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11 作者:尹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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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快速折旧”法,起源于美国。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鼓励资本家投资于军工生产,规定凡是接受军事采购合同的垄断企业,其厂房和设备的折旧年限均可缩短为五年(当时一般民用工业厂房为50年,设备为20年)。这样,企业成本费用增加了,帐面上的利润额减少了,因而应缴纳的所得税也必然相应减少。这样实际上等于政府给了垄断资本家一笔巨额的无偿款项。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的逐渐缩短,为了鼓励私人投资,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增强垄断资本的竞争能力,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也大都采取了这个办法。这个办法的实质是利于垄断资本家从中获得大量额外利润,把沉重的税负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的一种手段。
当前,我国理论界的一些同志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一些同志,发表了不少文章和演说,积极主张在我国也实行“快速折旧”法,建议把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缩短为5~10年,以便刺激企业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认为,“快速折旧”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固定资产折旧的基本理论,脱离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我国既无实行之必要,又无实行之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时说:“进入生产过程的固定资...
“快速折旧”法,起源于美国。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鼓励资本家投资于军工生产,规定凡是接受军事采购合同的垄断企业,其厂房和设备的折旧年限均可缩短为五年(当时一般民用工业厂房为50年,设备为20年)。这样,企业成本费用增加了,帐面上的利润额减少了,因而应缴纳的所得税也必然相应减少。这样实际上等于政府给了垄断资本家一笔巨额的无偿款项。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的逐渐缩短,为了鼓励私人投资,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增强垄断资本的竞争能力,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也大都采取了这个办法。这个办法的实质是利于垄断资本家从中获得大量额外利润,把沉重的税负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的一种手段。
当前,我国理论界的一些同志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一些同志,发表了不少文章和演说,积极主张在我国也实行“快速折旧”法,建议把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缩短为5~10年,以便刺激企业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认为,“快速折旧”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固定资产折旧的基本理论,脱离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我国既无实行之必要,又无实行之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时说:“进入生产过程的固定资本,只把它的一部分价值(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尽管有损耗,但它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因此,固定资本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需要用实物来补偿,但这种补偿无论如何不象流动资本那样频繁”。(《资本论》第二卷204页)这就是说,固定资产在长期参加生产活动的过程中,虽然仍旧保持它原有的实物形态,但其构成部分却因不断使用而发生损耗,直到完全退废。随着固定资产的损耗,它的价值部分地、逐渐地转移到生产的产品中去,构成产品成本的要素,并从产品销售收入中逐渐收回相应的货币资金。固定资产由于损耗而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称为固定资产折旧;通过产品销售相应收回的货币资金,称为折旧基金。前者是计算产品成本中固定资产的损耗,后者是固定资产更新的资金来源。
马克思强调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是为了在固定资产“完全损耗,不能使用,而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或再生产时”,有相应的资金来源予以更新;另方面,使一次性预付的固定资产的全部价值能够平均“分配在由一系列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产生的一批产品中”,以便均衡地、真实地反映成本和利润水平,正确考核企业经营成果,促使企业加强经济核算。
