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延续到它爆发后的第十个年头。与经济的增长速度、工人的就业岗位、老年人的退休金一起遭受打击的,还有伴随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而一度复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2003年,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增长理论的开创性人物小罗伯特·卢卡斯声称:宏观经济学已经解决了防止萧条这一核心问题。2004年,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宣布:经济进入了“大稳健”时期。2007年,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让—菲利普·科蒂斯写道:经济各方面都处于多年来最好的状态。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前夕,大名鼎鼎的宏观经济学家、后来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奥利弗·布兰查德曾撰文:经济学家们已结束争论并形成了明朗一致的观点——经济的宏观形势不错。
当全球性的危机被引爆后,以保罗·克鲁格曼、达伦·阿西莫格鲁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自身所从事的行业进行了反思。得到最深刻的教训就是,经济学家把假设当成了现实。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往往是由理性的个体组成了完美的市场,而在现实当中,个体并不理性,市场并不完美。信息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乔治·阿克洛夫、阿玛蒂亚·森、丹尼尔·卡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实际上已经对这些偏离真实世界的假设进行了证伪和修正。
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更早的警告,来自于卡尔·波兰尼。在一篇名为《如何利用社会科学》(据估计写于1939年)的稿件中,这位20世纪伟大的社会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家、经济史和经济人类学家劝诫道:“每一门科学都必须将它的研究主体限制在受其方法影响的特定条件中”。突破了这一限制,肆无忌惮地“跨界”,就带来了理论上的风险和对实践的破坏。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会议论文《经济学与塑造我们社会命运的自由》中,波兰尼鲜明地指出:“事实上,人从来不像经济理论所要求的那么自私”“人们活动的动机是混合的,不排除……对他人的责任……甚至会暗自享受他的工作本身”“对经济决定论的教条式信念……已经成为阻碍人类心灵进步的主要障碍”。
通过对经济史的细致考察,波兰尼发现,从主导力量看,“原始社会是基于亲属关系系统的,封建社会是基于人际的纽带”;传统社会尽管有市场,但并非是“圆满的市场经济”;19世纪以来的社会才是“嵌在市场模式中的社会”(1949年讲稿《经济史与自由问题》、20世纪50年代的稿件《古代的市场因素和经济计划》和《经济思想新境界》)。
由于把经济看作是“在社会中”,而不认为经济等同于甚至凌驾于社会,再加上他对法律、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广博的学识,以及借助制度分析得到的深刻洞见,波兰尼的视野十分开阔,他的分析框架也具有超越单一学科的强大解释力。
劳动力和土地为什么不能完全私有化或市场化?不论国内还是国际经济为什么都需要足够的弹性?经济学解释的局限性在哪里?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民主有什么不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政治上的强大政府为什么变得普遍?私有制下的国家干预为什么会适得其反?19世纪的文明为何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突然消亡?西方世界为什么会迷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条件是什么?人类能否避免战争?
对上述问题的持续思考,不仅形成了《大转型》这样具有完整体系的集大成之作,也留下了大量报刊文章和未发表的稿件。从1919年到1958年间的20篇文字,被搜集到并整理成了《新西方论》,在海外有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等版本,中文版于2017年1月出版。喜欢政经思想史的读者,可以从文集中观点的形成与变化,捕捉到波兰尼的思想轨迹。关心时政的朋友,也可从作者深刻的分析中,找到对当前热点的解读。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1年美国版《大转型》的前言里所坦言:“总感觉波兰尼正在讨论当今争论的诸多问题”。
《新西方论》中文版于2017年1月由海天出版社出版,是卡尔·波兰尼在1919—1958年间的演讲和讲义集结。这部论文集让我们重回两次世界大战年代,重新审视那时欧洲自由经济秩序的崩溃和民主制的让位,并再次聚焦他一生关注的基本问题:经济在现代社会中应有怎样的地位?伦敦经济学院的基思·哈特教授说:“《新西方论》比其他任何一部作品都更能彰显波兰尼在当今世界思想界中的重要性。他的作品和思考都直击我们的关注点。”
这里再摘录文集中的一段话:“一边是某政治家的耐心说教,尊重既得权利……另一边则是某煽动者怒斥……为什么有人应该喝着香槟酒、坐在马车上,而成千上万诚实的人都只能想要一些生活必需品?对于一个听到他孩子正为要一个面包而哭泣的工人来说,他会更倾向于哪位候选人呢?”读到这里,您是否同我一样,立即就想到了希拉里和特朗普呢?
最后,让我们回到本文一开始的讨论。阅读《新西方论》,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从事经济研究和财经问题分析,必须终结经济学帝国主义,要对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保持谦虚和尊重,并注重借鉴不同的观察视角、理论观点、技术方法,提升综合、深刻、战略性的研判能力。由此推论,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不能片面追求所谓的经济最优解或最大值。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一意孤行更是要不得的。正确的做法是在科学调查、兼听意见的基础上,在民主决策和依法行政的框架中,寻得利益相关者乃至全社会的公约数。
责任编辑 韩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