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1-19 作者:赵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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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们常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其实岁月流逝的速度岂是“箭”和“梭”可以比拟的。像我们这些在建国初期不过20岁左右的年轻“小字辈”,如今一晃竟都成了“耄耋”之年的老者。半个多世纪、两万多个日日夜夜就这样转瞬即逝,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当此人民共和国60年华诞之际,脑海中不禁浮想联翩,建国初期在财政部工作、生活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迈入财政部大门
1949年7月初,组织上通知我调北京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工作。北京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财政部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我想反正和我们所在石家庄郊区农村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经过简单整理,第二天即同爱人抱着出生仅两个多月的儿子乘马车赶到火车站,登上了一列去北京的都是闷罐子车厢的火车,大家只能席地而坐。由于京汉铁路不通,火车需绕道德州、天津,车速很慢,走走停停,第二天上午到达北京前门车站。
部里接我们的同志说,财政部离这里很近,进城门洞不远就是。走出车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大的成墙和前门城楼,庄严雄伟。进城后横穿东郊民巷路口,再往前走不远就到了财政部,古香古色的大门和一排临街平房,坐东朝西,对面就是天安门广场。这条街原叫“公安街”(现为天安门广...
人们常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其实岁月流逝的速度岂是“箭”和“梭”可以比拟的。像我们这些在建国初期不过20岁左右的年轻“小字辈”,如今一晃竟都成了“耄耋”之年的老者。半个多世纪、两万多个日日夜夜就这样转瞬即逝,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当此人民共和国60年华诞之际,脑海中不禁浮想联翩,建国初期在财政部工作、生活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迈入财政部大门
1949年7月初,组织上通知我调北京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工作。北京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财政部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我想反正和我们所在石家庄郊区农村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经过简单整理,第二天即同爱人抱着出生仅两个多月的儿子乘马车赶到火车站,登上了一列去北京的都是闷罐子车厢的火车,大家只能席地而坐。由于京汉铁路不通,火车需绕道德州、天津,车速很慢,走走停停,第二天上午到达北京前门车站。
部里接我们的同志说,财政部离这里很近,进城门洞不远就是。走出车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大的成墙和前门城楼,庄严雄伟。进城后横穿东郊民巷路口,再往前走不远就到了财政部,古香古色的大门和一排临街平房,坐东朝西,对面就是天安门广场。这条街原叫“公安街”(现为天安门广场东路),其位置相当于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现址,财政部居于街中。进入财政部大门,通过一个长方形院子,然后进入二门,二门内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应该说是主院,院子正面是一座高大的宫殿式建筑,称作“大殿”,门上悬一块题为“九世经邦”的横匾。这里就是部里的大礼堂,里边摆放着一些条凳。主院周围全是砖木结构的旧式平房,规格有大有小,有高有低,这里有部长办公室、专家室、大小会议室,还有经建、行政、文教、国防、农税等单位。大院北侧几间大小不等的院落是人事、党委、总务、主计、监察等部门办公的地方。只有东头最后的建筑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办公厅大部分人员在这里办公。
当时,财政部的干部一部分来自解放区,一部分是各大学的毕业生,还有少数是留用人员。绝大部分都很年轻,像戎子和、吴波等老部长,当时不过40多岁。年轻、实干、简朴,这是我迈入财政部大门后的突出感觉。想不到我以后就在财政部一直工作了40多年,直到1991年离休。
