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财政杂志社建社40周年和《中国财政》创刊65周年，这是全国财政人的大喜事。

湖北省宜昌市财政局历届领导都非常重视财政宣传工作，改革开放初期，全市财政系统干部职工都是杂志的“宣传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经济建设怎么搞、财政工作怎么做，大家都没有太多经验。这时《财政》（《中国财政》的前身）组织了很多文章，为地方财政工作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因此，宜昌市财政系统的干部职工自发地给《财政》杂志当起了宣传员和发行员，不仅在宜昌市财政系统宣传，还在三峡地区各行各业宣传，杂志发行量最高的时候，仅宜昌就超过万份，被宜昌财政人亲切地称为案头、床头、手头的“三头”读物。这些年来，《中国财政》杂志在宜昌的发行不仅不需要“跑腿”做工作，有时还是争相征订，全市相对固定的读者至少上千人。

《中国财政》是宜昌财政人的精神食粮。宜昌市财政局历届领导都喜欢阅读《中国财政》，有的深读细研，有的在文章眉头做批语，有的在会议上向财政干部们推荐。天长日久，宜昌财政干部都成了《中国财政》的忠实“粉丝”。我是1997年从文化战线转行到财政部门的，当时只知道财政是管钱的，其他都不甚了解。到财政局报到的第一天，在局长的办公桌上看到《中国财政》，我就“占为己有”了。《中国财政》成了我恶补财政知识的首位老师。  

调到财政局后，安排我从事财政宣传工作。正在对如何开展工作一筹莫展之时，我想到了一个“笨办法”，那就是找到前三年的《中国财政》，天天随身携带1—2本，一有时间就一页页地啃，3个月将这3年的刊物全部读完，并且做了一本读书笔记，记载杂志定位、栏目设置、好文、好思想和自己不懂的财政专业术语。在有了一定积累的基础上，我尝试写一些调研文章，记得那是一篇关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文章，“斗胆”寄送《中国财政》编辑部，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回复，没想到文章发表了，当时真是喜极而泣，这是我这个“财政新兵”的最高荣耀。如今回想起来，那份激动仍然仿佛就在昨天，一辈子也不会忘。在《中国财政》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也开启了我的前瞻性思考，激励我开始有意识地学习了解“三农”问题，这一研究坚持了7年，2004年我编著的《我看“三农”》一书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该书也成为我国最早提出“取消农业税”的书籍之一，还获得当年宜昌市社科类优秀书籍奖。

后来当我专门负责宣传工作时，不仅自己写稿投稿，还带领全市财政系统新闻通讯员一起学习《中国财政》，一起采访、写稿，既挖掘财政新闻线索、传递国家财政政策声音，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基层财政宣传人才。不知不觉，越来越多的宜昌财政干部都与《中国财政》结下了深情厚谊，《中国财政》也成为了大家精神世界的寄托与思想升华的港湾。

多年来，《中国财政》一是直是基层财政干部们学习的家园，是前沿财政理论和专业知识传播的平台。特别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不管是国家财经政策解读、专家理论研究，还是全国各地财政工作实践、改革经验介绍等，宜昌财政人几乎都是从《中国财政》杂志上了解、学习、借鉴的。近几年，宜昌财政处于新老交替时期，全市财政系统招考财政新兵300多人，仅市财政局就有50多人，《中国财政》继续担当着他们了解财政工作、答疑解惑的指路人。宜昌市共有40多位财政新闻通讯员，他们没有更多机会得到全国性的财政专业写作培训，但他们人手一本《中国财政》，都把她奉为最尊敬的“写作园丁”、良帅益友，读着、读着有的就变成了“笔杆子”；写着、写着有的就成长为财政专家。

《中国财政》就像春雨一般，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宜昌一代又一代财政人勤于笔耕，共铸财经文化。《中国财政》又像精神殿堂，激励宜昌一代又一代财政人勇攀财政改革创新的高峰。

祝贺《中国财政》创刊65周年！希望《中国财政》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