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11 作者:蔡言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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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是王安石的一句话。意思是说,读经之道,不在乎死抠经书一门,还要学点经书以外的东西。这句话同诗人陆游的“汝果要学诗,工夫在诗外”,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符合辩证法的颇有见地之谈。
王安石读经之论和陆游学诗之谈,对于新长征中的财经工作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仔细想一想,并非如此。建国三十多年中,我们在积累和消费、重工业和轻工业、粮食和多种经营的关系上,片面强调一面,未在“诗外”下工夫,确实干过不少“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事与愿违,欲速不达的蠢事。这里仅举几例。
积累与消费
翻开三十年的统计资料,展现在面前的是这样一个注目的事实,即:积累率的高低和社会投资效果以及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呈相反的趋势。当然不能说这是一种普遍规律,但却是一个客观事实。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率平均为24.2%,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是35元,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3%。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率平均为30.8%,但起伏很大,前三年“大跃进”,积累率高达39.3%。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只有一元,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只有0.2%。
三年调整时期,即1963年到1965年,...
“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是王安石的一句话。意思是说,读经之道,不在乎死抠经书一门,还要学点经书以外的东西。这句话同诗人陆游的“汝果要学诗,工夫在诗外”,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符合辩证法的颇有见地之谈。
王安石读经之论和陆游学诗之谈,对于新长征中的财经工作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仔细想一想,并非如此。建国三十多年中,我们在积累和消费、重工业和轻工业、粮食和多种经营的关系上,片面强调一面,未在“诗外”下工夫,确实干过不少“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事与愿违,欲速不达的蠢事。这里仅举几例。
积累与消费
翻开三十年的统计资料,展现在面前的是这样一个注目的事实,即:积累率的高低和社会投资效果以及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呈相反的趋势。当然不能说这是一种普遍规律,但却是一个客观事实。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率平均为24.2%,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是35元,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3%。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率平均为30.8%,但起伏很大,前三年“大跃进”,积累率高达39.3%。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只有一元,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只有0.2%。
三年调整时期,即1963年到1965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积累率下降到22.7%,而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却为57元,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达到14.7%。
1966年到1976年整个“文化大革命”的11年间(包括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积累率平均为30.3%(从1970年到1976年连续7年平均为32.7%),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只有8元,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平均每年为4.6%。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对10年破坏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1978年建设规模继续扩大,积累率又由上年的32.3%升到36.6%,尽管财政上扫“浮财”,增长速度分别为12.6%和28.2%,但难以为继,不能持久,1979年又掉下来。这一年办了几件好事,就捉襟见肘,出现大量赤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从1970年以来,基建规模就不同程度地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1979年大量财政赤字的出现,实际上是多年连续下来的基建投资超过国力和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暴露,也是在人民生活方面开始偿还多年积累下来的欠帐的反映。
恩格斯说过,积累是“社会最重要的进步职能”。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逐年增加的积累,便不能前进和发展。但是,“过犹不及”,事情就怕做过了头。过高的积累挤了必须保证的消费,就会走向反面。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事实难道不是证明我们不善于运用积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套用王安石的话,难道我们不是“积累而已,则不足以知积累吗?
重工业和轻工业
问题还不仅在于高积累而已,问题还在于积累的使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重“重”轻“轻”,重“骨”轻“肉”,而且几经折腾,形成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以至积累虽高,效果极低,“积重难返”,使国家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
粗略计算,从1952年到1978年的27年间,投资和收入的比例,轻工业是1:13,重工业是1∶1.7;投资回收时间,轻工业平均为一年十个月,重工业平均为五年七个月;消耗能源,占工业总产值42.7%的轻工业仅占工业用能源的12%,而占工业总产值57.3%的重工业却占工业用能源的88%。同一时期,轻工业的基建投资320亿元,只相当于重工业投资的十分之一,而轻工业提供的税利总额,却几乎相当于重工业的全部投资。即是说,假定从重工业投资中抽出十分之一给轻工业,等于给轻工业加了一倍投资,轻工业用这笔投资创造的积累可以使重工业投资再翻一番。可是,我们却没有象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所阐述的那样,用多发展一点投资少、收效快、节约能源的轻工业的办法,走以“轻”养“重”的道路,相反却硬着头皮“重重重”,结果财源不茂盛,市场不繁荣,购买力和可供商品不平衡,不是“一举三得”,而是“一举三失”。
“骨”“肉”不合理。“骨”多“肉”少,职工宿舍、公用事业、商业网点、文教科学卫生欠账很多,这是众所周知的。以每万人中上大学的学生数为例,我国1979年只有10.4人,而在1975年美国为532个,苏联为190个;即使同第三世界比较,比罗马尼亚的77个、印度的52个(1976年)、泰国的31个也差得多。
我国原来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经济落后,重工业尤其落后。因此,一定时期,重工业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重点,象第一个五年中的156项工程那样,未可厚非。但是,事实不是证明我们对重工业是“假想”,而不是“真想”,套用陆游的一句话,不是证明“如果想发展重工业,工夫得下在重工业以外的农业和轻工业”吗?
