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磐能顶云包产包工实需胆气，精神似铁看关岭姓资姓社先问肚皮。”这副对联生动形象地描述了30年前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顶云公社的社员群众为了填饱肚皮而冒着“受批判”、“坐班房”的风险，采用“赌咒发誓”的方式，探索出“定产到组”进而“包产到户”的土地承包责任制。

“包产到组”

故事得从2004年说起。现顶云乡石板井村陶家寨组的一位老农在分家产时要将自己珍藏了20多年的“宝贝”分给儿子们，当他兴致勃勃地打开自己的“密室”，撬出一个个“宝贝”，拨开外层用于密封的厚厚的干牛粪，再拆开里层竹筐时，儿子、儿媳们大失所望，他们看见的只是一筐筐黄褐色的陈谷子，总共2500多斤。每年新粮都吃不完的儿子们谁都不稀罕这些陈粮，老人只好拿去卖掉。

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农名叫陈高宗，就是这个貌不惊人但看上去极其精干的农民，在30年前将身家性命作为赌注，带领全体村民将土地包产到户。他所保存下来的稻谷，就是当年“定产到组”、“包产到户”后粮食大丰收全家吃不完而留下来的。老人藏这些粮食，一是怕当时的做法违背政策自己坐牢，二是怕上面再次将土地收回，不管出现哪种情况，全家都将再次饿饭。

和记者聊起包干到户，老人的思绪回到了30多年前。1975年，陶家寨生产队与全国各地一样，以大集体的方式经营管理土地，农民年均收入只有56元，人均粮食只有200来斤，许多家庭过完春节就已断粮，常以野菜混合谷糠充饥，生活十分困难。而生产方面，社员出工拖拖拉拉，前面的人到了地头，后面的人还在家头。“队长喊破了嗓子，社员玩脱了皮子，秋天的稻草不结谷子，搞得大家饿肚子。”

“到了1975年冬天，前任生产队长不想干，大家推选我当队长。我也觉得是该尽快想个办法了。”村民吃野菜、野果、粗米糠的日子让老人下定了决心。经过与队委会几名成员商议，大家认为，“包产到户”风险太大，一旦上头知道，不但包不成还得挨批斗，群众还得继续饿饭。最后，决定“包产到组”，各组集中在一起劳动，不容易看出问题。具体做法是：定组和定各组组长；定土地定产量；定人口定劳动力；定耕牛和分农具；定副业人员；定各组送粮人员……但还是有村民提醒说，“这是搞资本主义，是把队分小，是变相的‘包产到户’。”也有社员为陈高宗打气道：“我认为搞包产是个好办法，上面不让搞，我们可以私下干，如果上头知道，顶天就是坐牢。与其等饿死，不如甩开膀子大胆干一场！”

转年春天，陶家寨的人们带着似乎与土地久违了的热情，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又一个春天的耕耘。到了秋天，田地里一片金黄，陶家寨人喜悦之情难以形容。他们早出晚归，颗粒归仓。晚上分粮，送粮队把粮食送到各家各户，把公粮除开，边收边分，不到10天，粮食全部收完，人们又开始秋种。一年下来，粮食翻了两倍多，人均分粮从原来每年不到100公斤增加到250多公斤，人均收入从原来的几十元增至200多元。陈高宗老人回忆，“各家各户的粮食明显比过去多，就拿我家来说，7口人，粮食吃了一年，还剩1000多斤，而过去粮食只够全家吃半年。”

“粮食倒是丰收了，还会像当年搞大食堂一样被收上去吗？包产到组了，还会被统一以大队为单位核算吗？”陈高宗及队委会成员内心亦喜亦忧，“始终像做强盗一样，生怕上面发现。”硬是放心不下，他们又开了一个会，要求各小组长分别到各家各户做思想工作，一是大人小孩不论在何时何地，对外人乃至亲戚朋友，千万不能说本队“包产到组”的事；二是婚丧嫁娶不能大办酒席；三是不能把粮食借出去；四是不能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卖；五是不管谁问，只说自家的粮食不够吃。谁走漏风声天打雷劈，大家撵他搬出陶家寨！

就在陶家寨“开小会”赌咒发誓不久，顶云公社的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到各生产队进行了一次大检查。陶家寨生产队的群众一口话：都说没有分组，坚决拥护集体。公社干部没有问出个名堂，只好这里转转，那里转转，一无所获。

“灯盏窝盟约”