刚来华北财政部,我被分配到研究室工作,领导研究室工作的是李成瑞同志。研究室的干部更年轻,除秘书张松如同志年纪较大一点外,其余全都是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当时研究室的任务主要是搞税收负担政策的调查研究,跟税务总局的工作关系比较密切。我在研究室工作时间不长,曾多次赴北京图书馆收集税收方面的资料;参加北京市前门、宣武区一带关于房地产税情况的入户调查;还被抽调到税务总局搞了一段召开全国税务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由于研究室具体工作任务不多,所以大家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部里对学习抓得很紧,除统一组织的《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和时事政治的学习外,还要学《苏联财政》等业务方面的知识,有的同志还坚持学习外语。每天早晨上班前集中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吃早饭上班工作。
开国大典和中央财政部成立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这一天我们都起得很早,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到部里集合,然后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进发。整个广场人山人海,红旗飘扬。财政部队伍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左侧、金水桥北岸,离天安门城楼很近。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全场热烈鼓掌、欢呼、雀跃。接着举行阅兵式,一队队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经东三座门走向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能够有幸参加这一盛典,我感到无比幸福和幸运,但唯一略有缺憾的是由于队伍位置离天安门城楼过近,未能亲眼看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也在原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的基础上成立。为纪念中央财政部成立,我记得在部大礼堂的右侧曾请摄影师来拍过一张全体合影,站在后排的同志还从礼堂搬来长凳,站在凳子上拍照。
值班专线电话
中央人民政府刚刚建立,面对的是旧政府遗留下来的一堆烂摊子,可说是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日夜操劳,特别是作为共和国总管家的周总理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为了保证总理对财政部的指挥和联系,专门在部长办公室旁的房间内安装了一部总理办公室与财政部之间的专线电话,是一部旧式手摇磁石电话机。为了保证夜间和节假日专线电话的畅通,部里抽调经建处曲文宝同志和我来承担值班任务。我们两人轮流值夜班,第二天可以休息。值班室只摆了桌椅,值班时间不能睡觉。事实上,当时每想到总理深夜还要继续坚持工作时,我们又怎能安心睡觉呢。值班时有事要立即报告吴波同志。吴波原来是华北财政部副部长,中央财政部成立后,任办公厅主任。专线电话就在他的宿舍隔壁。有时晚上他过来和我们聊聊,了解我们的工作和思想情况。当知道我们夜里值班事情不多,第二天除适当休息外还可以干点别的工作的情况后,就迅速给我们安排工作:曲文宝同志到办公厅副主任王乐明办公室工作;我到吴波同志办公室工作。这样,我们除夜里坚持认真做好专线电话值班工作外,白天也可以尽力做一些事务性工作。
难忘繁忙的计划科
1950年4月,贺文俊同志调来吴波同志办公室工作,我调到主计处计划科工作。主计处就是后来的预算司,当时设有秘书室、计划科、地方预算科、会计科、制度科。计划科科长是王丙乾同志。科里总共十二、三人,下分综合、收入、支出三摊。我所在的收入摊有陈今池、胡连芬、陈淑谦、鄢钦等五位同志。
计划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国家预算草案的编写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检查分析。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刚刚解放,预算编制执行工作的基础资料和软硬件条件都很差。就拿计算工具来说,开始时全部要靠打算盘,密密麻麻的一大堆表格数字,都得用算盘来计算核实。所以珠算技能就成了我们最重要的基本功。好在我年幼时曾跟父亲学练过一点珠算,俗话说“学会九遍九,就把天下走”,没想到这时确实还派上了用场。后来,科里开始配备了几台最原始的手摇计算机。运算时,要一位一位数地拨好位置,然后按照加减乘除不停地用手摇动计算。由于计算机数量少、噪音大、运算速度又不太快,特别是加减法还不如珠算速度快,所以科里形成了手摇计算机与珠算并存的局面。有时计算机“哗啦哗啦”和算盘子“啪啦啪啦”的响声连成一片,真好像在演奏一首美妙的交响乐。再拿预算表格来说,开始只能使用白纸现画现用,科目需要现填。为了使表格样式和科目字体工整美观,王丙乾同志都把有关表格统一画好、科目填好,然后交给我们分头收集有关数据资料,直接填写即可。经过许多同志的辛勤劳动,国家预算草案的雏形就在这里诞生了。
国家预算事关重大,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早在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毛主席就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计划科的同志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工作积极性很高,加班加点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特别是王丙乾科长身先士卒,事事以身作则。我们经常在早晨上班去的路上看到他才刚刚回家。