粮食和多种经营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土质也复杂多样,不仅有宜粮的广大平原,更有宜林、宜牧、宜渔、宜经济作物的广大山区、丘陵、高原和湖海,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处亚热带和热带,不仅可以生产香蕉、甘蔗、柑、橙、荔枝,而且可以生产橡胶。可是在过去极左路线的干扰下,我们却没有充分利用自然界的优点,“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变成“以粮为纲,全面受挤”,多种经营为粮食单一经营所代替,什么林、牧、副、渔,什么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大多数被挤掉了。目前棉花产量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桐油过去年产1亿5千万斤,出口1亿斤,现在出口5千万斤,还挤了内销。大豆由出口变成了进口。种桔柑自然条件不及我国的美国,1978年产1,470多万吨,成为桔柑的主产国,垄断了国际市场,而我国桔柑产量只相当美国的2.5%。在香港市场上,我国的水果加在一起也竞争不过美国的桔柑。澳大利亚自然条件和我们差不多,种甘蔗500万亩,产糖300万吨,而我国种甘蔗900万亩,只产糖200万吨。原因是宜于种甘蔗的广东、福建(如福建九龙江流域种植甘蔗,平均1亩7分地可产一吨糖)因粮食问题却不能成片种植,而湖南和浙江宜于种粮的却种甘蔗(如湖南洞庭湖和浙江温州一带种植甘蔗,平均七、八亩地才产一吨糖)。至于森林复盖率低,造成水土流失,木材缺乏,以及草原破坏,牛羊不足,等等,更是大家感觉到的。这样做,是否真正解决了粮食问题呢?也没有。相反,1980年进口粮、棉、油、糖和轻工原料及市场商品的用汇却占了不少外汇。
粮食上单打一,除了同重工业一样,证明我们是“假想”以外,不是证明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宜于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否则,事与愿违,受客观规律的惩罚吗?
优势和劣势
当前,在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当中,各地区按照“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的方针,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是件大好事。
但是,应当接受历史的经验,注意优势和劣势的辩证关系,优势中有劣势,在一定条件下,优势会转化为劣势。比如,人口多,本来是我国的一个优势。但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多是好事,看不到人多会带来诸如教育,就业、住房、市场供应等方面的困难,听不得不同意见,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横加批判,“错批一人,误增3亿”,使优势变成了劣势。当然,只要全面认识,人多也还有好的一面,而不能在人多面前束手无策。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副所长裴盛基以云南西双版纳发展橡胶、景谷县生产芒果和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生产芭蕉芋为例,结合当前实际,在今年8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谈了注意优势中的劣势问题,更是精辟之论,值得大家一阅。
俗话说,有一利必有一弊。利和弊,优势和劣势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纯优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发挥优势本身不是一个口号,而是科学,科学则要求实事求是,恰如其份,超过一步,正确就会变成谬误。因此,为了发挥优势,必须研究劣势,研究克服劣势的办法,这样,优势才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才是可靠的。
对待发挥优势,既要满腔热情,否则,优势在自己脚下也会熟视无睹;又要十分冷静,否则,头脑发热,盲目发展,优势也不能真正发挥出来。套用王安石和陆游的话,是否可以这样说:“要想发挥优势,工夫下在优势之外”,否则,只看一面,“优势而已,则不足以知优势”。
兼听则明
客观事物是复杂的,而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即使是卓越的伟大人物也难免有失误的地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有点“坐井观天”,只不过井口大小不同罢了。要打破局限性和片面性,重要的方法是“兼听”和“兼顾”。唐朝人魏征说的“兼听则明”,我们在财经工作中历来提倡的“统筹兼顾”,仍然是一个真理。
恩格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我们党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是唯物辩证法最恰当最通俗的概括。“一言堂”、“一刀切”、“一面锣”、“一阵风”之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违背唯物辩证法,违背实事求是,一句话,它是片面的。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发展经济是保障供给的前提。即是说,要想财源茂盛,工夫要下在经济繁荣上。第二,保障供给是发展经济的目的,离开这个根本目的,不顾消费,积累也上不去,上去了,也不能持久。不能认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我们已经执行了几十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八个字,我们讲了千万遍,就觉得没有什么新东西了。上边的分析,能不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执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有所启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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