在陶家寨村民组的后山上，有块100来个平米的凹地，沿山而上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入，较为宽阔且隐蔽，另一头有一个出口，可以进入后山。因形如灯盏，村民们称之为“灯盏窝”，平常一般人没事根本不到这里来。如今这里退耕还林后已是林木苍翠。2008年11月初的一天，陈高宗老人和他的几位同伴带领我们走进“灯盏窝”，有声有色地向我们讲述了他们7个人当年“灯盏窝盟约”的事。

1977年初，陶家寨生产队头一年悄悄推行“包产到组”的事从工作队及公社干部的眼皮下“蒙混”过关后，“不如搞到户”的想法在陈高宗脑里不断出现。3月的一天中午，吃过午饭的陈高宗约好罗明才、李国昌、罗定尧、陈忠富、罗国明、陶天银7人相继来到“灯盏窝”，秘密商量“包到户”的事情。讨论来讨论去觉得只有干才有出路。陈高宗也敢作敢担：“要被上面发现，我一个人顶着。”当天深夜，他们冒着“批斗致死”、“坐牢”的危险，将一张写下全生产队30户人家名字的牛皮纸挨家挨户送上门，分别由各自的户主打上了“手模印”，并声明：全生产队的人要保守秘密，万一陈高宗挨批斗、坐牢，他家的农活就由其他6人帮着做，他家的孩子就由全生产队集体抚养到大。从此，顶云公社陶家寨生产队的土地实行了“包产到户”。

“灯盏窝盟约”后，陶家寨生产队的“包产到户”工作正如他们“盟约”所定下的“规矩”一样进行。在以前划分地界时，他们打的是木桩，很显眼容易暴露。这次，他们改为在地里埋石头桩子，让外人看不出破绽。耕田、栽秧大家一起干，表面上看不出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秋收时，有外人在场，就将粮食先抬到集体的仓库里去，晚上没人时，就往自家屋里搬。有一天，一位工作组的同志和群众一起种玉米，发现每个人带的种子都不同，就追问群众，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我们对各种种子都要搞一点试验，看哪一种好，以后就种哪一种。”上面派人到陶家寨检查生产时，大家就集体出工干活，回家后再换算工分。另外，他们还编造了一套工分册、收支账和年终结算分配表，以应付检查。那一年，让他们终生难忘，粮食生产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大丰收，各家各户皆有余粮，个别胆大的群众还悄悄将粮食背到外乡集市上去卖。饱尝饿饭之苦的陈高宗则将头年“定产到组”吃剩的1000多斤稻谷和第二年“包产到户”吃剩的1500多斤稻谷密封保存了下来。

“包产”改“定产”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1977年，顶云公社的云乐与常家寨等几个生产队纷纷效仿陶家寨生产队上一年的做法，也搞起了“包产到组”，结果粮食都增产了。有几个队看到了，再也忍不住，也要求搞“包产到组”。1978年春，看到全公社28个生产队有近10个队都搞“包产到组”而缓解吃粮难后，顶云公社比较大的八角岩生产队副队长伍正才再也坐不住了，挑灯夜战，一连写了3封信，分别发给贵州省委书记、安顺地委书记和关岭县委书记，也要求搞“包产到组”。

转年4月，时任县委书记李清泉接到伍正才的信后来到顶云公社召开座谈会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到会的许多干部和社员都充分发表了意见并举例说明包干到组的好处。即使有少部分持反对意见者，也主要是怕违反政策被说成搞资本主义。最后李书记建议大胆试验，并认为“包”字不好听，容易同“包产到户”混起来，“何必去顶着干呢？工作就得讲究方式方法，改个字，就叫‘定产’。大胆试验，当然要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当年，顶云公社28个生产队有16个生产队试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作业组生产责任制，实行定劳力、定生产资料、定当年生产投资，定各种作物的产量，定工分报酬，超产奖励，蚀产惩扣的“五定一奖惩”。

“有责任制与无责任制，情况大不一样。大灾之年，粮食生产还创历史最高水平，这简直是奇迹！”时任公社党委书记卢泽江激动地介绍说，“定产到组”后，这些队很快气象一新，队长和队委都分别担当了作业组长。队里统一指挥，各组分工负责，产量定到组，群众热情高，出勤齐，出工早，混工分的吃不开了。过去全社倒数第一的新寨大队大变了样，往年八九点钟也出不齐工，“定产到组”后，天麻麻亮许多人已经出工了。当年，试行这一办法后，在夏收作物遭了冰雹、秋季作物遭受旱灾的情况下，平均产量比上年增加三成，最多的生产队增加1倍，秋收时节，顶云公社组织人员对“定产到组”的16个生产队的粮食收成进行交叉验收，并规定：如发现私分回家的，不但要把私分的粮食交回来，还要按私分100斤扣10斤的口粮。16个生产队收完粮食，没有出现私分现象，每个交叉监督人员向公社详细汇报了各队的收入情况，16个队全部增产。

