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2-11 作者:本刊记者|★李烝 张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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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年4月,中国财政学会2017年年会暨第21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财税改革与财政政策”举行了主题论坛,来自国家部委、国家高端智库第一批试点单位、科研机构、高校、地方财政部门的专家代表汇聚一堂,分别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如何对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几个侧面展开了广泛的阐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初显经济形势企稳向好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实现了良好开局。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报告中,用大量丰富的数据论述了一季度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一季度的经济指标显示,从去年以来,我们的整个经济运行是总体稳定,且局部一些领域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今年一季度实际上是延续了去年以来的基本走势,某种程度上好于原来的一些预期。”他说,这是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努力的结果,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的总基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结果。一是主要经济指标稳中向好,整体运行好于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一季度增长6.9%,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二是居民消费价格同...
2017年4月,中国财政学会2017年年会暨第21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财税改革与财政政策”举行了主题论坛,来自国家部委、国家高端智库第一批试点单位、科研机构、高校、地方财政部门的专家代表汇聚一堂,分别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如何对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几个侧面展开了广泛的阐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初显经济形势企稳向好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实现了良好开局。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报告中,用大量丰富的数据论述了一季度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一季度的经济指标显示,从去年以来,我们的整个经济运行是总体稳定,且局部一些领域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今年一季度实际上是延续了去年以来的基本走势,某种程度上好于原来的一些预期。”他说,这是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努力的结果,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的总基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结果。一是主要经济指标稳中向好,整体运行好于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一季度增长6.9%,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二是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4%。如果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CPI上涨2%,居民消费价格呈现温和上涨的态势。三是居民收入同比增长8.5%,居民收入增长略快于GDP的增速。四是货物出口同比增长40.8%。从进出口对比看,进口增速快于出口15.3%,这反映出我国内需比较旺盛;货物顺差达到4500亿元,对于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哪些力量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这个问题值得关注。李晓超指出,“结构继续转型升级,传统动能和新动能融合发力。一是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的贡献超过了60%,达到61.7%,所以第三产业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力量。从工业内部来看,增长更好的是一些先进制造业,如高技术产业,一季度增长了13.4%,装备制造业增长了12%。即使是传统的一些行业,如钢铁、有色、平板玻璃,在这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品的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产品的竞争力、品质和工艺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从这个角度来讲,随着经济增长,发展路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整体在加快向中高端迈进。二是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消费仍然是最大的贡献。一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77.2%,特别是文化、通讯、家居、建材等产品消费的增长更快。”
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在发言中表示,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指标GDP、CPI、PPI在新常态的几年里取得了预定的目标,同时,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工业品产量有所增加,企业利润率也有所上升,表现出企稳见好的迹象,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也呈现持续回升的态势,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但他同时也指出,现阶段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怎样进一步提升动力和调整结构的问题。
以积极财政政策对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二者在实践中应当协同实施。作为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应积极发挥作用以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稳增长与调结构的有机平衡,从而使国民经济实现中高速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指出,要区分“拉动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与“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财政政策”,防止“新瓶”装“旧酒”。“新瓶”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旧酒”就是以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那一套理论和实践。如果不加任何修饰,只是复制和照搬,那么实践的结果将背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它不是立足于、适应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安排,而是反作用的。他说,令人欣慰的是,今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安排,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越来越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逼近。并从《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中抽取了三组数据进行说明。
第一个是23800亿元,这是今年财政预算赤字的规模安排。高培勇说,尽管今年的经济形势严峻,仍然需要巨额的财政赤字。但同时也显示一个重要信息,即决策层在战略上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不能突破3%的心理防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取向,是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考虑。如果放在过去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的背景条件下,可能就不是这样安排了。