摊入产品成本的固定资产价值多少,也就是说确定的固定资产折旧额多大,应有客观标准,不能随心所欲地确定。这个客观标准就是固定资产的平均使用年限。马克思说:“这种生产资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它执行职能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计量。”(《资本论》第二卷176页)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是根据损耗程度确定的。所以,正确估计固定资产的损耗程度,是确定固定资产使用年限、规定合理折旧率的前提。
马克思在谈到固定资产损耗时,分析了三种情况:
(1)“磨损首先是由使用本身引起的。一般说来,铁轨的磨损和列车的次数成正比。”
(2)“其次,磨损是由于自然力的影响造成的。例如枕木不仅受到实际的磨损,而且由于腐朽而损坏。”
(3)“最后,在这里和在大工业的各个部门一样,无形损耗也起着作用。原来价值40000镑的车厢和机车,10年之后,通常可以用30000镑买到”。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因此,它们不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上述关于固定资产损耗的引语,均见《资本论》第二卷190~191页)
马克思反复强调,确定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必须全面地估计上述各种损耗因素,不能偏废。主张“快速折旧”的同志,片面强调了无形损耗这个因素,主张不顾实际损耗程度,人为地缩短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大幅度提高折旧率,这样做实际上失去了计提折旧的真正意义。
主张“快速折旧”的同志,其理论根据就是马克思关于无形损耗的理论。但是,他们忘了马克思在分析无形损耗时所强调的情况。马克思特别强调“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它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的情况,是在“竞争,特别是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产生的。一方面,资本家在平时为了竞争的需要,经常采用新的劳动资料,把旧的劳动资料更新掉;另方面,资本家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为了扭转危局,战胜对手,争取生存,不得不把大量已失去竞争能力的劳动资料废掉,而采用最新技术设备,以增强竞争能力。上述两个方面的劳动资料的更换,一般是以旧劳动资料的废弃为前提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高额利润,榨取剩余价值,没有竞争能力的旧劳动资料是无销路的,何况这种情况又往往是伴随着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产生的。所以马克思进一步强调说:“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化大生产,没有竞争,更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所以说,那种根据无形损耗的理论而得出的在我国必须实行“快速折旧”的结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计提折旧的基本原理的。
这并不等于说,在我们国家就不存在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引起的固定资产的无形损耗。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已进入了电子、核子、航天时代,企业的技术装备也必然日新月异,不断翻新。在这种形势下,固定资产的更新,决不是“古董复制”,“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因此,对作为更新资金来源的折旧基金的需要量会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增大。可是我们现行的固定资产折旧办法,基本上仍是解放初期制定的,当时对此考虑的较少。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适当提高一点折旧率(例如提高0.5%或1%),或者根据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情况,对现有折旧率作适当的调整,我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根据目前我国现状来分析,无形损耗作用的结果尚未达到迫使大量设备提前报废的程度,也就是说,“快速折旧”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毛主席曾经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九亿人口而又经济技术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来说,必须走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道路。我们为了采用先进技术,遍采世界各国之长,搞一点技术引进是必要的,但不能不顾现有经济条件大量引进成套设备。我们已经拥有六千多个大中型企业和几十万个县以上办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这就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我们应该把现有的不很富裕的物力、财力主要用于对这个基础的改造上面。这就是说,我们采用先进技术,绝不能扔掉原有基地、原有企业、原有设备而另起“炉灶”。相反,由于人多和生产资料不足,即使有一些设备不适用于现代化大生产,只要它仍有生产能力,或有改造的价值,就不会让它“退役”进“废品堆”。根据我国的特点,我们对待技术落后的设备有三种办法,即改造、转移和退废。