后来，县委驻公社工作队写了一个情况反映，安顺地委宣传部安排通讯员和《贵州日报》记者共同采写了《“定产到组、超产奖励”行之有效》一文，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加编者按《“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进行了公开报道，这就是被大家传颂的“顶云经验”。

“打包经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几年时间，农村实现历史性大跨越。但发展进入新阶段，这种模式出现了障碍。现任顶云乡党委书记刘卫融介绍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但一家一户的土地分散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生产，科技推广应用难度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难，农民靠土地增收有限。该乡秧井组50多岁的泥水工张国学站在自家地里痛心地告诉记者：“土地分到户，家家都种植老祖先传下来的水稻、玉米，吃饱肚皮倒是没讲的，就是手边用钱不活络。我种了几十年的地，每亩地每年除了种子、化肥、农药，自家劳力还不算，纯收入不过三、五百块钱，要谈致富，不知要等几辈子哟！”土里刨不出黄金，没有根治穷病的基础，顶云人就不能真正顶起天上这片云。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只好选择外出打工，全乡每年约有2000亩以上耕地“搁荒”。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充分利用好农村土地资源，走出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的道路，探索农业增效的发展空间，创造了“顶云经验”的顶云人再次走到了土地利用的有效探索前沿。从2004年开始进行土地“打包经营”的尝试。即政府从分散农户手中集中土地，再选择包括外地的种植大户或科技能手进行“打包经营”。出让土地的农户不仅能从承包经营者手中收取每亩500元左右的土地租金，还能再到经营者的地里“打工”挣工钱。尝试获得成功后，2007年乡党委、乡政府决定在全乡大力推广这一模式。乡里从上级财政扶贫资金等渠道筹资100万元，对凡是在全乡规划连片范围内规模种植的农户（可以是外乡农户），政府每亩补助500元的种子或物资，同时，由乡政府、乡蔬菜协会及所在地村委会协调解决好水、电、路的使用及培训种植技术等问题。为确保出让土地经营权农户的利益，每亩土地经营权出让1年租金为500元（后增至600元）。有能力经营自己的承包地的农户，同样享受乡政府每亩地500元的物资或种子补助政策。对于租地种植规模在2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除了向农户支付土地租金外，必须按每20亩带动本乡1至2户农户，参与种植和管理，同时向农户支付工钱和传授技术。政策出台的当年，全乡西红柿规模种植达到2000亩，花江、断桥、关索及铜仁地区思南县等地的土地经营能手和本乡种植能手40多人出面承包经营。到2008年底，全乡以西红柿为主的蔬菜产业种植已达5400亩。

记者调查发现，实行土地集中经营，首先是农民得以增收。农民出租土地后，自己不用承担市场风险，收取了地租的同时还可以在自家地里打工领取工钱，并照顾了家庭和子女，一举三得。据平寨村种植经营33亩西红柿的承包大户黄兴林等人介绍，2007年，西红柿最高亩产量5000多公斤，最低3000多公斤，均价在每公斤2元左右。每亩土地除了支付地租500元、工资1200元、农药及种子、肥料1800元后，承包方每亩地种植一季西红柿纯收入在4200元左右。种植能手“打包”经营土地，不但让当地群众学到了种植和管理技术，而且进一步转变了农民种植观念。顶云乡石板井村农民韦天林2007年夏秋季节目睹了能人大户们在当地种植西红柿获得高额效益后，2008年，也租地100余亩，种植春季蔬菜并获好收成。除了承包经营土地者外，出租土地农户同样“喜获丰收”。石板村农户朱定美家3亩多地出租，除了1800元的土地租金收入外，朱定美还在自家土地里替承租方打工“拿工资”，一季西红柿种植下来，个人工资近5000元。家里土地出租后，爱人腾出更多时间到外地做工，2007年全家年收入在2万元以上。不过，实行“打包经营”，农业生产风险转移到了承包者身上，他们也呼吁政府做好服务工作。记者在与来自贵州铜仁地区的龙姓承包者攀谈中得知，在看到种植西红柿能赚钱后，2008年，他在顶云乡承包了几十亩土地种植，但因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因此，他非常希望有政策性农业保险帮他这样的承包者分担一些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