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12 作者:陈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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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陈振汉等提出的“我們对当前經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見”請参閱195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三版:陈振汉关于經济科学的意見書是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的具体化。,是一个十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綱領。这是章罗联盟反动科学綱領的一个組成部分,幷在經济学方面的具体化和进一步的发揮。它借口反对敎条主义来反对馬克思主义,企图用資产阶級庸俗經济学来代替馬克思主义經济学,在思想上实現資产阶級的領导。它抹煞党領导財經工作的偉大成就,借口反对經驗主义和宗派主义,企图由資产阶級經济学者掌握国家机密和参与制定財經政策,在政治上来篡夺財經方面的領导权,替資本主义复辟开路。
章罗联盟的反动科学綱領曾攻击我們“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作客覌規律”。陈振汉等人的意見書中,則进一步汚蔑我們的財經政策和設施都是“碰碰試試、主覌主义、盲目行事,幷未遵循什么客覌經济規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規律可資遵循”。他們說,我們的工作偏差幅度很大,搞得很糟。
几年来,我国的財政工作是不是盲目行事呢?是不是偏差幅度很大呢?实踐是眞理的試金石。讓事实来作公平的裁判吧!
我們先回顧一下国民經济恢复时期的財政工作情况。
陈振汉等提出的“我們对当前經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見”請参閱195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三版:陈振汉关于經济科学的意見書是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的具体化。,是一个十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綱領。这是章罗联盟反动科学綱領的一个組成部分,幷在經济学方面的具体化和进一步的发揮。它借口反对敎条主义来反对馬克思主义,企图用資产阶級庸俗經济学来代替馬克思主义經济学,在思想上实現資产阶級的領导。它抹煞党領导財經工作的偉大成就,借口反对經驗主义和宗派主义,企图由資产阶級經济学者掌握国家机密和参与制定財經政策,在政治上来篡夺財經方面的領导权,替資本主义复辟开路。
章罗联盟的反动科学綱領曾攻击我們“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作客覌規律”。陈振汉等人的意見書中,則进一步汚蔑我們的財經政策和設施都是“碰碰試試、主覌主义、盲目行事,幷未遵循什么客覌經济規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規律可資遵循”。他們說,我們的工作偏差幅度很大,搞得很糟。
几年来,我国的財政工作是不是盲目行事呢?是不是偏差幅度很大呢?实踐是眞理的試金石。讓事实来作公平的裁判吧!
我們先回顧一下国民經济恢复时期的財政工作情况。
全国解放不久,我国就实現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国財政的統一。在我国經济遭到长期破坏的情况下,国家只花了一年多一点时間,就消灭了財政赤字,扑灭了旧中国十二年通貨膨脹所带来的灾难,保証了物价的稳定。从1951年起,我国預算不仅达到收支平衡,而且有了結余。到了1952年年底,也就是解放后的第三年,我国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經济的艰巨任务。这样偉大的成就,难道是盲目行事的結果嗎?能够說偏差幅度很大嗎?其实,連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也曾經不得不承認,中国共产党領导的政府,不仅能管好政治,而且也能管好經济。可是,陈振汉等却偏要把成績看成偏差,看成盲目行事。这不是別有用心又是什么呢?
我們再看一看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的財政工作情况。
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由于我国財政工作执行了增产节約的方針,有效地积累和正确分配資金,保証了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預算收支均有很大的增长,預算收入,1957年預計比1952年增长67.39%;預算支出,1957年預計比1952年增长75.10%。在資金分配方面,用于經济建設和社会文敎支出的比重增大了,用于国防和行政支出的比重却縮小了。經济建設支出,1952年为45.4%,1957年上升为46.7%;社会文敎支出,1952年为13.6%,1957年上升为16.5%;国防和行政支出,1952年为36.3%,1957年下降为27.1%。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順利进行和对国民經济的投資增加,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商品流轉扩大了。以1952年作为100,1956年工业总产値增长了117%,农业总产値增长了20.4%,社会商品流轉額增长了68.08%。
我們在財政政策和資金分配政策上,执行了优先发展工业,特別是重工业,这样,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我国生产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値中所占的比重,1952年为32.7%,1956年已上升到45.6%;生产資料的生产在工业总产値中所占的比重,1952年为39.7%,1956年已上升到49.7%。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改善了。职工的平均工資1956年比1952年增长了37%;农民生活也得到了适当的改善,1956年全国农民的購买力比1950年增长136%。同时,解放以来,全国职工增加了1,300万人,旧社会遣留下来的失业人員已經基本上得到了安置。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有显著的改善,表現在国家的社会文敎費用支出方面,1952年社会文敎費支出为22.8亿元,1957年达到48.35亿元(預算),比1952年增长112%。
我們的財政政策和資金分配政策,貫彻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实行了发展社会主义經济,特別是优先发展国营經济的方針,促进了我国社会經济結构的迅速变化。在国民經济中,我們已基本完成了对資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財政任务順利地完成,財政政策設施取得預期的效果,我国国民經济沿着社会主义軌道蓬勃发展,这难道是“碰碰試試”的結果嗎?难道还不是恰恰証明我們是按照客覌規律办事嗎?
