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11 作者:千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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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我国历来的财政方针是: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不打赤字预算。然而1979年出现了170亿元的财政赤字,而且1980年预算和1981年概算还继续有赤字,这不免令人感到惊异。其实,财政出现赤字,在各国财政收支上是十分平常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一般用发行公债(发行内债或举借外债),所以在资产阶级财政学教科书中,公债论又称财政收支适合论。为了弥补财政收支不敷而发行公债也是很平常的。世界各工业发达国家无不有巨额的国家债务。美国债务数额之巨,为世界各国之冠,而美国仍不失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所谓“既无外债,亦无内债”,并不表示一个国家的贫富或国力的强弱。
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我国财政为什么会出现赤字?1979年我国预算总支出为1273.9亿元,在支出中最大的一项是基本建设拨款,实支为514.69亿元,几乎占了一半。由此可见,只要我们把基建拨款减少三分之一,1979年的财政赤字是可以避免的。
基本建设投资占那么大的比重,这里就牵涉到一个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根据我国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积累率不能超过25%,世界各国大多为20%左右。过高则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引起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在第一...
(一)
我国历来的财政方针是: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不打赤字预算。然而1979年出现了170亿元的财政赤字,而且1980年预算和1981年概算还继续有赤字,这不免令人感到惊异。其实,财政出现赤字,在各国财政收支上是十分平常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一般用发行公债(发行内债或举借外债),所以在资产阶级财政学教科书中,公债论又称财政收支适合论。为了弥补财政收支不敷而发行公债也是很平常的。世界各工业发达国家无不有巨额的国家债务。美国债务数额之巨,为世界各国之冠,而美国仍不失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所谓“既无外债,亦无内债”,并不表示一个国家的贫富或国力的强弱。
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我国财政为什么会出现赤字?1979年我国预算总支出为1273.9亿元,在支出中最大的一项是基本建设拨款,实支为514.69亿元,几乎占了一半。由此可见,只要我们把基建拨款减少三分之一,1979年的财政赤字是可以避免的。
基本建设投资占那么大的比重,这里就牵涉到一个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根据我国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积累率不能超过25%,世界各国大多为20%左右。过高则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引起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率平均为24.2%,国民经济各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0.9%。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率平均为30.8%。三年“大跃进”时期,积累率平均为39.3%,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全面紧张,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三年“大跃进”的后果是人们记忆犹新的。
为什么积累率愈高,国民经济非但不能高速度发展,反而大幅度下降呢?这是因为:
第一,过高的积累挤掉了人民群众的消费,挫伤了劳动群众生产的积极性。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本应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积累多了,消费自然就少;基本建设投资多了,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的部分自然就少。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本来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十年浩劫的破坏和影响,加上经济工作上的某些失误,我国很长一个时期未能贯彻这个原则。十年、二十年不长工资,物价不断上涨,劳动群众的实际收入下降了,这是不正常的。
第二,积累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不能保证物资和资金的平衡,扩大再生产非但不能很好地实现,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浪费。在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有多少可用于积累,有多少可用于消费,要受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生产的构成和增长速度的制约,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我们却忽视了这一基本原则。某些人认为,只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得愈大,战线拉得愈长,我国的国民经济便可以高速度地上去了。其结果是适得其反,因为这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基建摊子铺大后,几乎年年都缺少实现它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如钢材、水泥、电力、原材料等等)。就是说,物资年年留有“缺口”(即短线产品),缺口愈来愈大。这样的缺口,不是个别年份,而是持续了若干年,不是个别品种,而是包括所有的主要物资,这就不能不严重破坏国民经济的平衡。由于经济发展是错综复杂的,这种破坏比例关系的后果不是一下子为人们所认识。从表面上看,经过努力,每年留下的缺口后来都补上去了,实际上是挖肉补疮,拆东墙补西墙。这就打乱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正常的比例关系。其结果是基建挤生产,生产挤维修,工业挤农业,重工业挤轻工业,工农业挤商业,经济挤文教科技,如此等等。于是建设规模越来越大,而原有企业却开工不足;新建企业的建设周期越来越长,生产短线产品的企业,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总之,基本建设不正常,生产不正常,非但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有时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
第三,过高的积累率,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片面强调生产性积累,加剧了农轻重比例关系的失调,这就是肉与骨头的关系问题,光有“骨头”而没有“肉”,骨头也是留不住的。重视“重”而轻视“轻农”,结果重工业也上不去。
