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老陈去世，甚为伤感。这位在财政一线工作了35年、只领取了3个月退休金、一心一意为工作的老同志，就这样突然离开了我们，安祥地走了。

他的儿子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厚厚的一沓欠条：某年某月某日所欠农业税、某农户应缴耕地占用税、某项农业特产欠税……最早的年份是1989年，共有600多张，金额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总计4万多元。为表纪念，儿子将欠条在老陈坟前默默地烧了。

对于老陈的欠条，我是知情人。

老陈读书不多，当年财税还没分家时曾当过财税所所长，是有名的“铁税官”，每年完成任务都在全县各财税所之首，年年被评为先进。老陈命苦，妻子在婚后不到5年弃他而去，留下一个3岁大的儿子，他既当爹又当妈，辛苦把儿子抚养大。

认识老陈是1992年，我刚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全县最偏僻的一个乡财政所工作。此乡位于黄龙潭水库边，群众居住在山上，全乡1万多人，山大人稀，到处是阡陌纵横的羊肠小道，境内只有一条从河谷底延伸贯穿全乡的沙土公路，到村组只能靠步行。

起初，我人生地不熟，由老陈带着下乡，白天同路、夜晚同床。老陈个儿大人胖，又有高血压，上山下山都很吃力，一般走两三里路就要歇歇脚。每每走到纳税人家，便已疲惫不堪，靠在椅子上就能入睡。

我所在的财政所每年年初都要将全年农税征收任务分解到个人，实行分片负责制，年终按任务完成情况奖惩兑现。当时，由于财政所不是农税征收主体，没有行政执法权。对偷税、抗税的农户只能通过县农税局按行政执法程序执行，前后需要八九个月的时间才能到位，有的案件还要跨年度。由于农税税源小而分散，被执行对象又是农民，很多偷税、抗税案最终不了了之，起不到执法效果。再加上客观条件的限制，农税宣传不到位，更增加了收税难度。其中，农业税每年由乡村两级干部协助完成，耕地占用税和特产税则需要每位干部亲自到分管区征收，收税要靠农税干部现场说法，完成任务十分困难。

有一次，我和老陈在从乡下回财政所的路上，突然被几个群众挡住，为首的年轻人说老陈讹诈他。问清来由才知道，此人当年建新房，老陈核定其应交耕地占用税500元，他不但拒交还百般辱骂老陈，好在村干部及时赶到。后经调解，老陈开了500元税票给他，他却只交了250元，其余的就是不给，最终只好打个欠条。如今拦在路上讨要前期交的税款，说老陈向他要“黑钱”，税票也是假的，在市场上买的。后在我的解释证明下，老陈才得以脱身，但所欠的税款一直没有收到。

老陈是个好心人。记得在梁家村收农业税时，有一户只有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家，儿子长年在外打工，几年都不回，也没有消息。农业税每年都要靠两位老人卖牲猪交纳，但那年牲猪在年初发病死了，家里也没有剩余粮食可卖。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老陈用自己的工资主动为他们垫交了税款。

在那时，农民的收入主要靠外出务工，每年夏季征税时，很多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没有回家，在家的老幼妇孺又没有挣钱路子，一时钱紧凑不齐税款。为了不影响全乡农业税收缴的完成进度，老陈便经常为一时交不齐的农户先行垫付，让农户打欠条，等到逢年过节打工者回来后再还钱。每月底交农业税票时，必须票款同行，老陈就东挪西借，或用工资抵扣，一年到头剩不下几个钱。到了年关，有挣了钱讲信用的主动给他送来；也有没有挣到钱的承诺来年再还；还有连面也不见的，但老陈从不计较，来年有困难还会帮。

就这样，老陈的欠条越积越多。

2005年，省里全部免征农业税后，种田农民再无农业税负担，真正实现了“零税负”，老陈也因病内退了。

内退后的老陈回到家乡当起了农民，他笑着说以前当农民苦啊，如今国家免税了没有负担了，自己也要当农民！他将工作期间农民打给他的欠条整理好，封进信封，用他的话说：“国家都不要税了，我还能要么！”财

责任编辑 李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