我們的財政政策和措施,是以馬克思主义普遍眞理結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几年来的偉大成就,正是証明了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命力。我国的財政,是社会主义的財政,我們的指导思想是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原理。我們一貫地执行了党所提出的“从經济到財政”的方針,也就是說財政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在資金的积累上要以生产为基础,而在資金分配方面又要有利于推动生产的发展。这个方針正是根据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同分配之間相互关系的原理制定的。我国的預算設計,采取預算計划同国民經济計划相互制約、統一平衡的原則,这个原則正是根据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必須按比例发展的原理制定的。我們在基本建設資金分配上,采取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发展工业必須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道路,是根据馬克思主义关于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甲乙两部类对比关系原理和大工业是社会主义基础的原理制定的。
我們实行的发展社会主义經济和对資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根据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級专政必須担負起发展新經济、改造旧經济的任务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質的原理制定的。正因为我們依据了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眞理結合我国具体情况,加以正确运用,才保証我們获得上述成就。陈振汉等有什么根据說我們是盲目行事,根本不懂得有什么客覌規律可資遵循呢?有什么根据說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建設沒有提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規律呢?
我們在工作中也幷不是沒有錯誤和缺点的。但是,当我們在工作中犯了錯誤或产生了缺点的时候,也就正是我們沒有正确运用馬克思主义,或者是由于我們缺乏經驗所致。例如,1953年財政工作曾犯过錯誤,把預算的上年結余动用了。沒有考虑到銀行信貸資金的需要,一度造成紧張局面。这个錯誤正是說明当时我国的財經工作,还受到資产阶級財政理論的影响,因为按照資产阶級財政理論,預算的上年結余是可以动用的。1953年的錯誤,我党很快地就在自己工作中发現,采取了措施,糾正了这个錯誤,使得1953年的国家預算执行結果,不仅未动用上年結余,而且本年还是收大于支,略有結余。但是陈振汉等人所攻击的,是这种性質的錯誤嗎?不是,他們不是要我們学习和运用馬列主义,而是要我們摒弃馬列主义,要我們接受資产阶級思想,学习資本主义国家的一套。这岂不是“南轅北轍”嗎?事实証明,陈振汉等恶毒地攻击財政工作沒有遵循客覌規律办事,无非是暴露了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馬克思主义的眞面目。
陈振汉在意見書中,还集中地攻击1956年的財政工作,說什么“目前我国的經济建設实踐正处在危机的阶段中”。
1956年的財政工作是成功的,还是失敗的呢?还是讓事实来答复这个問題吧。
1956年国家預算收入比1955年增长了15.82%,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这是增长得相当快的一年。1956年国家預算中用于經济建設的投資为159.15亿元,比上年增长22.81%,其中基本建設投資139.86亿元,比上年增长62.00%。为了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1956年增发了农业貸款20.3亿元。同时在1956年国家預算执行中,我国遭受了几十年来罕見的大灾荒。受灾面积达两亿多亩。为了帮助农民战胜灾荒,国家增加了許多开支,动用了一部分庫存物資。因此,保証了灾民順利渡过灾荒,保証了灾区物价的稳定,同时也保証了各項建設在严重灾荒的情况下仍能順利完成。
由于国家預算滿足了各項資金的需要,有力地支持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1956年工农业产値此1955年增长了16.5%,工业产値增长了31.1%(不包括手工业)。这是世界上工业发展最快的速度。职工工資提高了14%,幷且还解决了255万人的就业問題。这就是說,1956年的財政工作保証了国家建設的資金需要,支援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帮助农民渡过了灾荒,改善了人民生活。难道說这些偉大的成就还不能够証明1956年財政工作是成功的嗎?1956年的生产增长了,就业人数增加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場繁荣了,这种情况是經济危机的景象嗎?难道世界上有过这样的經济危机嗎?我要問右派分子陈振汉,你根据什么事实說“我国目前經济建設的实踐正处在危机阶段中”呢?
