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制度作为一项极具特色的制度安排，规定由单一自然人对外代表企业从事民事活动并承担个人法律责任。其之所以被认为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除了因为法定代表人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厂长负责制”的现代沿革，也是因为在传统的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并未规定只能由单一自然人行使对外代表企业的法律条款。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法定代表人制度是否存在不适用于当前公司治理结构和法治化建设的情况？法学文献对此存在不同看法，争论的焦点在于法定代表人身份附加在单一自然人身上的特殊属性，究竟是绝对权力还是个人法律责任风险。然而，鲜有文献从企业层面进行考察并检验企业应对法定代表人制度时的不同行为选择。

现代公司治理中，两权分离背景下的总经理往往也是公司管理经营的负责人，由此可能产生委托代理问题，而经理人薪酬契约被认为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2005年《公司法》修订后，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经理担任法定代表人。那么，当经理人同时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又会呈现何等特征？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探究了我国独有的法定代表人制度下，民营企业经理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对薪酬契约设计的影响。

本文以2006～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经理人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薪酬水平更高，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即个人法律责任增加的同时获得了风险补偿。异质性检验发现，经理人为外部空降、企业前期存在诉讼经历、对外提供担保、经营风险加剧时，经理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此外，法定代表人身份对薪酬风险补偿的影响主要存在于经理人两职分离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身份使其更倾向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

本文的研究启示主要有：首先，就企业层面而言，企业会自发地通过内部治理制度的设计应对法律制度所带来的影响，即以法定代表人制度来看，企业通过经理人薪酬契约的独特安排补偿了经理人增加的个人法律风险；其次，就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归属仍然具有信息含量和治理效果，应当全面看待制度变迁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最后，监管机构应当进一步完善对上市公司法律责任的监督机制，在民营企业违法违规监管的重点区域压实主体责任，实现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现有公司治理文献往往参考西方的公司治理理论，聚焦于董事会特征以及监事会特征等因素对于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忽视了法定代表人这一特色制度设计。本文将中国法定代表人制度纳入到公司治理框架进行考察，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第二，本文从具体的法律和制度设计出发，从经理人法律责任的角度丰富了法与金融相关理论和文献。以往有关法与金融的文献普遍关注国家或者地区之间法律环境制度差异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本文的视角则深入到具体的法律和制度设计，以个人法律责任的视角进行了探索和讨论。

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法定代表人制度废立的争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本文的进一步检验所提供的经验证据“企业前期存在诉讼经历、对外提供担保、经营风险加剧时，经理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要求的风险补偿更高”，说明该条款确实对于企业管理者存在震慑作用，具有继续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