第二个是8000亿元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高培勇说,8000亿和23800亿没有关系,它不在23800亿的范畴之内,是在23800亿的一般性公共预算财政赤字的基础之上,额外增加8000亿专项债券。去年专项债券的发行额度是4000亿,今年增加了4000亿。这说明我们在理念上、思想上、战略上有意识守住3%的心理防线。面对经济发展和稳增长的需要,把前门堵住了,在一般公共预算之外开了一个口子,用8000亿的专项债券弥补23800亿财政赤字相对的短缺,也表明对财政赤字心存敬畏,知道财政赤字是有风险的。
第三个是5500亿元,这是今年计划的减税降费总的规模。高培勇表示,以往我们的减税从历史上看,基本上都是借钱减税,一手扩大财政赤字,扩大国债发行,一手实施减税。但现阶段我们意识到,只有削减政府支出与减税降费并举,才是本来意义上的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之举。《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一是政府的一般性支出按5%的比例进行压减,二是绝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三是压缩非重点财政支出。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新二元陷阱”。这个新二元陷阱是什么?为什么可能形成一个陷阱?其中财政在起什么样的作用?他解释说: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尤其是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很大冲击。面对下行压力,政府很自然的反应就是采取财政刺激政策。而财政刺激最得心应手的手段就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产生财政刺激性的投资。这样的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投资用来修桥、修路、修港口和建机场,这些除了要用资本以外,还要使用劳动力,投资会创造大量就业,帮助解决失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刺激投资产生的效果就是使要素价格变得很高。除了资金成本较高以外,劳动力成本也增长很快。政府主导的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民间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引导的投资增加了要素的成本,使得民间投资的空间压缩了。这在经济学中叫做“挤出效应”,除了在资本渠道存在挤出效应,在劳动力渠道也存在挤出效应。
怎样走出这样一个陷阱?白重恩认为,要减少一些财政刺激性的投资,用腾出来的资源来帮企业减轻负担,财政政策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体现于政府过多的投资,而是政府用资源来降低企业的负担。
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抓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会上,专家学者们还就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提出了政策建议。如在去产能方面,要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去库存方面,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要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提高三四线城市和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去杠杆方面,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要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等,降低企业杠杆率。要规范政府举债行为。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补短板方面,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要更有力、更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环节,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就“三去一降一补”中“降成本”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说,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现在变成了高成本、低附加值。为什么从低成本变成了高成本?直观来看,成本高主要表现在原材料成本高,能源成本高,以及其他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等。
刘尚希指出,于企业来讲,降成本是很难的。因为成本问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性问题,是一个整体。比如,人工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成本,对劳动者来说是收入。原材料成本对下游企业来说是成本,对上游企业来说是收入。融资的财务费用,对实体企业来说是成本,对金融企业来说是收入。所以,从微观来看,“成本”体现为要素的收入分配问题。如果仅从会计的角度去看待降成本,很可能成为一个跷跷板,因此要整体看待成本问题。要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去解剖这个成本,当然也必须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地构建整个财政相应的制度及其政策。我们现在降成本的着力点,就是怎样降低制度性成本,只有降低制度性成本,才可能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教授就如何进一步解决企业税费负担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一是要严格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长期以来,我们的地方政府实际上享有比较大的税收裁量权,加上税收任务的层层加码,以及税收增长的惯性逻辑,导致大量企业过多税负,甚至部分地区出现了过头税问题。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仅是民主法制建设的根本要求,更是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的长远举措。二是要改革和完善现有的财政体制,构建减税降费的长效机制。三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要全面清理和规范关联性中介服务机构对企业的收费,特别是垄断性的中介服务收费,中介服务机构要与审批部门彻底脱钩。从中短期来看,还应该采取以下的一些举措:如进一步清理政府性基金和非税收入;增强减税降费政策的精准性和针对性,更好地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财税政策的倾斜力度,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助力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减税降费的关注点要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领域,切实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所长李万甫指出,营改增对于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从宏观效应来看,通过增值税这个机制实现了对所有生产流通企业的全覆盖。从微观经济来看,营改增对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对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产生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总的来看,最近这几年,国家推行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包括“营改增”,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做了很多降成本的工作,去年累计为企业减轻负担接近1万亿,营改增这一项就降低企业负担5000亿。所以降成本这项工作在最近这几年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企业的成本总体来讲还是比较高,企业面临着一些压力,特别是现在整体需求还不是特别强劲的情况下,企业的负担还不轻。所以,下一步还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减税降费工作,切切实实地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为企业减负,让企业轻装上阵,为企业营造更加良好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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