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11 作者:王礼琦 李炳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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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是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发展革命战争的重要问题。要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发展革命战争,首先必须解决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给养,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保障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各根据地是在偏僻的农村,经济非常落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3页),又处在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经常受到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怎样解决的,财政管理是怎样进行的,财政政策是基于什么原则,财政工作又有些什么经验?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
财政的实质和作用取决于政权的性质。根据地的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这就决定了苏维埃政府财政的革命实质。毛泽东同志指出:“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的与革命的原则之上。因此苏维埃的财政来源乃是:(一)向一切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二)税收;(三)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
根据地发展的不同时期,财政收入的构成是不同的。在开辟根据地时期,财...
在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是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发展革命战争的重要问题。要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发展革命战争,首先必须解决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给养,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保障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各根据地是在偏僻的农村,经济非常落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3页),又处在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经常受到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怎样解决的,财政管理是怎样进行的,财政政策是基于什么原则,财政工作又有些什么经验?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
财政的实质和作用取决于政权的性质。根据地的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这就决定了苏维埃政府财政的革命实质。毛泽东同志指出:“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的与革命的原则之上。因此苏维埃的财政来源乃是:(一)向一切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二)税收;(三)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
根据地发展的不同时期,财政收入的构成是不同的。在开辟根据地时期,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敌;在根据地初步形成时期,财政收入是以取之于敌为主,取之于民为辅;在根据地扩大巩固时期,取之于民和取之于己发展为主要来源,而取之于敌已降为次要地位。由于各个根据地的建立有先有后,很难划分这三个时期的具体时间,因此下面关于各个时期的叙述只能谈一个大概。
(一)取之于敌的办法和意义
在开辟根据地时期,红军到处游击,没有稳固的后方,没有经济财源基础;人民的生活又很苦,无力承担革命经费。要解决红军的供给,只能靠取之于敌。取之于敌的办法,一是没收封建剥削者的财产,即打土豪筹款;二是战争缴获。
打土豪筹款是在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的路上,发生了财政困难,走到汀州的时候,起义军革命委员会起初想用过去的老办法,即通过商会来筹款。商会虽允诺在三天之内给起义军筹款6万元,但把持商会的豪绅们却把主要负担加到穷人身上,连10亩以内的自耕农和很小的杂货店都摊派了10元、8元不等,而家产在10万元以上的富豪之家仅出三、五百元,况且到了第三天,只交了2百多元,反而闹得满城风雨,引起一般群众对革命军的不满。这一事实教育了起义军的领导,他们立即决定,取消老办法,采取革命的新办法,即镇压了四个罪大恶极的劣绅,发动群众捉拿土豪,对他们实行罚款,并退还了工农群众已出的派款。群众皆大欢喜,仅两天就筹款4万余元。
打土豪筹款是解决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的主要来源。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1927年11月,工农武装占领海丰县之后,革命军也采用向豪绅地主派款的方式,仅三天就筹得了10万元。
战争缴获是红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是工农革命军的特点。海陆丰、赣东北、鄂豫皖等各地的工农暴动,都是如此。海陆丰工农武装在短短的4个月割据之中,就缴获了敌人一师多人的武器弹药,从而武装了自己。红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仅新城战役就缴获了敌人枪枝3百多支,五斗江战役缴获了5百多支,草市坳战斗又缴获8百多支,龙源口大捷缴获了1,000多支,一次比一次缴获的多。战争缴获,不仅在根据地开辟时期,而且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都是红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12月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时,很有风趣地说:“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21页)。
敌人的财产和武器是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而来的,是他们压迫人民、镇压革命的物质基础。取之于敌是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有力措施,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取之于敌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摧毁其物质基础。把敌人的武器夺过来,武装工农群众,把敌人搜刮去的大量财物,没收过来,一部分分给贫苦群众,一部分留下解决红军的给养,发展革命战争,这是完全合理的,也是革命斗争的需要。
取之于敌不仅能很快地筹措革命经费,解决红军的供给问题,而且是执行了推翻豪绅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政治任务,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很大的意义。但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土豪及其财产总归是有限的,割据时间长了,根据地内及其附近的土豪就打光了;战争缴获不可能是经常的,也不可能每次战役都能得到大量的缴获。况且战争缴获主要是武器弹药和战略物资,并不能完全解决红军的给养和供给问题。因此在条件具备时,应当迅速建立人民的税收,奠定苏维埃政府财政来源的稳固基础。
(二)建立人民税收的条件及其历史过程
在根据地初步形成时期,苏维埃政权在不少地区开始巩固,土地革命斗争已经开展,农民分得了土地,并在分得的土地上获得了较好的收成,生活得到了相当的改善,具备了建立人民税收的条件。这时,苏维埃政府才开始征收土地税。海陆丰工农武装于1927年11月举行第三次暴动,占领了海丰县城。海丰县有传统的贸易港口,又有较大的盐场,具备征收出入口税和部分营业税的条件。因此,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在宣布废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之后,立即建立了新的商业税。井冈山根据地的条件不同,所以直到1928年秋收之后,苏维埃政府才在宁冈县开始征收土地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遂川、永新等县各一部虽在割据区域之内,也进行了土地革命,但由于这些地区遭受敌人蹂躏次数多,特别是“八月失败”时,出现了“农民种田,地主割谷”的情况,加之这些地区是山地,农民生活很苦,所以苏维埃政府未收这些地区的土地税。湘鄂赣根据地于1930年才在修水、铜鼓、万载等县开始征收土地税,“税率普通(是)2%,由能剩余五担谷子起征收”(《湘鄂赣边苏区通讯》,《红旗周报》第30期)。鄂豫皖根据地到1931年才开始建立税收,“除皖西外,黄麻苏区每月可收三、四千元”(《红旗周报》第25期)。中央根据地在1932年以前,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建立税收。所以,在根据地初步形成时期,取之于敌仍是苏维埃政府财源的主要来源,而取之于民的税收不占主要地位。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苏维埃政府建立税收是有条件的。工商税是在占有较大集镇和城市,而且等这些城镇的营业恢复正常,经济开始活跃之后,才开始征收。至于征收土地税,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根据地比较稳固;2.进行了分田地,农民分得了土地;3.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得到了真正的实惠。这说明苏维埃政府征税的原则同国民党政府征税的原则是根本不同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不顾人民的死活,横征暴敛;而苏维埃政府是在发展人民经济的基础上,改善群众生活的条件下,才征收适当的税额,供给革命战争的需要。
