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9 作者:戴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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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二大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壮丽的前景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要在近几年里,打好基础,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迎接新的振兴时期的到来,是我们财政经济工作者面临的一项繁重的任务。重温毛泽东同志《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对我们更好地贯彻十二大精神,提高财政工作水平,开创新的局面,无疑是有裨益的。
生产决定分配,经济决定财政,生财之道在于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效益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的办法,企图扼杀抗日根据地,使根据地财政经济蒙受了极大的困难。为此,边区政府实行了精兵简政,尽量减轻人民负担,并且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生产来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当时,毛泽东同志批评了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当时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蓬蓬勃勃,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迅速发展,从而保障了革命战争的需要,不但使解放区军民胜利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而且给党在后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
党的十二大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壮丽的前景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要在近几年里,打好基础,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迎接新的振兴时期的到来,是我们财政经济工作者面临的一项繁重的任务。重温毛泽东同志《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对我们更好地贯彻十二大精神,提高财政工作水平,开创新的局面,无疑是有裨益的。
生产决定分配,经济决定财政,生财之道在于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效益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的办法,企图扼杀抗日根据地,使根据地财政经济蒙受了极大的困难。为此,边区政府实行了精兵简政,尽量减轻人民负担,并且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生产来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当时,毛泽东同志批评了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当时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蓬蓬勃勃,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迅速发展,从而保障了革命战争的需要,不但使解放区军民胜利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而且给党在后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深刻地阐明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是根本,是起决定作用的,能够用来分配、交换、消费的,只能是生产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旧中国遗留下的是生产水平极度低下的烂摊子,“一穷二白”是我国经济建设的起点。建国33年来,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9%以上,这样的发展速度,不仅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间所没有的,在当今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起点低,人口多,加上经济发展过程中又经历了一些曲折,按人口平均的社会产品数量还很低,从而不论国家财政收支的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安排,都显得较紧。这也正表明,财政问题归根结蒂是经济问题,我们只有艰苦奋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经济效益,才能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广开财源,更好地保障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从我国当前财政状况来说,要克服财政困难,自然不能就财政收支谈财政收支,仍然要从经济出发,把经济搞活,从发展经济来保障供给。我国1979、1980两年的财政赤字数额较大,象这样大的财政赤字在西方国家一般得用好几年的时间才能把它平衡下来,现在不过一年我们就做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办到了别国要好几年才能办到的事情,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也要看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是在压缩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实现的,以致有些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建设资金难以得到保证,并一度引起对重工业产品需求的减少。分配、交换、消费虽然由生产所决定,却并不是生产的消极产物,它们反过来又会影响生产,所以通过分配推动生产发展是极为重要的。目前,地方和企事业单位还有着相当数量的预算外资金,社会上还有着相当数量的闲置资金。最好的方法是搞好综合财政,指导预算外资金的使用方向;通过适当的措施筹集和组织一部分资金,用于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有重点地开展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这就可以扩大对重工业品的需求,改变机械等重工企业吃不饱的状况,也可以使国民经济的全局活起来。如果我们的经济效益能够提高,经济能够稳步发展,我们的经济状况将会好得多,也为财政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应该说这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在今天条件下的运用,是当前宏观决策上最重要的生财之道。
积累和消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必须统筹兼顾
发展经济是保障供给的手段,而保障供给则是发展经济的目的。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断扩大再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我国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有人担心宣传“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会引起为生产而生产、为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的倾向。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那种不顾人民生活而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的错误做法,是违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而不是由这一方针所引起的。早在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强调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必须兼顾,生产建设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必须合理安排,他指出:“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脱离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条件,“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指出人民的负担是必要的并能得到谅解,但一定要“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遵循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注意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应当保持的协调关系。但遗憾的是,1958年后的三年和1966年后的十多年里,离开了我国经济的具体条件,急于求成,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片面追求高的积累率,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陷入了为生产而生产,使本来可以快一些发展的速度受到干扰和阻滞。对于这个经过反复折腾付出巨大代价的教训,应当认真吸取,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必须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和讲求经济效益,切不可再搞盲目建设、重复生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免了贫困地区的农业税收,提高了职工工资,恢复了奖励制度,扩大了劳动就业,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已经有所提高,大多数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与此同时,职工住宅建设和城市公用事业建设,文化、教育、卫生、科研等事业,也都有较大发展。凡此种种,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顺乎人心,合乎大势,极大地调动了城乡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这些重大措施,是不会出现今天这样大好经济形势的。
可是话又得说回来。保障供给的前提乃是发展经济,办这样那样的好事都需要资金。我国既是十亿人口的大国,又是底子很薄的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我国面临的严峻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是多年累积下来的,不可能一朝一夕统统得到改善,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解决,离开生产的发展去谈生活改善是不现实的。毛泽东同志当年就指出:“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现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有可能出现片面“仁政”观点,主要表现为有些同志嫌好事办得还不够多、不解渴、不过瘾,企图脱离现实可能来为人民谋福利。有的企图再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进一步给农民好处。收购价格不能动,便变统购为超购、变超购为议购,扩大议价收购范围和提高议价,从而扩大了国家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有的则着眼于奖金,认为多发些奖金可以得到工人的拥护,综合奖外有单项奖,增产奖外有节约奖,再加廉价供应“福利产品”,滥发劳动保护用品等等,名目繁多,门类不一。正因为这样,作为提高人民消费的总的决策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却在某些方面出现失控现象,应该引起我们重视。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无论如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只能靠努力发展生产,而不能靠减少国家必不可少的建设资金,否则将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具体地说,农民收入的增加不能再主要靠提高农产品价格,不能再靠降低征购派购基数和扩大议价范围。职工平均收入增长的幅度,只能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不顾生产和利润的实际情况而滥发奖金和各种津贴的现象,必须制止。”这是完全正确的,切中时弊的。实践一再证明,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才能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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