记得在计划科里曾遇到过这样一件紧急任务:为了便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审阅预算草案并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要把横排、阿拉伯数字的预算大表和说明,专门改为竖排、中文数码账本式装订的预算本子。为此,我们把改好的预算本子送到朝阳门内中财委印刷厂,连夜加班赶排赶校,及时完成了这一特殊任务。
随着工作的进展,机构也在改变。计划科抽出我们几位管收入的同志先是成立岁入科,后又改为公债科,科长是李涉同志。为了加强折实公债的发行工作还专门调来一位在旧政府管理过国债工作的何骏超先生。至于后来在处改司的时候,主计处为什么不按原来机构改革方案改为主计司而是改为预算司,据我了解,主要是因为在发文编号时,主计处或主计司应编为“财主字**号”,而在土地改革中群众对“财主”即老财地主的仇恨很深,这样的文件编号不太好,所以后来再未用主计司的名称。
可贵的“三气”
追忆建国初期财政部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我觉得最突出的可以概括为“三气”,即朝气、正气、和气。
朝气。这固然与当时干部队伍年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大家革命热情和政治激情高涨,个个勤勤恳恳,人人埋头苦干,业余生活也生动活泼、丰富多彩。部内大院里建有比较好的篮球场,有时组织司局之间开展比赛,部代表队还参加了国家机关的篮球比赛,成绩还蛮不错。像毕学曾、聂吉存、李克柱等离休老同志,想当年还是篮球场上的“健将”呢。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俱乐部还在简陋的大礼堂组织舞会或放映电影,参加者相当踊跃。有时青年团委和俱乐部还组织我们乘大卡车去颐和园郊游或到体育馆看国际球赛和体育比赛。
正气。财政部的工作人员来自老解放区的比较多,他们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特别是部领导如戎子和、吴波等同志,处处严以律己、厉行节俭,因而可以说财政部正气蔚然成风,各方面也比较公认,特别是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奉公守法、廉洁自律更成为每个工作人员的自觉行动。就我个人来说,当时生活比较艰苦,但还感到相当满意。在石家庄农村时,每天都吃小米饭,一周改善一次生活吃一顿细粮,每月生活津贴费只有8斤小米;进城后虽然还吃小米、高粱米,但吃细粮的次数增加,伙食质量也有提高,每月津贴费一下子提高到20斤小米。来到北京后的第一个冬天,天气特别冷,原来发的一套棉衣很难过冬,组织上就增发给每人一件棉背心,穿在身上暖乎乎的,可真解决了大问题。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除通过学习提高认识外,我还曾被派到物资总局去协助搞过情况调查,后来又参加税务总局派往天津的所得税工作队,亲自参加了一段“五反”运动。通过这些活动,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一定要公私分明,不义之财绝不可取。“三反”、“五反”运动中无数生动的事实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受益终生。
和气。商场上常说“和气生财”,我们财政工作者也要和气生财、理财。建国初期财政部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各方面差异比较大,但彼此都能和气相处、亲密团结,人际关系很好。大家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把财政部搞好,把财政工作搞好,把革命事业搞好。不仅工作上如此,生活上也是如此。就拿财政部的黑皮大院宿舍来说,这里房子很拥挤、条件很差,不大的院子里住了二十来家,许多领导同志如王程远、李朋、李力、曹风清等同志都住此院。尽管大家职务不同、家庭情况不同,但相互之间相处得都很好,很和气,有事相互关心帮助。
共和国财政部六十年的历史像滚滚洪流波澜壮阔,而自己不过像一滴水曾在她的怀抱中默默地流淌过。值此共和国母亲六十周年大庆和财政部建部六十周年之际,仅以此文作为小小献礼。
(作者为中国财政杂志社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刘慧娴
更正
本刊18期第25页《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促进地方金融健康发展》一文中“当前江苏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约为3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两个百分点”,应为“2008年江苏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38.5%,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此更正,谨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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