(三)发展国民经济,保障战争供给
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就是以取之于民和取之于己作为财政的主要来源,这是在根据地扩大巩固时期。由于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许多小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巩固,红军也不断发展壮大。尤其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之后,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了,根据地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加之土地革命的深入,彻底摧毁了封建生产关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因而具备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条件。
同时,由于根据地许多地区割据时间较长,根据地的土豪已经基本打光,取之于敌的财源相对说来,较前期少了,而红军和政府的开支又日益增加,加之敌人进一步加强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造成根据地的现金和物资极大的困难。蒋介石把经济封锁视为一个最重要的战略,甚至认为这比军事进攻“还更重要!”他公然叫嚷:“必须做到‘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的程度”(《前途杂志》,民国23年第2卷第6号),妄图以此来困死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开展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发展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才能解决现金和物资困难的矛盾,才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他还指出:只有“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06页)。
在根据地扩大巩固时期,财政工作的重点是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即以取之于民和取之于己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
取之于民是靠发展人民经济,扩大税收收入。由于苏维埃政府把土地分配给了农民,“1933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1932年增加了15%(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20%。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同上》第117页)。1934年,中央苏区的农业收成又比1933年“约增加一成左右”(《红色中华》,1934年9月18日)。农业的增产丰收,促进了其他经济的发展,使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可靠的来源。
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颁布了统一的土地税、商业税、山林税、店租、矿产租等条例和细则(《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六号》,《红色中华》,1932年9月13日)。同年7月,中央政府鉴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为保障革命战争供给起见,修改了1931年12月1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提高了税率,降低了起征点。中央苏区整理税收之后,税收已成为财政的重要来源和经常收入,对于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起了重要的作用。
取之于己的办法,主要是发展国营经济。在这个时期,国营的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对外贸易局、粮食调剂局,创办了中华商业公司,直接经营进出口贸易和根据地内的某些商品流通;国营工矿企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据1934年3月不完全的统计,仅中央苏区就有国营工厂32个,共有职工2,000多人,另外还有几千工人的钨矿公司。所有这些工商企业,都是为政府提供财源的基础。除了国营的工商企业之外,各机关团体还普遍地进行熬盐、种菜、养猪等生产,直接减轻了政府的开支,这方面的收入也是不可忽视的。总之,这个时期取之于己已成为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根据地财政收入构成的变化,不仅反映了苏维埃政府财政政策的变化,而且反映了根据地及其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反映了根据地经济结构的变化。
(四)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财政措施
1.发行公债。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了50万兵力,向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为了准备充分的革命战争经费,使红军能够胜利地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于同年6月25日决定,发行短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规定半年还本付息。同年10月21日,中央政府又决定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元。革命战争的迅猛发展,要求苏维埃政府动员一切力量、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以保障革命战争的物质供应。为了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1933年7月11日,中央政府决定,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规定五年偿还。
2.向群众借粮。1933年2月,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进入第二阶段,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起了进攻。为了保障红军给养,同年3月1日,中央政府决定向群众借谷20万担。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激烈进行,红军迅猛扩大,需要大量的粮食供给,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联合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要求各级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借10万担谷给红军”,并“于7月10日前完成”。同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又决定,在秋收中向群众借谷60万担。
3.发动群众节省捐献。1933年和1934年,中央苏区的广大群众响应政府的号召,开展了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米的运动,仅1934年6月的24万担粮食动员中,就有7万5千担属于群众的节省。同年,还开展了每人每天节省一个铜板的运动,自愿地捐献给政府,充裕革命战争经费。据中央财政部的统计,仅1933年4月至9月,群众的节省与捐助共达151,173.20元(《红色中华》,1933年9月30日)。另外,广大群众还响应《红色中华》的号召,退还了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券和借谷票。第一期公债已从土地税和商业税中偿还,第二期公债原定1934年6月偿还,可是到5月上旬,广大群众已经退还了90余万元。群众还将1933年的借谷票,有的直接退给了政府,有的改成了节省。总之,不要政府偿还了。节省运动,对政府的财政的确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应当指出,要求群众退还公债券和借谷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做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广大群众对红军的热烈慰问,每次都捐献大量的慰问品。这对苏维埃政府的财政也是一种支援,而且对红军英勇作战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它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自己子弟兵的无比热爱,又反映了红军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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