双方在应对保护主义、拓展多边框架下合作、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和结构性改革经验交流互鉴、提升双边财金务实合作等领域达成诸多政策共识和合作意向。双方就审计监管合作达成共识，为双方机构赴对方国家发行债券提供了便利。自2018年以来，双方还在对话框架下启动了两国财政部联合课题研究工作。（九）以对话机制为依托深化与新兴经济体双边务实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一是通过中俄财长对话机制加强中俄财金领域政策交流与合作。2015年，中俄两国财政部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与俄罗斯联邦财政部财金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2019年，双方首次对外发布《第八次中俄财长对话联合声明》，并签署了关于中俄会计准则合作、中俄审计监管合作、PPP合作、智库合作等4个备忘录。2021年，中俄两国财政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财政政策会谈。双方就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基础设施投资与资金动员、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进行了深入交流。二是加强与巴西、沙特等新兴经济体在财金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巴方面，2009年中巴双方在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下设立财金分委会，迄今已举办9次会议。2013年，中巴两国财长在南非德班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分别签署了《中巴两国财政部关于宏观经济、财政和金融政策双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22年，双方税务部门签署中巴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议定书，中方财政部财科院与巴西经济部应用经济研究所签署谅解备忘录。中沙方面，2018年，根据中沙两国领导人共识，为推动中沙财金合作战略对接，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机制下增设财金分委会。中沙财金分委会首次会议于2019年2月21日在京举行。双方围绕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全球经济治理、双边财税金融务实合作等领域达成多项互利共赢的合作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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