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12 作者:王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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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陈振汉等所提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綱領“我們对于当前經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見”中,对于我們新中国的財政工作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誣蔑。将我們国家財政工作八年来所获得的偉大成就,說成漆黑一团。他們說:“我們的工作中,幷非沒有錯誤,甚至是严重的錯誤,也幷非不出偏差,往往是幅度很大的偏差”。“目前我国經济建設的实踐,正处在危机的阶段中”。目前財政工作之所以正处在危机中,据他們說乃是由于:“我們的財經政策和設施,至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成例,即是試驗錯誤,碰碰試試,主覌主义,盲目行事,幷未遵循什么客覌規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規律可以遵循”,“听說,一些領导財政工作的同志,根据几年来的經驗,总結出这样一个規律,即是国家財政的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势将导致物价的上漲,和物資供应的紧張状态,其实这是經过千錘百炼的經济常識,如果連这样的常識也要从亲身經驗里面去总結,我們的財經政策,也未免太儿戏了”。
究竟我們国家的財政工作,是不是象陈振汉等所說的,正处在危机中呢?事实总是雄辯的,讓事实来回答:
新中国的財政,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以新的姿态載在中国財政史册。
大家知道,...
陈振汉等所提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綱領“我們对于当前經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見”中,对于我們新中国的財政工作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誣蔑。将我們国家財政工作八年来所获得的偉大成就,說成漆黑一团。他們說:“我們的工作中,幷非沒有錯誤,甚至是严重的錯誤,也幷非不出偏差,往往是幅度很大的偏差”。“目前我国經济建設的实踐,正处在危机的阶段中”。目前財政工作之所以正处在危机中,据他們說乃是由于:“我們的財經政策和設施,至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成例,即是試驗錯誤,碰碰試試,主覌主义,盲目行事,幷未遵循什么客覌規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規律可以遵循”,“听說,一些領导財政工作的同志,根据几年来的經驗,总結出这样一个規律,即是国家財政的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势将导致物价的上漲,和物資供应的紧張状态,其实这是經过千錘百炼的經济常識,如果連这样的常識也要从亲身經驗里面去总結,我們的財經政策,也未免太儿戏了”。
究竟我們国家的財政工作,是不是象陈振汉等所說的,正处在危机中呢?事实总是雄辯的,讓事实来回答:
新中国的財政,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以新的姿态載在中国財政史册。
大家知道,旧中国的財政,从来就沒有一个全国性的統一財政,依照錢永銘的說法,“我国財政,日在支离破碎,竭蹶罗掘之中,財务行政旣极紊乱,苛捐杂稅,病民更甚,欲言政策与系統,何啻南轅北轍”(見賈德怀著:民国財政簡史)。但是新中国在解放不久,就实現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財政統一,廢除了旧中国遺留下来的苛捐杂稅,規定了全国統一稅制,划分了各級財政收支系統,建立了全国的国家預算制度。这就可以使我国在国家預算資金的建立集中和分配使用上,旣能平衡人民負担,又能有計划、有步驟的进行經济、文化的恢复和建設。难道說新中国的这种統一財政、建設財政,比旧中国支离破碎、病民更甚的財政会有危机嗎?还在解放之初,1950年全国財經大統一,就改变了旧中国十多年来通貨膨脹、投机猖狂和民不聊生的紊乱局面。当时資产阶級經济学者还認为共产党軍事上有办法,經济上則要垮台。这些“学者”,对于我們的財經政策,一窍不通。他們尽管咀咒,事实却早已粉碎了这些痴人的梦話。奇怪的是今天还有这样的“学者”,仍然閉目塞耳不去研究我国八年来財經上获得偉大成績的原因,而要妄談什么財政危机,企图用資产阶級庸俗經济学来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經济学,这不是一种徒劳的幻想嗎?
大家知道,旧中国的預算,是收支不平衡,依靠借債和发行貨币来維持的。1932—1936年,五年中全国財政收入79.7亿元伪法币(包括省市財政),其中31%是依靠借債和发行过日子的,而且国民党政府的外債,又是奴役性的。而新中国的預算,則除1950年因全国解放不久,国民經济經过长期的战爭破坏,战后經济恢复和灾荒失业救济等开支很大,收入不敷支出;1956年因为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及数十年所罕見的灾荒,曾出現少数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是收多于支或收支平衡。如果从八年来的国家总收支来看,也是收多于支。正由于我国这种收支平衡或收多于支的財政,才能保証我国币值巩固,物价稳定,从而順利地进行建設。难道說,新中国財政的这种状况是“处在危机中”嗎?陈振汉等所尊崇的資产阶級經济学派的凱恩斯是主張赤字預算的,英美資本主义国家,就是奉行凱恩斯学說的,而美国联邦預算1954—1955年至1955—1956年两年中財政赤字共达59.2亿美元。我們新中国能以赤字財政,进行計划建設嗎?