1956年的財政工作,也是有缺点和錯誤的。这就是1956年国家預算出現了赤字。这个赤字的出現,李先念副总理在1956年决算和1957年預算草案的报告中已經指出了种种客覌原因,这里不再細說,就財政部門工作上檢查,主要是我們对于1956年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漲,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大发展的速度估計不足,按照往年的情况,預算支出是不会全部按計划用出去的,預算收入会有超过的。因此,估計1956年的預算支出,不会全用出去。在这种不正确的估計之下,过多地动用了上年結余,以致預算执行結果,出現了一点赤字。但是,这幷不是象陈振汉說的,我們連預算同物价关系的常識也不知道。
此外,陈振汉等汚蔑財政領导缺乏起碼的經济常識,說我們总結1956年財政工作的經驗,就是缺乏常識的表現。陈振汉等說“听說,一些領导財政工作的同志,根据几年来的經驗总結出这样一个規律,即是国家財政的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势将导致物价的上漲和物資供应的紧張状态,其实这是經过千錘百炼的經济常識,如果連这样的常識,也要从亲身經驗里面去总結,我們的財經政策也未免太儿戏了”。
我們1956年总結的財政工作經驗,是不是一个常識問題呢?
首先,我們总結的經驗不是陈振汉等人所想象的“預算赤字同物价关系”的簡单的常識問題。我們总結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安排預算同信貸之間的关系方面的經驗。这里面涉及国家預算資金的分配,信貸資金的来源和使用,国家預算的上年結余的正确处理,以及預算和信貸計划从編制到执行过程中的相互結合等一系列重要的复杂的問題。我們在总結中提出的基本看法就是在我国条件下,不能孤立地談預算平衡。如果把預算孤立起来,即使在預算收支平衡的情况下,如果信貸收支計划中收不抵支,也会发生物資供应紧張的現象。另外,我們还总結了預算、信貸平衡同物資平衡之間的关系方面的經驗。在我国計划經济条件下,尽管預算、信貸都統一平衡了,如果預算、信貸資金的分配比例(用于購买甲乙类物資的比例),同甲、乙类物資生产供应的比例脫节,也会产生某些物資供不应求、某些物資积压的比例失調的不正常現象。
其次,我們总結的是一般理論原則在我国具体运用方面的經驗。我們知道,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預算、信貸、物資之間关系方面的平衡关系,在国民經济計划的平衡理論方面已經有了一般的論述了。但是,在我国的預算、信貸、物資分配体制下,如何把这些一般的理論应用到实踐中去,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总結經驗。馬克思主义認为,理論同具体运用之間还存在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要通过实踐来解决的。实踐过程不仅檢驗了理論,而且丰富了理論。忽視理論到实踐的过程,以为理論等于实踐,正是書呆子的最坏的习气。
再次,总結經驗的目的,还在于敎育干部,統一認識,有利于今后工作的改进。
上面所說的我們总結的經驗,在資产阶級的理論武庫中,有沒有这种“常識”呢?肯定地說,是沒有的。資本主义国家,象美国、英国,銀行是私人的,信貸各为各該壟断資本集团的利益服务,根本不可能有統一的信貸平衡。至于預算、信貸同物資供需之間的統一平衡問題,是社会主义計划經济的产物。資本主义国家預算同信貸不是統一体,而且,在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根本談不上什么物資平衡。陈振汉等等人說我們总結的經驗是个“常識”問題,只是他們对党領导財經工作作了恶毒的汚蔑。
章罗联盟的反动科学綱領提出“首先要改变对待社会科学的态度,……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驟予以恢复,应当重視的就应当重視起来。”在陈振汉的意見書中,进一步要求“对待資产阶級經济学应該首先进行透彻的研究,然后考虑是否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利用問題。……而不要对之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陈振汉等人一面宣揚資产阶級庸俗經济学,一面又高喊馬克思主义是敎条,过时了,不中用了,財經領导方面制定財經政策和設施沒有理論指导,危險得很。同时,他們竭力鼓吹吸收凱恩斯的理論来指导我国的經济建設。現在我們来看这个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名噪一时、奉为經典的凱恩斯学說的“財政理論”到底是什么貨色。凱恩斯学派主張举債支出来扩大国家預算支出,实行赤字預算;主張增加稅收和用提高物价以减低工資的通貨膨脹的方法,来增加資本家的利潤和降低工人收入。他們認为举債支出,特別是軍事支出能“抵补私人需求的不足”和保証居民的“充分就业”。凱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貨币通論”一書中就这样写道:“战爭是靠大量借款支出巨額款項的唯一形式,……虽然是用借款来弥补支出,可是这种支出,仍然可以使社会致富。金字塔的建筑、地震、甚至战爭,都能使財富增加……”。
凱恩斯的“理論”正是壟断資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的反映;凱恩斯学派的通貨膨脹、增稅、赤字預算等主張,无非是为垂死的資本主义打强心針而已。很显然,凱恩斯学派的“理論”是为壟断資本服务的,是极端反动的。它的每一点上,都是与馬克思主义相冲突的,我們怎么能用这样极端反动的凱恩斯理論来指导我国財政工作呢?
