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失守以后，1939到1943年，日军对国民政府采取了诱降阴谋，将其主要兵力从正面战场转移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强化治安”“巩固基地”、‘以战养战’的战略，加紧对我根据地扫荡和蚕食。一面用“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根据地人民生命及财产：一面用修筑公路网、沟墙、碉堡的“三网”办法，隔断、封锁我根据地区之间的军民往来和物资交流。在这一阶段，日军对晋冀鲁豫边区的各个行署区每年要进行全区性的大扫荡三、四次，对边沿区的蚕食小扫荡就不计其数了。因此边区日渐缩小，从1939年初50多个完整县，到1942年最严重时减少到7个县。负担人口由1，000多万减到600多万，其中冀南区已经变成游击区。正在这个时期，国民政府和阎锡山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并从1940年起先后停止了对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决死队的补给，且不断派军队到晋南、豫北、冀南，对我区进行袭扰和摩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2到1943两年边区遭受了严重的灾荒，先是旱灾，后是蝗灾、水灾。敌祸加天灾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和威胁。

边区军民处在这种困境面前怎么办呢？按毛主席的话说，一是困死饿死，二是解散回家，三是自己动手，积极奋斗，渡过困难，争取胜利。不言而喻，我们当然是实行了第三条，除了动员全区军民展开军事政治攻势，反击敌人的扫荡、蚕食，挫败它的“强化治安”、“以战养战”外，在财政经济上则采取了以下几项主要的措施：

一、贯彻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提高农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旧社会农民在经济上受的最严重的剥削压榨一是重租、高利贷，一是苛捐、杂税、摊派。边区在抗战初期的1938、1939年，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初步的减租减息和废除苛捐杂税，推行合理负担。1940年后半年冀太联办成立后，又修订了合理负担的办法。1941年11月边区政府公布了临时参议会通过土地使用法后，全区大规模地进行减租减息运动。1942、1943两年进一步整理了合理负担和颁布了统一累进税。这样就大大均衡了农村各阶层的税负，并减轻了中农、贫农经济上所受的剥削，激发了各阶层人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

二、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边区从1940年8月到1943年8月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精兵简政，一次比一次彻底。1943年底边区党政军群众团体脱离生产的人员编制比1940年前半年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军队编制减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边区政府从500人减到100余人，财政厅及粮食局从70余人减到16人。全边区脱产人员占负担人口的比例，除太行区约为为4%外，太岳、冀南、冀鲁豫三个行署区都不超过3%。1943年全区人民负担比1941年约减少三分之一，有的地区减少二分之一，有的县甚至减少三分之二。

三、降低供给标准，节约财粮开支，与人民共甘苦。太行区1940年到1941年前就有个别县区，因敌人频繁扫荡，没有及时屯积公粮，党政人员在青黄不接时期，每人每日吃黑豆四两（旧秤，下同）。1942、1943两年，边区遭受了特大的灾荒后，为了救灾渡荒与人民同甘苦，全区党政军民团体大幅度降低供给标准。口粮：军队每人每日由一斤半降为一斤四两，党政群人员每人每日由一斤四两降到一斤。副食品：每人每日由三钱油、三钱盐、三钱肉，各减少一半或全部，蔬菜由每日一斤改为大部或全部吃野菜。1941年定的干部、战士津贴标准，到1943年物价涨了三倍多，仍维持原来金额不变，而且有的地区干脆对干部、战士停发了津贴。行政经费除游击区外，一般都自给三个月。

四、开展大生产运动，渡过困难灾荒。由于党中央、北方局和太行分局的指示，也由于灾荒的逼迫，从1943年后半年起，边区开展了全区性的军民大生产运动。这个生产运动是与救济灾荒相结合的。首先农业以劳动互助合作为中心广泛地组织了互助组、变工队、扎工队。因为那时青年参军较多，又加战勤任务较重，农业生产不组织互助不行。太行山劳动英雄李马保有一句名言：“组织起来顶机器。”提倡精耕细作，多种、多耕、多锄、及时收打。推广优良品种，从敌占区太谷县铭贤中学农场引进的美国的“金皇后”玉米种籽比一般玉米多收二成到三成。还引进了该校农场的西红柿，后来成为根据地一种新鲜菜种。提倡养猪，养牛、羊、骡、驴。广积肥料。兴修水利，在灾荒年间，太行区涉县、黎城修了两条大渠，浇地一万余亩。成为太行区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水渠。以工代赈，开展家庭副业运动。大搞纺织、运输、采药等活动。军政人员开展机关生产，提倡开荒种地，规定每人每年自给粮食两个月到三个月，自给蔬菜一半或全部。经过这样努力奋斗，边区内部地区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特大灾荒得以渡过。

五、开展对敌经济斗争，活跃边区经济。敌人从1939年开始，对华北根据地在经济上就采取了两种对策，一是加强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根据地军民；一是成立国策公司、华北开发会社和合作社等组织，并发行伪钞，套购和抢掠根据地的物资，主要是粮食、棉花、煤炭、生铁等。我们针对敌人的作法，开展了反封锁的对敌贸易斗争。凡我急需的物资和不能制造的物资，奖励入境；凡我多余的物资和我历史上传统出境物资，允许或限制出境；凡我不需要的奢侈品或敌人短缺的战略物资绝对禁止出境和入境。对伪钞采取了严厉的打击办法，在边境设卡兑换，在内地坚决禁止使用，对敌人抢夺粮食棉花的企图，采取了军民劳武结合，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护粮、护棉斗争，破坏了敌人灌仓、屯棉、配给制的各种措施。对敌经济斗争的胜利，边区经济得以巩固，金融物价得以相对平稳。敌人掠夺物资的企图完全被粉碎了。最后，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以战养战”的政策失败了。敌人说：“连付出最大努力支援日满物资的运输和军用自给物资的增产也逐渐难以确保”（见《华北治安战》第446页，日本防卫厅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于此可见一斑。

1943年夏季敌人大扫荡后，我们抓住时机恢复并发展了军工生产，兴办了各项自给性民用手工作坊生产，如造纸、卷烟等等。总之，由于我们实行了上述几项方针和措施，又加1944年晋冀鲁豫边区的大丰收；边区财政收支逐渐接近平衡；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从1943年起，在南太平洋战争的连续失败，不断抽调敌后军力前去支援；我们就胜利地渡过了相持阶段的财经困难，克服了特大灾荒，为1944年以后对敌人的反攻作了必要的物质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