大家知道,旧中国的預算收入来源,主要是依靠稅收、借債和貨币发行。1932—1936年是国民党政府財政黄金时代,五年收入总数79.7亿元伪法币中,52%是稅收,31%是借債和发行,17%是其他收入。而新中国的預算收入来源中,从1953—1957年的五年中,共收入1,333.4亿元人民币,其中67.9%是国营企业的純收入,8.4%是来自合作社和公私合营企业,12.3%是来自农民繳納稅收和公債,7.6%是来自私营工商业,3.8%是其他收入。难道說,新中国財政收入的稳固性,比之旧中国財政收入的掠夺性、奴役性会有危机嗎?就以陈振汉等所宣傳的凱恩斯的祖国——英国,1955—1956年財政支出53.38亿英鎊中,就有84%是依靠稅收,有8%是发行。美国联邦預算1955—1956年財政支出638.3亿美元中,就有3%是赤字。难道新中国財政比英美資本主义財政会有危机嗎?
大家知道,旧中国的財政的支出中,主要是維持統治阶級的統治的,財政支出,主要是养軍队和行政司法人員以及支付外債。国民党1932—1936年五年中,全国支出总数79.7亿伪法币,其中有29.4%是軍費支出,15.7%是行政支出,30.8%是支付外債。专用于經济文化建設支出的,仅有9.8亿元伪法币,占全部支出的12%。而新中国的支出中,則有60%以上是用于經济文化建設,30%以下才是用于国防行政支出,而且后两項支出还是逐年减少的,1953—1957年五年共支出1,354亿元,其中644亿元用于經济建設,194.1亿元用于社会救济和文敎建設,296亿元用于国防建設,115亿元用于行政开支,用于归还国內公債本息和外債本息的,只有25亿元。难道說新中国預算支出的生产性、建設性、和平性,比旧中国預算支出的破坏性、奴役性会有危机嗎?再从英美帝国主义的財政支出来看,1955—1956年英国財政支出总額內,有28%是軍費开支,美国財政支出总額內,有60.7%是軍費支出。难道說,新中国預算支出所表現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比之英国、美国預算支出中的反动性和腐朽性会有危机嗎?
大家知道,旧中国的財政是維护統治阶級——資产阶級地主阶級——掠夺人民的工具,稅收的增加和扩大,也就是人民生活更加恶化。新中国的財政,則是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向人民征收負担的,稅收虽然由1950年48.9亿元增至1957年146.7亿元,增长97.8亿元,計增长二倍。但同时工业生产总値則由1950年的145.6亿元增至1957年的603.4亿元,增长了457.8亿元,即增长了三倍多。这說明稅收增长低于生产增长。以农业稅为例,农业稅占农业实产量的比例,1952年为13.2%,1956年則降为10.7%。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負担相对地减輕,农民收入也就增加了。以农民購买力来說,1950年为81亿元,1956年則达到191亿元,1956年超过1950年136%,全国机关企业职工貨币工資,1952年全年每人平均为446元,1956年提高到610元,提高了37%。难道說新中国这种为人民福利着想的財政,还不如旧中国掠夺剝削的財政嗎?
总而言之,我国的財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生产性的企业,特別是国营企业,而財政支出,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因而不断地培养和扩大財源。这样的一种生产性的財政,基础是非常稳固的,是不存在任何危机的。同时,我国国家財政,在发展我国国民經济事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經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經济建設时期,国家財政有計划地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幷将动員来的貨地币資金,正确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資,用于增进社会文化建設的需要,用于增强国防力量。
新中国財政工作的偉大成就,是絕对抹煞不了的,就連慣以造謠为能事的美、英資本主义国家的通訊社也不得不承認这些事实。难道說,右派分子陈振汉能否認这些事实嗎?陈振汉等把財政工作的成就,叫做“多半是摸索着前进的”,叫做“碰碰試試”,叫做“試驗錯誤”,叫做“不知道有什么規律可資遵循”,叫做“儿戏”!事实是如此嗎?不是的!完全是誣蔑!
