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正在逐步加强,资本主义世界的高工资、高消费的情况逐渐被人们所了解。我们国内由于林彪、“四人帮”搞了十多年的假社会主义,我们的生活提高较慢。相比之下,有一部分同志就产生了模糊认识,特别是既无旧中国的感性知识,又未深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一些青年同志,往往简单地拿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工资收入同我国吃、穿、用、住等项开支相比,感到人家收入真高,羡慕之余,模糊地认为资本主义似乎比社会主义还优越。究竟应当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资本主义发家的肮脏历史暂且不讲,我们认为还是让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本身来说话更好一些。
从吴金海去而复转谈起
据解放军报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报道,辽宁省旅大市工人吴金海同志和爱人朱照云同志一九七五年先后去香港,在香港呆了四年,于一九七九年回国。他们为什么去而复转呢?为什么不享受高工资之“福”,却回来受低工资之“苦”呢?他们向解放军报社介绍在香港的生活情况是:平均每月收入一千三百多港币,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元,在国内看来是高水平了。可是请看他们的开支:(单位:港币)
住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房租350元,一家三口每月伙食费700—800元(一斤蔬菜3—4元),买一张电影票6—8元,买一张戏票50—100元,理一次发7—8元,小孩每月学杂费100元,公园门票一张15元。
工资高,物价也高。可以看到一千三百元的收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是相当紧张的,再加上物价不稳定,使得这些以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工人的日子更加艰难了。所以有的收入千元以上高收入的工人,下班以后还要再去打零工,挣点钱,补收入之不足。
更重要的是没有稳定的职业。吴金海说,要找到一个安定的工作是很困难的。他到香港不到四年却换了十一个单位。先是在洗衣房看烘干机,工作时间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干了不到两个月,实在吃不消了,只好到一家印刷厂开汽车,可是这家老板生意不好,已经两个月没给工人发工资了,听说可能要倒闭,干了一个月,赶忙辞职,又到熊沽工程公司开汽车。这家老板对工人的态度特别蛮横,一次和老板顶一句嘴,从此处处找别扭,故意把刹车不灵的车给他开,他想离开,但合同未到期,要离开就得赔偿老板的损失,只好花十元钱买一张诊断书,告“病假”走了。就这样,不到四年时间,换了十一个单位。
吴金海同志说,在香港当工人,没有安安生生的休息时间,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算计怎样干活挣钱。不想法挣钱,就无法生活下去,付不起房租就会被房东赶走,交不起学费孩子就会被学校开除,经常处于紧张的生活状况中。
此外,还要经常忍辱受气,老板不把工人当人看,一不顺眼就遭到训斥,或以解雇威胁你。最怕的是生病,不仅医药费昂贵,而且可能被解雇。
美国生活片断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香港工人的情况,不能说明全部问题。那么我们看看最富的美国的知识分子的情形吧!
美国一个大学毕业生××小姐,现任一个科研机构的秘书兼打字员,她的父亲是一个科学家。她住的公寓是一座楼房,她住在二楼,在起居室里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套沙发,一架钢琴。住房里一个单人软床,一张写字台,一个小方桌,一部电话。房间有空调设备,厨房有电冰箱、洗碗机,洗衣机等全套家用电气设备。室内铺有地毯。她年薪一万一千美元,每月收入九百一十七元,扣除所得税、保险金,每月实际收入六百二十美元。每月开支:
房租225美元,水电费15美元,煤气费15美元,电话费20美元左右。(六美元固定电话费,其余是长途电话费)每周去超级市场一次买食品、饮料、衬衫40美元。工作日在研究所吃午饭,每周30美元(平均每餐六美元)。
以上开支每月共计555美元左右。
另外,每月订杂志10美元,上教堂费10美元,买一两张新唱片10美元。
有时外出吃饭、看电影、乘出租汽车,开支也不少。
要维持这样的生活标准,她自己的收入是不够的。她母亲每年支援她五、六百美元,她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股票,年息一百八十美元。加上这两项收入仍入不敷出。她还要去干第二职业,下班后到大饭馆去当服务员,得到的工资和小费完税后约余二千美元左右,以此收入补充,才能维持她的生活水平。
岂止秘书兼打字员如此,新闻记者也不比打字员好些,她们甚至为自己的事业作出了更大的个人牺牲。我国一个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美国一个女的同行向中国客人介绍说:“在美国,当一名记者要经过激烈的竞争。妇女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保证记者的地位,这还不算,她们还要单独承担家务劳动,而且得不到男子的同情和谅解”,说到这里,她的声音低了下去,说:“我就因为常常要采访写稿件,不能赶回去料理家务,最近不得不同男朋友分手!”原来,这位女记者过的是单身生活。她热爱自己的新闻事业而牺牲了家庭生活,这是多么惋惜的事啊。这样的事,当然不是个别现象,中国代表团同志在纽约一个经济学家中吃饭,在座的七位妇女都是单身。以至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不知用什么语言来安慰她们!
如此看来资本主义世界所推行的高工资、高消费、高物价,只不过是一种推动经济运转,绕过经济危机的手段而已,受惠的是资本家,被奴役的是工人、知识分子。
资本主义世界的高工资、高消费、高物价下的工人、知识分子的生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悠闲自在,他们必须付出高度的劳动强度来维持高水平的生活,他们必须以高度紧张的心情来注视自己的职业进展和物价的波动。就好象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车上的乘客必须精神高度集中,一不小心或本身发生病痛,就会被甩下车来,掉入贫民窟之中。人们的紧张生活,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得到反映,即美国那么多医院,那么多病床,病床的百分之五十五是精神病患者,精神病已成为一种社会的疾病,病源来自社会上极端不合理的现象。如此看来,舒适的物质生活里却包含了严重入不敷出、物价波动以至失业的威胁。即使常年生活在那种“幸福”的社会中,也享受不了那样的“幸福”。
说到医院,同志们知道吗?患感冒,打一针青霉素,收费六十八美元。
供养一个大学生,一年要花七千美元。许多学生课外在饭店洗碗、端菜等找些零活,补贴学费和膳费。这类事很平常,并不认为降低身份。
我们都熟悉韩丁。但大家只知道他一个人生产了和大寨大队一样多的粮食,但大家不知道他买机器而债台高筑。六十多岁的韩丁说:“我要到八十多岁,才能还清这笔债。只要我继续付利息,供给我钱的银行是不着急的。如我不付利息,他们就来夺走我的土地”。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诗。这句话,是否可以说明生在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反而感觉不到他的优越性的问题呢?当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将蒸蒸日上,将日益显示出他比资本主义制度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