我国財政是社会主义財政,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財政;而資本主义国家財政是建立在私有制經济基础上的財政。我国社会主义財政是为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的,是有計划地分配国民收入以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資本主义国家的財政是为剝削阶級服务的,是用来巩固剝削制度和压榨劳动人民的。这是两个阶級本質不同、服务对象不同的財政,根本不能相提幷論。如果我們用凱恩斯一套荒謬的財政理論来指导我国財政政策和設施,实行通貨膨脹、赤字預算的政策,結果又会怎样呢?那就意味着我国国民經济协調发展被破坏,物价稳定的局面被动搖,代之而来的将是物价飞漲,投机横行,資本主义复辟的时机就会到来,这正是陈振汉等人的用心所在。但是,我們要正告右派分子陈振汉,这是我国六亿人民决不容許的。
新中国的財政,是社会主义的財政,当然不能用資产阶級一套“理論”来指导,我們的指导思想是馬克思主义,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即使在旧中国,他們从資本主义那里学来的一套財政理論,又收到什么效果呢?国民党政府从1932年到1936年平均赤字占預算支出13.72%。如果在收入中除去債款,收支差額更大,赤字占預算支出的31.05%(伪国庫数),而在战爭年代則更是变本加厉。从1940年到1946年的預算完全依靠赤字过活。每年赤字占支出的70%—80%。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赤字預算,不仅沒有挽救了他們的財政危机,而且还弄得工商雕敝,民不聊生,加深了他們的政治、經济危机。如果說,凱恩斯的“理論”是有用的話,那只是起了送他們快进坆墓的作用。
章罗联盟的反动科学綱領,曾經在反对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說什么要“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策法令提供意見”,要求“政府部門主动将有关資料,尽量供給”他們,主張“除軍事、外交以及新发明外”,对他們“所有資料不必保密”。而在陈振汉等人的意見書中,却变本加厉了。他們叫喊什么保密制度窒塞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国家的方針政策,在决定之前,要征求他們的意见,讓他們参与討論。这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他們要求的是用資产阶級覌点来批評无产阶級政党依据馬克思主义覌点制定的政策和法令,讓他們这样的“学者”干預国家重要政策的决定,改变国家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質,图謀篡夺制定国家政策的政治权力。
我国預算是人民的預算,是眞正公开的預算。每年預算、决算都向人民公布。預算的广泛民主性,是我国預算的重要特征。根据宪法的規定,国家預算、决算和各級地方預算、决算,均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宪法还規定,国家的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若干重要的法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設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制定,国务院則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規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議和命令。这是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表現。但是,陈振汉等人竟在他們的反动經济学綱領中提出所謂扩大民主的要求,公然要求业务部門把“本身工作中提出一些有关方針政策的理論原則問題,交給經济科学工作者去解决,或者在方針政策的决定和实施之前,征求他們的意見,讓他們参与討論”,幷且讓他們“对政府进行监督,提供建議”。这就是說,陈振汉等人要取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而代之。
說到这里,眞相大白了。原来陈振汉等人在借口为科学工作的开展提供前提条件的掩盖下,包藏着露骨的政治阴謀。他們这样恶毒汚蔑业务部門无知,汚蔑馬克思主义无用,原来是要图謀夺取国家权力,图謀資本主义在我国复辟。这个阴謀是恶毒的,必須加以揭露,必須予以彻底紛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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