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11 作者:卢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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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全国来说,已经进行一年多了。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说明,这个讨论极其重要。近几个月来,这一讨论正在深入。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都在结合学习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进行这方面的补课。我们做经济工作、财政工作的同志,也要补好这一课,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认识论的问题。主要是指人们的认识或理论是否正确,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反映了客观实际,不能用主观的标准去检验,不能用它们自身做标准去检验,必须用它们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客观结果如何去检验。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只有实践才能最终证明人的主观认识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九七八年夏天开始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后,迅速引起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极大兴趣,对人们的思想起了极大的解放作用,对我们的工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讨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进一步肃清了林彪...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全国来说,已经进行一年多了。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说明,这个讨论极其重要。近几个月来,这一讨论正在深入。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都在结合学习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进行这方面的补课。我们做经济工作、财政工作的同志,也要补好这一课,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认识论的问题。主要是指人们的认识或理论是否正确,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反映了客观实际,不能用主观的标准去检验,不能用它们自身做标准去检验,必须用它们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客观结果如何去检验。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只有实践才能最终证明人的主观认识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九七八年夏天开始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后,迅速引起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极大兴趣,对人们的思想起了极大的解放作用,对我们的工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讨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进一步肃清了林彪、“四人帮”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重新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但是,在三中全会以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主要是在领导机关和理论界进行的,还没有普遍深入到干部群众之中;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讨论又没有继续下去。因此,党内党外都有一部分同志,对于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没有弄清楚,思想路线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他们对三中全会的精神及其以后的形势发展感到不理解,跟不上,少数人甚至有怀疑,有抵触。这种情况,自然地提出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行补课的必要性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不仅是我们党制定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现在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间,深入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把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和步伐,统一到三中全会和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的精神上来,统一到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上来。一年多来的事实证明,普遍深入地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结合实际,弄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最好方法。许多地方的干部群众都有这样的体会: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用实践来检验真理,就好像掌握了一把金钥匙。有了这把金钥匙,思想一通百通,豁然开朗。无论那里,一旦打碎了精神枷锁,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沉闷的空气就会为之一扫,党的路线政策就会深入人心,很快就会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和健康发展的形势。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要贯彻执行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政策,非解放思想不可;要解放思想,非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不可。
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绝不仅仅是弄清一些名词概念、学习一点理论知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在讨论中密切联系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和各地区各单位的实际,根据实践标准去总结经验教训,狠批极左路线,分清真假马列主义,真正做到解放思想,解决问题,使各行各业的工作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正如叶剑英同志在国庆讲话中所说的:“思想路线教育一定要落到实处,不要搞任何形式主义。大到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小到一个生产队、一个车间、一个商店、一个学校、一个研究室、一个连队,都要从客观情况出发,认真解决那里由于思想不解放而没有得到解决的实际问题。”我们是做财政工作的,在学习和讨论中,就要密切联系经济建设和财政工作中的实际情况,认真解决财政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方面,我们财经战线,可以说才刚刚开始。极左路线及其在财经工作中的种种表现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许多束缚思想的条条框框还没有打破,不少同志“心有余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的同志思想还习惯于按照“从来如此”的老例办事。同时,由于财经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工作,我们对现代化建设又没有多少经验,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总结,提到理论的高度,因而现在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还不一致。在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过程中,存在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这种情况更加要求我们紧密联系实际,用实践标准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检验我们的各种观点、制度和政策,看看哪些是正确的,应当坚持;哪些是错误的,应当改正;哪些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应当拨乱反正。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尊重实践的权威,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不管是什么人说过的,不管是我们自己历来如此的老例还是外国传来的经典,都不要受它束缚。只要实践证明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就应当坚持,应当照着去做;只要实践证明是违反客观规律、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就要坚决摒弃,坚决改正。这样,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才能给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摸索和总结出一条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道路。
