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中等城市（指市区非农业人口20万—50万人）发展很快，1952年有23个，1982年发展到70个，还涌现出一批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效益较好的新兴工业城市。如丹东、安庆1982年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近二倍；同一时期，襄樊、宜昌增长近一倍；佛山、宁波增长80%；咸阳、衡阳增长70%；沙市、湛江、常州、南通、厦门增长50%以上。1982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每一职工提供的利润和税金，南通为6，000元，安庆为5，000多元，常州、蚌埠、衡阳为4，000多元，大大高于一般中等城市的水平，也超过沈阳、武汉、广州、哈尔滨这类大城市。

中等城市的平均经济效益是较高的，但发展并不平衡，有些中等城市的经济效益还不理想。如每百元资金实现利税不足20元的还有39个市，占中等城市总数的56%。在同类型的城市之间，经济效益悬殊也很大。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城市为例，马鞍山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提供的产值为54元，比渡口的36元高50%；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为20.5元，比渡口的9.9元高1.1倍；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2，761元，比渡口的10，083元高27%。以煤炭工业为主的城市为例，每百元资金提供的利税，阳泉、淮北比平顶山高三分之一；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提供的产值高8%以上。以轻工业为主的常州、南通每百元资金提供的利税为35元多，比辽阳高2.7倍；全员劳动生产率也比辽阳高1.5倍。在各个城市之间，由于经济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不尽相同，是有些不可比因素，但经济效益相差这样大，说明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提高中等城市经济效益的途径很多，从一些地区的经验看，应当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因地制宜地制订城市发展方向。从实际情况出发，发挥本地优势，建立有各自特色的城市，既可以控制城市规模，避免人口膨胀，也是提高经济效益重要途径。蚌埠市的经验教训是很典型的，这个市五十年代曾设想建成一座“玻璃城”.在大办钢铁的时候，想建成一个“钢铁城”，七十年代又设想建立一个“电子城”，终因规划脱离实际，不但不可能实现，并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和各方面的论证，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本地特点的正确的发展方向。蚌埠市农副产品资源极其丰富，又有邻近淮南、宿县、淮北煤炭基地等比较大的消费市场，因此决定建立以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城市。经过几年的努力，蚌埠市的经济效益在中等城市中已名列前茅，1982年每百元资金提供的利税高达46元。全年食品工业总产值达7.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5.6%，实现利税2.04亿元，占全市工业利税总额的61.4%。可见，因地制宜地正确选择城市发展方向.对提高整个城市的经济效益关系极大。

二、有重点有步骤地实行城市体制改革，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中等城市同周围农村有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这就决定了中等城市的生产要以本身的生产力和合理利用农村剩余产品及城乡资源为条件。但条块分割、城乡分割的经济管理体制，严重地阻碍着城乡之间的相互支援，束缚着经济文化事业的协调发展，这种状况应该尽快改变。丹东市在实行市管县的体制后，使城乡经济融为一体，既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自身的发展。1979年到1982年，这个市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倍，平均每年增长28.8%，四年共为国家创利税12亿多元，并发展成为辽宁省的轻纺工业基地。他们的经验说明，城市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三、加强智力开发，提高技术水平。目前，中等城市的绝大多数工业企业的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还比较落后，专业化程度不高，财力、物力也不如大城市。要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必须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近几年，湖北省襄樊、沙市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经济效益较高，是同重视智力开发，重用科技人材分不开的。襄樊市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和聘请人材，发展科技人员千余名，同时通过组织各种学会以及进行技术交流和技术攻关等活动，把市区周围的中央、省属和军工等40多个单位约四千余名科技人员联合起来搞科研，1979年到1982年，全市先后取得科研成果92项，完成技术革新6，500多项。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增加的利润占工业新增利润的45%。沙市采用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并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47所大专院校挂钩等办法，把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作为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82年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创造的价值约占当年新增产值的30%左右。这都说明中等城市通过智力开发来提高经济效益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