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财富高度集中，中产阶级严重萎缩，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美国经济不平等和社会矛盾累积，抑制美国经济增长表现，导致民粹主义抬头和经济社会动荡。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内政外交均围绕维护工薪家庭和中产阶级利益，从应对疫情、刺激经济复苏、贸易政策等多角度发力，着力缩小贫富差距、弥合社会分裂。

拜登政府应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的主要举措

美国经济不平等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使低技能、低收入群体就业遭受严重冲击，加剧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不平衡加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宏观经济政策是造成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美经济社会不平等“放大器”。贫富差距过大抑制消费需求，阻碍美国经济潜在增长，贫富差距扩大与政治极化趋势相互交织，对美国政治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拜登政府推出刺激经济、促进供应链回流等一揽子政策举措。

（一）国内层面，通过实施基建计划等措施保障中低收入群体就业和收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基建计划方面，出台“美国就业计划”，效法“罗斯福新政”，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包括创立社区振兴基金，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为少数族裔社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财富；确保工人享有自由加入工会权利，提升工人开展集体谈判能力等。同时，将制造业就业作为扩大中产阶级重要渠道，配套推出“美国制造税收计划”，确保企业承担更公平的税负，鼓励美企在本土投资，包括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21%增至28%，推动制定全球企业最低税率，结束全球企业税“逐底竞争”，防范就业机会和企业利润外流等。此外，拜登政府还推出“美国家庭计划”，将个税最高边际税率由37%提高至39.6%，将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资本利得税率提高至39.6%，促进税制公平，在为基建计划筹资的同时着力弥合收入差距。救助计划方面，为避免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状况进一步恶化，出台“美国救助计划”，包括为年收入不超过7.5万美元的个人增发1400美元现金；延长失业保险金领取时限，为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小企业尤其是少数族裔拥有的小企业提供额外支持；重新开放《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的注册，加大医疗保险保费补贴力度并扩大医保覆盖率；增加疫苗接种和检测经费等。最低薪资方面，拜登已签署行政令，将美国联邦承包商的最低时薪提高至15美元,并规定自2022年1月30日起，美国所有联邦机构均应在采购招标中纳入15美元最低时薪条款，至2024年，确保签署联邦合同的小费收入雇员获得与其他雇员相同水平的最低工资，缓解收入不平等状况。产业政策方面，加大供应链审查，包括签署“购买美国货”行政令，促进制造业回流，利用政府采购为国内制造业产品创造市场，尤其是支持中小企业、少数族裔企业创造就业机会。为半导体、药品、关键矿物质和大容量电池等关键产业扩大本土产能提供融资支持，鼓励构建电动汽车等产品生产国内供应链，在保障关键产业供应链安全的同时，为工人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竞争政策方面，美国已就规制大型科技企业垄断行为形成两党共识，尽管谷歌等科技巨头是拜登竞选金主，但拜登政府仍推进对大型科技企业的反垄断调查，强化竞争法执法力度。众议院亦提出五项法案规制大型科技平台影响力，着力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二）国际层面，通过实施“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维护美中产阶级利益。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国内不平等问题，拜登政府明确提出“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紧密结合，强调对外决策须服务美中产阶级诉求，增进中产阶级福祉。一是确保贸易规则符合中产阶级利益。承诺在国内大规模投资到位前，美国将不会启动任何新贸易谈判。强调贸易协定须包含劳工、环境及强有力的执行条款，引导贸易规则制定向有利于美国中产阶级利益方向倾斜。二是打击贸易伙伴“不公平贸易行为”，促进本国产品出口。维持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施压中国实施相关结构性改革。推动国际贸易执法机制现代化，制定符合美利益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将向设置贸易壁垒的贸易伙伴提起诉讼，为美农民、牧场主、食品制造商和渔民等积极开拓全球市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筑牢美国产品出口的客户基础。三是制定“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赋权工人参与贸易政策制定，联合盟友打击“强迫劳动”等行为，禁止进口实施“强迫劳动”的国家相关产品，提高全球供应链透明度，同时反对人为操纵汇率，避免贸易伙伴借此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

思考与启示

经济不平等越来越成为全球性难题，并非美国独有，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问题亟待解决。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社会尤为关注不平等问题。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明确提出决心利用所有可用政策工具应对日益加剧的全球不平等问题。各主要经济体预计将加强沟通合作，加大应对不平等举措。我国脱贫攻坚已取得全面胜利，过去四十年减贫超过8亿人，基尼系数逐渐下降，解决贫困和应对不平等问题成效显著，可考虑积极参与相关对话和国际交流，积极争取应对不平等问题国际话语权。稳妥处理中美竞合关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多双边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多边层面，在G20、IMF、世行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就SDR分配、减缓债、IDA新一轮增资等的沟通协调，加大对低收入国家发展援助合作。推进国际发展领域三方合作。敦促发达国家及时足额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共同应对大流行病、气候变化、跨国公司避税等全球性挑战，解决造成全球贫富差距和发展鸿沟的根本性问题。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发展既平衡又充分，发展成果公平惠及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双边层面，鉴于美国中低收入群体对我国相关产品和市场仍有需求，我国宜根据“比较优势”继续扩大对美质优价廉的商品出口，加大对美能源、农产品等进口，拓展教育、旅游等服务贸易合作，通过贸易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双赢，拉紧中美关系纽带。加强政策沟通，探讨将共同应对经济不平等打造成为中美合作新领域。

（二）坚持底线思维，做好政策储备，着力维护我国外贸外资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我国宜跟踪研判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相关溢出效应，防范美国在劳工、环境、汇率、强制性技术转让、市场开放、过剩产能等方面对我国施压。联合与我国立场相一致的发展中国家，反对美西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积极争取在环境、劳工等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建设上的话语权，切实维护我国发展利益。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巩固全产业链优势，增强我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拉紧与美利益纽带，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三）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着力缩小收入差距。我国宜利用好美国政府政策内顾窗口期，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一是合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着力缩小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统筹三次分配领域相关政策，健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机制，着力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深化户籍、土地等制度改革，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积极研究财税支持政策，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十四五”期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二是加强对外沟通，做好政策宣介。积极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依托中国减贫的生动实践和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  刘慧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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