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爸爸从辽宁省财政学校财政专业毕业，回到故乡，进入县财政局工作。1984年，我出生了。那时爸妈在都要上班且没有老人帮忙照顾的情况下，始终把我带在身边，让我有了难得的“上班”经历。

财政局里的“财政娃”

记得幼儿园放学后，爸爸就把我接到一路之隔的财政局，等他下班后我们一起回家。每天一个小时的财政局时光，使我这个“财政娃”成为了局里最熟悉的面孔。我上学了，爸爸就教我怎么打算盘，教我数字填列的格式，告诉我怎么写数字好看。那时候还没有电脑，记得爸爸和他的同事们都是用长长的软质的报表，要手工汇总数据，左手将所有同科目的报表折起来，右手熟练地打算盘，然后一遍一遍地核对。后来，爸爸单位有了“386”、“486”；我上初中时，有了多媒体电脑，可以用软盘来存储报表数据了，再后来有了互联网，有了金财工程，报表实现了电算化。我这个“财政娃”和财政一起成长。

财政改革的进程，并不是每一步都轻松顺利，政策的落实和执行，民众认知的普及，都由一个个财政人的努力承载着，由活生生的历史记录着。记得国库券刚刚恢复发行时，大家对此都缺乏了解，爸爸就努力说服妈妈：“财政部门在推销国库券，我们自己要带头买，国家发的债不会有风险，肯定能还上。”妈妈将信将疑，但出于对爸爸的信任，还是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支持了爸爸的工作。

《中国财政》——财政父女的共同爱好

课余时间，我就是爸爸的“跟屁虫”。爸爸下乡，帮扶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我也跟着去“考察”项目；爸爸去检查企业会计工作，我也跟着一起去“帮忙”；我和爸爸一起学习“三五普法”知识；爸爸给企业会计们讲课，我作为小听众，听他一次次备课，直到我也张口就来什么是股份制。

我喜欢看书，各种书都喜欢，甚至痴迷到连路上有字的纸都会捡起来看看。爸爸的案头有厚厚的一摞《中国财政》，那是他工作中的“良师益友”，我也喜欢看，从懵懵懂懂看不懂，到后来上大学学财政，再到工作干财政，期期必看。

《中国财政》陪伴我成长为财政人

在爸爸的一路呵护和培养下，伴随着财政改革与发展的过程，我长大了。高考过后，我将财政学专业作为第一志愿，并被中央财经大学录取。通过四年的专业学习，我更加积累了深厚的专业感情。课堂上，我汲取着理论营养；课后，我和同学们讨论着各种热点问题：财政绩效评价的指标可以怎么设计，地方政府可不可以发债，零基预算有没有可操作性……那时候，我最喜欢看《中国财政》的前沿探索、财税改革这些偏理论性的栏目。那些文章总是能开阔我的视野，拓宽我的思路，让我思考得更加深入。毕业后，我考取到专员办工作。这时，我接触到了一项项具体的财政工作，也发现了自己工作经验不足的问题。我对《中国财政》中财政工作经验介绍类的文章着了迷，从工作思路到工作程序，从看问题的角度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工作报告的结构到文风，开始全面学习和借鉴。可以说，在《中国财政》的帮助下，我的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如今，我不再是那个只知道问为什么的小姑娘，回家后也会和爸爸探讨，聊事权与财权，聊理论与实际，聊历史与变革。

感谢我的爸爸，爸爸不是巨人，但依然让我稳稳地踩着他的肩膀。他言传身教，我耳濡目染，在润物细无声中，我们都与财政结下了不解之缘，也都有《中国财政》相伴其间。这是满满的幸福回忆，是浓浓的父女情深，更是对财政事业的热爱、传承和责任。感谢《中国财政》这一路的陪伴，祝福《中国财政》六十周岁生日快乐！

责任编辑 张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