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带头搞了国营剧团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不仅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有利，对艺术交流和人才培养也有利。我深深地感到，改革给国营剧团带来了兴旺。

我们北京京剧院现有750余人，国家每年补贴近100万元，其中京剧一团170多人，国家每年补贴近30万元。过去，由于实行吃“大锅饭”的管理体制，形成人浮于事，大批演员窝工的状况。青年演员得不到舞台实践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京剧危机”。

1981年4月我们京剧一团成立了改革试点队，实行“补贴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全队人员只要国家拨给70%的基本工资，其它大部分职工福利（包括营养补助，演出夜餐、托儿、独生子女、回民补助，交通补助，取暖费等）国家不再负担，一切演出费用（包括运输、旅费、住宿、出差费、业务损耗、广告费等）也一概自己解决。试点队还从演出纯收入补足30%工资差额后的余款中提出10%上交剧院，提取30%作为公积金，然后我们再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基薪分红。

试点以来，在两期16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走出首都，到7省18个城市巡回演出360多场，上演40多个剧目，共计收入27万多元。除演出开支外，积累公积金2.8万多元，国家少补贴10万多元，在巡演期间每人每月平均分红50元左右。

改革带来的好处，除了在经济上做到了国家、集体、个人三有利外，还有三条优越性：一是增加了演出场次，促进了艺术交流。试点前，我每年演出不超过10场（出国演出除外），现在搞巡回演出每月平均就要演16场。中青年演员基本每月都演满30场，外加四个星期天增演日场，一个月演出达34场之多。我们的巡回演出，丰富了外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使更多的青年观众增加了对京剧的了解。由于我们在演出中坚持多演戏、演好戏，内容不好的戏坚持不演，在武汉、上海、沈阳等地演出时，每到一地，场场客满，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二是精干了队伍，培养了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试点队70人，除一名脱产副团长管政治思想和行政外，其余都是演职员，人人各尽其责，各得其所。队里艺委会、办公室的人员全由演员兼任。原来170人的任务，现在由70人就完成了。试点队出现了“五多五少”的可喜现象：忙人多了，人浮于事的现象少了；出全勤的多了，请病假、事假的少了；精打细算的多了，铺张浪费的少了；自觉遵守组织纪律的人多了，作风懒散的人少了；刻苦练功的

人多了，混日子的人少了。现在大家都关心艺术质量，注意演出效果。队里逐步形成了不请客、不送票、不找捧场的新风尚。三是增多了青年演员的实践机会，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过去剧团里论资排辈，加上吃“大锅饭”，演出场次少，青年演员得不到舞台实践的机会。现在在试点队里，排戏多，演出场次多，青年演员都被推上第一线。许多青年演员在试点队经过锻炼，都能主演不少戏。有的青年演员在演出时受到观众好评，有了一定影响。在试点队里，无论演出多么紧张，青年演员都坚持每天早起练功，刻苦钻研演出艺术，京剧事业有了一批可喜的接班人。

回顾这一段改革的经历，我深切感受到文艺事业不改革就不能发展。现在文艺事业的体制改革已经开始动起来，我衷心希望其他兄弟艺术团体在改革中超过我们。让我们共同为文艺事业的体制改革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