经济活动的结果都要综合反映到财政上来。财政工作面临的问题,有一部分是财政部门特有的,更多的是整个经济工作中共同的问题。我国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有好多年受到许多挫折,发展并不顺利。主要是许多“左”倾思想和“左”的错误阻碍着我们前进。林彪、“四人帮”则把这些“左”的错误推向极端,制造了一条极左路线,给我国经济造成灾难,也给我国的财政和财政工作造成严重的破坏。这种历史状况说明,财政工作上并不是没有束缚人们的框框了,并不是不存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了。相反,需要根据实践加以检验、澄清的传统观念、模糊认识还很多,解放思想的任务还很重。
例如,在经济和财政工作上,什么叫左,什么叫右?什么叫先进,什么叫保守?这个问题多年一直没搞清,而且往往是搞颠倒了。一是在政治经济关系上,以政治代替经济。有一个典型说法,叫做“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结果讲究经济效果、经济核算成了右倾保守,而热衷政治空谈、高喊政治口号则成了先进。二是在主客观关系上,以感想代替实际,以需要代替可能。实事求是几乎成了右倾保守的别名,而那种不顾实际状况和可能的假话、大话、空话,好像倒是促进派的标志。在过去的那些年代里,不少同志由于如实反映情况、讲究实事求是而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倒了许多霉;相反,靠政治空谈和吹牛过日子的人,虽然给我们的经济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却没见受过什么处罚。这种历史不能不使许多经济工作者产生一种“左”比右保险,右比“左”危险,宁“左”勿右的思想,甚至模糊了正确的东西同“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界限。不能说,今天在这方面就都没有“心有余悸”了。很需要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根据三十年来经济工作、财政工作的实践经验,来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消除顾虑,解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加在许多同志头脑里的精神枷锁。
又如,我们财政部门同计划部门一样,是做综合平衡工作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流行一种论调,认为既然从哲学上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因而就认为平衡是消极的东西,不平衡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因而把留有缺口的“平衡”实际是不平衡叫做积极平衡,而把真正的平衡即留有余地、不留缺口的平衡叫做消极平衡。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至今还有一部分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没有真正认识综合平衡的重要性,也有的同志很怕被说成主张消极平衡。其实,这种平衡理论是根本不对的,是为经济工作中的主观随意性作辩护的。当然,经济的发展,同任何事物的运动一样,不可能有绝对的平衡,任何平衡状态都只能是相对的。但是矛盾运动的这种客观状况,绝不意味着经济工作可以不注意平衡,恰恰相反,它正好说明计划、财政工作中做好综合平衡十分必要。火车总是在轻微的晃动中前进的,说明它在运动中平衡是相对的。但是对司机来说,难道这不正好说明掌握和保持平衡十分必要吗?所以,否定了经济工作中的综合平衡就等于否定了计划性,必然导致比例失调和经济发展的严重挫折。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苦头吃得够多的了,实在应当根据多年的实践很好总结一下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与平衡问题有关的,还有一个所谓波浪式的问题。过去有一种错误的解释,把国民经济的大上大下说成是波浪式前进,似乎那种不正常的状况倒是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性。这也是不对的。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形上升,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同平衡问题一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通过不断的综合平衡,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比较平稳地、持续地前进,而不致发生大上大下的现象,不致发生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那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实践说明,我国经济的几起几伏,大上大下,除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以外,也有我们工作指导上的错误。我们决不能用波浪式为这种错误辩护,更不能以此作为不要综合平衡的借口。
综合平衡,最根本的是要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过去我们一提财政工作的重要性,就说是要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全面。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方面,发展生产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从长远来说,只有高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扩大再生产,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生活。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先有简单再生产,然后才能有扩大再生产。我们应当在人民有吃有穿并且生活逐年有所改善的条件下搞建设。所以,财政工作在积累建设资金的同时,还要恰当地分配和使用消费基金,财政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正确安排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不能离开消费来谈积累,不能认为积累越多越好,不能为建设而建设。可是许多年来,似乎一讲改善人民生活、一讲人民的福利就有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之嫌,人民的消费差不多成了禁区,甚至被置于经济工作的视野之外。结果是积累率越来越高,人民生活方面的欠帐越来越多。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会挫伤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不仅不能加快建设速度,反而会阻碍了建设的发展。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很多。都需要我们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根据历史的和现实的实践,分清是非。这就是解放思想。我们说解放思想,不是说可以无根据地乱想,而是要使我们的思想摆脱那些习以为常的、似是而非的观点的束缚,使我们的思想能够符合客观实际,从实际出发认识和解决当前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类问题,主要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框框的束缚,而是由于我们对事物的认识还不清楚,因而也就还不统一,还不能马上得出正确的和完善的解决办法。对这类问题,也不能靠从书本上找结论,或者靠什么人说了算。仍然只有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实践去解决。例如财政体制需要改革,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但如何改革,集中和分散的关系如何处理,看法上就不尽一致。怎么办?不能从抽象概念出发,也不能从局部的需要和经验出发,把分散说成绝对的好,集中说成绝对的坏,或者相反,把集中说成绝对的好,分散说成绝对的坏。而要从实际出发,恰当地划分两者的界限,弄清在哪些条件下、哪些问题上和哪些范围内需要分散,而在另一些条件、问题和范围,则需要集中,从实践中去摸索和总结出最有利于调动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个人积极性的制度和方法。又如,关于财政部门对生产部门的支持、帮助和监督的关系问题,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从生产、流通等其他经济部门说,往往觉得财政部门卡得太死,支持、帮助不够;从财政部门说,又往往觉得其他部门伸手要钱多,服从财政监督不够。到底谁的意见对?到底哪些事情应当大力支持、帮助,哪些事情应当管死管严?这个问题,不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能以本本或从来如此的制度为准,也不能以某些人的主张或责难为准。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实践,首先是生产实践。凡是从全局上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事业,就要大力支持、帮助和促进;凡是违反国民经济的客观比例、浪费国家财富的事,就要坚决制止,卡死卡严;凡是实践证明不利于生产发展的财政上现行的习惯作法或规章制度,都要积极而慎重地加以改进。总之,只要思想上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了一切要以在实践中是否有利于生产来衡量,那么在我们的财政工作中,无论是支持,是监督,还是制度的改革,就都有了主心骨。
一切情况都说明,联系财政工作的实际,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非常必要。这是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的工作,同我们的思想能否解放,工作能否做好,都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个讨论绝不仅仅是上面领导的事或理论界的事。财政部门的广大干部职工都要积极参加这个学习和讨论,努力补好这一课。
那么,财政各部门各单位的补课搞了没有,搞得好不好,又拿什么做标准呢?不看别的,就看通过补课,能不能联系实际,使我们认识上、工作上和制度上有一些根本的改变,能不能使我们的工作更好地适应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要求,对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一句话,检验和衡量这个问题,最终还是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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