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共（1927.9-2021.7），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获首届“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1927年出生于辽宁省盖州市，1947年9月就读于东北大学农学院，1948年11月赴解放区正定华北大学学习，1950年3月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曾任财政教研室党支部书记。1972年11月至1978年8月在北京经济学院工作期间，曾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党总支书记。1978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曾任财政系副主任、主任，校党委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税务学会常务理事。主编的《财政学教程》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88年），《财政学》荣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一等奖（2021年）。2021年7月23日，陈共先生病逝。

今年6月15日，陈共先生即将被送往医院的前一天上午，我来到先生家里。先生受病痛折磨，多日不下饭食，他躺在床上，脸颊深陷，身上消瘦得厉害。他见我进屋，摆摆手，示意我坐在床边。

“我有几句话要说，也要你转达给郭老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郭庆旺教授）。”他眼睛微眯着，停了一会，又说：“人总是要走的，我现在走也没有什么遗憾的，这不是什么悲哀的事情。不要给大家添麻烦，追悼会可免，追思会可免。但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以前跟你们说过，我再重提一下。”他声音有点低，我半伏下身子，仔细听着他每一句话。

“第一件事，关于中国大规模减税，你们，你们一定要总结出来。中国道路的成功，大规模减税一定是重要力量。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大规模减税，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中国做得这么好。要将大规模减税写成政治经济学，记住，是政治加经济，不能仅写成财政学。”说完，他喘了口气，歇了一会。

这件事，先生多次提及。我国从2013年起持续推进减税降费，尤其近三年力度之大、范围之广，举世罕见。先生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一直关心经济运行和财政改革。他认为，近十年最重要的财政改革是减税降费，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要站在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建设现代化强国角度看待大规模减税。

先生的话让我有些惭愧。近几年我和同事虽然研究了一些税收问题，但远没有达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高度。我想到先生在94岁高龄时发表的一篇《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万字长文。在文中，他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学问，财政学则是研究财政领域利益关系的学问，就学科的性质而言，财政学是一门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文章就新时代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财政学”在模式和思路等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文章发表后引起学界的共鸣和惊叹：没想到一个如此高龄的学者有着如此蓬勃的思想活力。先生在治学风格上，一直是在不断吸收新思想，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一生历经多次重要历史时期的转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吸收苏联经济思想，改革开放后吸收西方经济思想，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将财政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高度，他开始有意识将政治与经济结合研究财政问题，在每个时期，他都力图将新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精髓相结合，创造出能够在各个时期指导实践的理论与政策。

我正回想时，先生又说：“第二件事，就是《财政学》教材的事，希望你们写出一本真正体现中国财政规律的《财政学》教材。”

这件事，先生近几年也常提及。学过财政学的人都知道，先生主编的《财政学》是国内应用面最广的财政学教材，它一版再版，从1998年改为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共发行230多万册。先生90岁后，分别在2017年和2020年推出第九版和第十版，今年该教材荣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一等奖。从踏上财政学研究那一天起，先生就在教材建设上倾注全部心血，早在1964年他就以主要作者推出《财政学（初稿）》，成为新中国财政学教材的开山之作。改革开放后，他以主编或主要作者身份，陆续推出《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财政学教程》《财政学》等教材，每一本教材都广受欢迎，为国内众多高校所采用。教材的最大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将西方财政思想和中国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学人，至今仍是莘莘学子常用的教材。

然而，先生并不满足。他持续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向，对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保持着高度理论自觉。他意识到原先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财政学的不足，在新版教材中，他写道“应当大力提倡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来研究财政问题，来编写财政学，这是财政理论研究和财政学的方向，也是财政理论和财政学创新的关键所在。”并对财政研究的现状表示出深深的忧虑：“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态。”

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他，然而，面对这个枯瘦的、说两句就要喘一喘的财政学界前辈，实在不忍心再让他费神。于是在他耳边说：“您放心吧，您的教材立了财政学标杆，财政系老师们一定会发扬好您的精神，沿着您踏出来的道路走下去……”

我还想表达什么，突然之间，先生不知哪里来的气力，大声说：

“要把你们的精神写出来！要有胆量和勇气，我没什么了不起，不要受我影响！”

先生的神情，仿佛让我又见到先生给我们授课时的样子。我在读研究生时，先生曾完整地给我们班上过一学期财政学课程，每当他讲到兴奋处，会将身子微微前倾，边大声说边用前手掌敲着桌子。那一年，他已是75岁了。

先生的《财政学》教材虽然名满天下，每次我们去看他，他都表示，他主编的《财政学》还有很多待完善的地方，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教材总会落伍的。他希望郭庆旺教授带头，写本完整体现中国财政规律的教材。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太好，如果我们说要开展教材建设，那么以他的性格，势必要参与讨论。为避免他劳神，每次他提及此事，我们都只是虚应着，一直没有跟他深入探讨。实际上，就在前几天，教育部公示了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名单，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教师为核心编写团队的《中国财政学》赫然在列，团队成员都很高兴，同时觉得教材得到国家层面的推动，先生的多年心愿会得以实现了。不过由于先生身体每况愈下，今年长时间住院，我们不忍心在病榻上跟他讨论此事。

面对老人家一片赤诚之心，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安慰他：“您放心，一定的，一定的……”

先生像是完成一件重要心愿，微闭着眼，声音低下去，说：“就这两件事，一定要转告给郭老师。”家人给他披上薄毯，他侧躺着身子，不再说话。

第二天，先生就被送往医院，在病床上辗转了一个多月，终于还是不治。在八宝山送别先生时，挽联上写着“杏坛守望者育植无边桃李；财政弘道人开拓一代学风。”它高度评价了先生在教育和科研两方面成就。但先生常说：“我这一辈子，说实在的，就是老老实实做个教员。在学术方面也不能说没有点成就，但主要还是个教员。”这句话，二十年前他是这样说，去世前几个月接受采访时还是这样说的，那样谦虚，那样真诚。

依我看，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一直在突围中：解放战争期间，从东北穿越硝烟到解放区，是一次突围；到华北大学后从理工科转入经济学科，是二次突围；计划经济年代在苏联经济思想笼罩下实现财政理论中国化，是三次突围；改革开放后突破旧有思想束缚，敢于提出“赤字无害论”等重要命题，是四次突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突破旧有研究模式，将西方经济思想与中国实践结合，是五次突围；直至生命最后几年，他还试图将财政学从经济学藩篱中突破出来，这是六次突围。

二十年前，先生接受采访时说：“我感到，伴随我一生，同自己的经历和成长过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可概括为一个‘逼’字。”如果他在学问上稍有安于现状之心，那么就不需要突围。并且，他作为新中国财政学界第一代登山者，也有足够的理由在山峰上多歇息一下。然而，社会发展未有停止日，学者求道未有息肩时，先生就是以“逼”字贯穿一生。朝于斯，夕于斯，平日于斯，颠沛于斯，终成一代财政学大师。

先生最后念念不忘的，正是一个学者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两件事：教育和科研。不仅如此，先生所关心的大规模减税和教材建设，应该有更深的含义。我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财政作为政府活动的集中体现，近十年来在实践层面大踏步向前，重要改革不断推出，为此，中央频频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先生所恒虑于心的，应是在这个大时代中财政规律的发现和总结，在他内心里，应是想着在这个大时代里，担当起学者的使命，要不负时代，不负未来。

梁启超先生曾道：“负责任最苦，尽责任最乐。”先生一生，尽其心，尽其力，将学问与生命结合，将学问与社会发展结合，责任担负一生，终生在苦处，终生在乐处。而今，先生长归道山，可以歇肩了。

责任编辑  张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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