一种办法是改造。就是对技术落后的设备进行技术革新和改造,使其技术性能和生产效率达到或超过先进水平。在生产过程中,这种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充分挖掘老企业的潜力,充分发挥旧设备的作用,加强对旧设备的技术革新和改造,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这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实践说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以上海纺织行业为例,解放初资本家留下的“万国牌”细纱锭子,转速小,产量低。经过三次技术革新,现在改造成为分离式高速锭子,转速由718转/分提高到18000转/分;产量也由18公斤/千锭时,提高到46公斤/千锭时。平均每枚纱锭年产棉纱0.88件,比国外平均年产0.5~0.6件的水平高50%左右。纱锭经过多次改造,机械性能是新的而机架仍是老的,虽然还保持二十年代的标志,但决不是“老古董”了。其他行业也有许多主要设备经过了半机械化——机械化——自动化——电子控制等革新改造过程,实现了设备现代化。很多设备的“外衣”虽旧,但“内脏”全新。这不仅弥补了无形损耗,而且还使设备能够超龄“服役”。据统计,在全部应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中,超龄“服役”的设备约占15%左右。
再一种办法是转移。某种设备在国营企业落后,而在集体企业就不一定落后;在城市落后,而在农村就不一定落后;在沿海地区落后,而在内地就不一定落后;在机械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落后,而在半机械化、或以手工操作为主的企业就不一定落后。总之,在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低、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所谓设备落后都是相对的。看一台设备是先进还是落后,固然有国际标准,但不能脱离我国生产力的现状,尤其是不应忽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个特点。我们通过这样的通盘考虑之后,就会发现,尚可使用的旧设备,即使被现代化大生产所淘汰,但在我们这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经济技术落后的大国,是有广泛出路的,完全有理由、有条件做到物尽其用。
只有对那些已经没有改造价值的“老牛破车”才采用更新的办法,作退废处理。
主张“快速折旧”的同志,除了“无形损耗”这个理论根据以外还提出了一个实际问题,即由于目前折旧率低,造成企业更改资金紧张,影响了企业挖潜、革新、改造的进程。我认为,当前企业为了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多做贡献,普遍感到更改资金紧张,是个现实伺题。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的不是由于折旧率低,而是由于更新改造与基本建设没有划清界限,资金管理混乱所致。
据上海冶金系统统计,1970—1978年累计提存折旧基金为46715万元,只相当于更改资金使用数的71%,光靠折旧基金是不够用的。但是在全部更改资金使用数中,用于新购建固定资产的就占60%,用于原设备技术改造的占37.3%,用于补偿固定资产退废清理(更新)的仅占12.7%。如把用于原设备技术改造的资金与用于更新的资金相加,只为折旧基金提存数的56.3%。这充分说明企业更改资金紧张,不是由于折旧率低,而是由于把更改资金不适当地用于基本建设,搞扩大再生产的缘故。
目前,企业挪用更改资金搞基本建设的情况比较普遍。1978年上海有关部门对企业的更改措施项目进行了普查,全市投资在5万元以上的更改措施项目就有4900个,总投资19亿元,其中大部分属于基建项目。另外,更改资金的管理渠道多而繁,据统计,企业更改资金的来源渠道多达五大类三十五种。条条渠道都有权批资金,定项目。资金管理十分混乱。再加上资金分配与物资分配相互脱节,特别是对更新改造所需要的物资,长期以来没有专门的供应渠道,致使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更新改造项目所需物资得不到保证。这就造成有的企业感到资金不足,而有的企业却有大量资金闲置。1978年上海建行经办的更改措施项目1298个,投资3.87亿元,到年底财务支用数仅为1.83亿元,有53%的钱花不出去。从1979年的支用情况看,也只能占投资的50%。这种苦乐不均的现象是常见的。有的同志把这种情况比喻发票坐车,急于坐车的人没有抢到票,而抢到票的人却不急于坐车,叫他把票让出来又不甘心,结果车上空荡荡,没有几个人,造成极大的浪费。为扭转这种状况,必须改革现行的事权与财权、物资分配与资金分配相脱节的财经管理体制,进一步明确折旧基金使用范围,划分更改与基建的界限。仅用提高折旧率的办法是不能奏效的。
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表明,在我国实行“快速折旧”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可能。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水平还很低。按现有全国工业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率提高1%,就增加折旧基金几十亿元。如果采用“快速折旧”,折旧率如果要提高5—10%或者更多,新增加的折旧基金将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其结果很大可能是,各为更新,实际上绝大多数要用于基建,搞扩大再生产。这实际上进一步挤了消费基金而提高了积累率,只能是进一步加深比例失调。退一步讲,折旧基金全部用于更新,就目前生产力水平,尤其是第1部类生产水平来看,要在5年或10年之内使全国的固定资产全部改朝换代,恐怕也办不到。
折旧率与成本变化成正比,与利润变化成反比。折旧率的提高,意味着成本的提高和利润的下降,国家财政收入也相应减少。实行“快速折旧”意味着每年减少财政收入几百亿元,这在目前国家财力情况下,势必严重影响对科学、文教、卫生、行政、国防等财政支出的正常安排,使整个社会的发展失去平衡,给国民经济造成混乱。
可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快速折旧”法,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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