第四,高积累,低效果。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仅取决于积累的高低。更重要的还取决于经济效果。钱用得适当,一个顶一个用,用得不适当,十个顶不了一个。我国强调高积累,而经济效果却愈来愈低。
积累率过高是“左”的错误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形式。这种“左”的错误并非自“文化大革命”开始,而是来源于1958年的“大跃进”。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一方面破坏生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另一方面在基本建设上却继续加码,乱铺摊子,乱上项目,什么都讲翻一番。由此可见,“四人帮”破坏生产却不反对大搞基本建设。从1970—1976年连续七年积累率都在30%以上。积累率这么高,而工农业生产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本来是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的一个极好机会,但是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对林彪、江青一伙和他们的极左思潮长期破坏国民经济所造成的困难估计不足,对三十年来经济建设正反面经验教训认识不够,有些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许多项目没有经过综合平衡。再加1977和1978年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再一次发生了工作上的失误,把十年规划纲要的一些指标订得过高。幸亏这次发现得早,纠正得快,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但是高的积累率一时压不下来了,许多大的基本建设项目已经上马了。
(二)
如果基本建设都能如期完成,而且可以收到预期的经济效果,我们把国家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投资于基本建设,人民生活再苦一些,我们咬咬牙关,也就过去了。无奈事实不是如此。我们在生产建设方面的浪费是很严重的。
一、由于强调高指标、高速度,凭主观主义瞎指挥,不按科学规律与经济规律办事所造成的浪费。有的在资源、地质、供、产、销、水、电、运输、项目配套、技术经济效果等等缺乏调查研究的条件下,仓促上马,盲目动工兴建,有“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四边”(加边生产)之说,提倡什么“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荒谬理论,还当为先进经验来介绍,其结果必然是经济效果差,三边变成边建、边拆、边改,浪费人力、财力、物力。例如有的地区,铁矿资源十分贫乏,硬要建钢铁厂;煤矿资源不足,硬要大办煤矿。不生产制糖原料的地方,也要办糖厂。东北有个电厂三迁厂址,八改规模,折腾十多次,才建成投产。陕西建了一个10万千瓦的火电厂,煤要从500里外的关中地区运来,发了电有一半送回关中,千里迢迢,煤电倒流。1970年上马的一批维尼纶厂由于任意修改工艺设计,推行没有过关的工艺,原计划三年建成,现在建了十年,有的还未投产。这批项目的总投资,预计要超过原概算的3倍以上。
二、只追求产值产量,不讲质量,亦不问产品有无销路,有无用途。不少产品质量多年来没有提高,反有降低。结果产品产值虽超额完成计划,但对国家、人民反造成很大损失。例如拖拉机质量太差,农民买回去后成为“闲机”,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并未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的产品二十年一贯制,三十年一贯制,国外产品日新月异,我则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很少改进。同时并不问产品有无销路,因为所有产品都是由国家包销的。我国钢产量每年约3,000万吨,而仓库积压近2,000万吨。钢铁年年增产,年年积压,年年进口钢材。机电产品积压更加严重,其中20%要报废。所以长期未被发现,是因为我国生产资料作为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产品无销路,仓库积压与企业无关,损失是国家的。
三、不少企业单纯追求产品数量,忽视原材料和燃料、动力的消耗。我国消耗能源与日本相同,而产值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换句话说,如按日本的标准,我国能源有四分之三是浪费掉的。我国因电力不足,加上农业干旱用电,许多工厂因电力不足而停工或开工不足。
四、由于体制的不合理而造成浪费。如仓库因库房不足,物资露天存放,或因缺冷冻设备,而使食品霉烂。我国渔船因无制冷设备,每年损失大量水产品。棚车转运食品,因冷冻能力不够,常整列车烂掉。但要添盖仓库或制冷设备,则必须上级层层批准,经日费时,大的项目不在计划项目之内,根本不能兴建。有的工厂亏损可以报销,而改进设备则不能批准。反正我国一切由国家包下来,亏钱赚钱与企业本身无关,这方面的浪费不少。
五、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浪费也很严重。《人民日报》曾揭露上海毛麻丝绸公司仓库积压大量原材料造成霉烂、变质,被虫蛀的羊毛达850吨,其中150吨青海毛已霉烂。在丝绸公司坯绸仓库发现有92个品种,计337万米坯绸,积压时间多的达十年以上,少的亦二年,单银行利息就要支付33万元。他们仓库进货不验收,出货不过磅,保管不科学,防火防蛀防霉无措施,物资是公家的,损失也是公家的。像这样的败家子作风,触目惊心。
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全年不过6,000余亿元,国民收入(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商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净收入)1979年才3370亿元,全国财政总收入不过1,000亿元左右。以这样低的生产水平,这样低的国民收入,怎么经得起这样几十亿、上百亿的积压和浪费呢?
所以,假如我们在生产建设上不那么大手大脚,而是精打细算,慎重行事,讲究效果,财政赤字是完全有条件消除的。当然,这不是单纯财政部门所能解决的。
(三)
财政赤字形成之后,该怎么办呢?1979年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动用了历年财政结余80.4亿元,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90.2亿元。向银行透支实际上就是发行钞票。
我认为,与其采取银行透支的办法来弥补赤字,不如发行公债或发行国库券。银行透支实质上就是增发钞票,使市场的筹码增加,物价上涨。用银行透支办法来解决财政赤字,看起来最为省事。银行是国家的银行,货币是银行印发的筹码,国家财政支出都取给于银行,钱不够用,多印一点钞票就行了。殊不知这是通货膨胀的开始,流弊无穷。发行公债或国库券虽然较为费事,但可使市场通货回笼,可以吸收一部分社会游资,鼓励人民储蓄,避免通货膨胀,促使物价稳定。
这里有一个财政金融管理体制问题。过去我国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和定额流动资金都是无偿占用,这是造成企业巨额浪费的原因之一,因为反正投资不要付利息,赚钱与亏本都由国家包下来,企业就不大关心改善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压缩库存商品。如果能改变这种办法,变无偿占用为有偿占用,变国家拨款为银行贷款,这样企业就要加强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设法提高生产建设资金的使用效果,有利于开源节流,减少财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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