还在抗日战爭时期,毛主席就曾經指出过“从发展国民經济来增加我們財政收入,是我們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全国解放后,为了稳定币値,平抑物价,整頓財政收支,1950年进行了全国財政的大統一。經过了土地改革,工商业的合理調整,和国家机关費用的大量节减,达到了整个財政經济情况的根本好轉。1952年我国經济已經恢复,1953年开始了发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划。我国国民經济計划規定了国民收入积累与消費的比重,国家財政对經济与文化事业投資的比重,工业与农业的投資比重,輕工业与重工业的投資比重等,难道說我們国家的这些財經政策与措施,就是沒有遵循經济規律的嗎?难道說这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原理,扩大再生产的原理和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結合的产物嗎?陈振汉等人是极不喜欢我們引用馬克思主义的語句的,但是为了說明一些問題,我还是不得不引用馬克思的几句話。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中指出:“……全部社会产品……从它里面应該扣去:第一,补偿消費掉的生产資料所需要的費用。第二,用以扩大生产的附加部分。第三,为預防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而用来保險的后备基金或保險基金。……剩下的是全部产品中的其他一部分,即作为消費品用的那一部分。在把这个剩下的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从里面又得扣除:第一,一般的不屬于生产的管理費用。……第二,作为共同滿足需要的費用,如学校、保健机关等費用。……第三,为丧失劳动力者設立的基金等,……。”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20頁。难道說这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眞理嗎?馬克思的这个国民收入的分配原則,在苏联社会主义实現以后的四十年当中,又在实踐中加以丰富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經济的发展有它的基本經济規律,和这个基本經济規律相适应的,是社会主义經济有計划按比例发展的規律,我們的发展国民經济的长期計划和年度計划,就是根据这些規律制定出来的。这和資本主义經济的无政府状态与盲目发展,是有根本区別的。因此,我国的宪法明确規定:“国家用經济計划指导国民經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我們的国家財政,就是建立在这种經济計划的基础之上的。国家財政的收入来源和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就是以国民經济計划为基础来确定的,所以我們的財政是有計划的財政,絕不是什么主覌主义、盲目行事的。虽然我們的經济計划和財政收支計划,在执行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适当修改,但是这种修改,对整个計划来說,只是部分的或是补充的,而且是在認識和实踐过程中加以修改的。特別是在过渡时期多种經济成分存在的条件下,在农业生产还占国民經济很大比重而又不能免除自然影响的条件下,必要的修改是很难避免的,决不是什么碰碰試試,試驗錯誤。
我們的財政工作,虽然获得巨大成就,但是我們也从来沒有諱避过我們存在的缺点和錯誤。就在1950年我們国家財政統一,物价稳定获得重大成績的时候,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会第七次会議上还指出“政务院財經委員会过去六个月在整理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績,財經委員会的方針是正确的。工作中还有一些缺点,应当注意改正。”在1952年財政部长薄一波在报吿預算中指出:財經工作的严重缺点是財政濳力发掘不够,沒有进行严格的財政监督,忽視基本建設工程的浪費現象。李先念副总理在1957年預算报告中指出:“1956年国家預算和信貸的支出,絕大部分是正确的,只有一部分是用得多了或者用得不适当。”直到目前,我們財政工作中还有若干問題,需要研究和逐步加以解决,比如預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积累与消費的比例,国家資金在地区間、在部門間的更合理的分配使用問題,如何更有效地发揮各級財政监督的职能,等等。我們之所以这样做,乃是为了讓全国人民对我們国家的財政工作,更加了解,更好地进行监督,乃是为了我們更好地更快地改正錯誤。难道說,还有那一个資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象我們这样公开地說出自己的缺点和錯誤嗎?統治旧中国的反动政权,曾經如此做过嗎?英、美帝国主义的政府如此做过嗎?
陈振汉等人口口声声的譏笑我們对財政收支平衡与物資供求平衡的关系不懂。我必須說,我們所謂的財政收支平衡,幷不是資产阶級財政学所講的財政平衡論。我們所說的財政收支平衡,是包括財政和信貸两方面。因为我們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們的銀行是国家銀行,我們沒有私人銀行。国家預算和国家銀行,是国家积累資金和监督企业經济核算两个方面的統一体,因而財政收支平衡,必須与銀行信貸平衡相結合。这样就能保証我国在生产和商品流轉方面、在資金积累与物資供应方面相协調。所以,我国的財政平衡,是在稳定物价基础上的平衡。难道說,在生产資料私有制的資本主义国家,会有这样的平衡嗎?資产阶級經济学者凱恩斯,主張用实行通貨膨脹办法,来扩大軍事訂貨和統治阶級的寄生性消費,幷对本国大多数居民加强剝削,以保証最大限度的壟断資本的利潤。如果把这种反动的学說作为制定我国財政經济政策的理論根据,那末,不是要引导我国走向“赤字預算”、走向“軍火預算”的前途嗎?
陈振汉等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謂經济学家,要我們吸收凱恩斯学派的理論,企图引导我国財政走向腐朽的、崩潰的資本主义社会,恶毒地攻击我們財政工作,我們就必須坚决地予以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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