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风雨沧桑，一甲子岁月轮回。在丹桂飘香的十月，《中国财政》迎来了60岁的生日。从1956年10月创刊稳步前行，“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刊，到1980年复刊百废待兴，90年代快速发展，再到新世纪加快创新，尤其是近年来转型融合发展打造精品，《中国财政》虽历雨经风却初心不改，历久弥新。

60年来，在财政部党组的领导下，《中国财政》始终紧紧围绕党和国家财经工作大政方针，准确把握党的新闻宣传政策，立足财政、面向经济、服务社会，努力成为解读财政政策、助推财政改革发展的主阵地，成为宣传地方实践成就、反映问题困惑和开展经验交流的沟通平台，成为探讨财政理论、传播财经知识和弘扬财政文化的精神家园。60年来，在财政部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财政部各业务司局及部属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各地各级财政工作者的关心厚爱下，在几代编辑记者的心血浇灌下，《中国财政》枝繁叶茂,一树繁花，为财政宣传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创刊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广大财政干部急需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同年4月，财政部向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时提出，提高财政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是迅速提高工作质量的中心环节，并提出了加强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教育的具体措施，其中就包括筹办财政杂志。

在毛泽东主席关于“要加强理论研究”的精神指示下，1956年10月，《财政》月刊创刊号正式同读者见面。创刊号“素面朝天”，没有任何装饰，简约庄重，朴素大方,只在封三刊登了一个刊物的“简单介绍”，提出了“刊物的内容应当密切结合实际；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展开自由讨论；努力提高刊物质量，使内容力求充实、生动，文字尽量简练、通俗”三点办刊要求，并把刊物定位为“财政业务性刊物”。

《财政》杂志创刊之初由财政部办公厅负责统筹编辑。从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和部长室抽调的邢文军、王洁斋、黄枫仁、盛芳莹等同志组成了杂志编辑部最原始的班底。盛芳莹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我们都风华正茂，有着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番的热情。虽然没有誓师的动作，但在我们心里，确实蕴蓄着一种冲上战场的情怀，说不出的革命冲动。”到《财政》编辑部融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当时称财政出版社）的时候，人员已扩充到七八个。这个群体中没有新闻专业工作者，也没有从事过具体财政、财会业务的干部，怎样办刊、怎样做好财政部党组的喉舌、宣传好党的财政方针政策、传播好财政业务知识，一切都要从头摸索。

“《财政》一问世，就以保证刊物质量、提高可读性为核心，大练编辑人员的基本功。记得我们是从采好稿、写好稿这几个方面开始练功的。为了反映出刊物的导向，保证刊物的政治质量、学术质量以及表现出编辑水平，我们就从增强刊物政论性文章入手，让编辑人员学着写社论、评论，加编者按，配编后语。为了使刊物办得适合财政工作的特点，有自己的品味和格调，我们也一直在‘准确、真实、鲜明、生动’八个字上下工夫，不登空而长的作品，经编辑人员修改、润色出来的稿件，力求做到短而精、言简意赅、文字通俗、不矫揉造作、不虚假夸张。对于财政战线上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编辑部还派人配合业务主管部门去实地专访，进行鲜活的宣传。”盛芳莹写道。

为了办好刊物，部领导不仅经常带头写文章、帮助刊物修改文章，对杂志的编辑工作经常给予具体的指导，而且特别注重研究刊物发展问题。当时主要抓了这样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密切结合实际工作，加强财政方针政策的宣传报道。创刊初期，几乎每期刊物上都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财政部领导同志对工作的指示、讲话或文章。如及时发表了朱德副主席于1957年12月25日在全国财政厅局长、税务局长、人民银行行长会议上的讲话，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和在1957年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戎子和副部长关于国家预算收支平衡、国家信贷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的文章，金明副部长在财政部先进工作者和青年积极分子表彰会议上的讲话，等等。这些讲话和文章，在资讯信息很不发达的当时，对于指导全国财政工作，提高干部水平，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下功夫写好社论和评论，体现出《财政》杂志自身的特色。每当国家出台重大财政经济政策措施时，《财政》大多都会及时发表自己的社论。据统计，从创刊到1957年底的15期杂志，就有7期发表了社论。三是大力宣传工作经验和典型人物。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推出了许多关于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报道，还有学习雷锋、焦裕禄等英雄人物及财政系统先进人物的典型报道，在广大财税干部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四是贯彻“双百”方针，开展讨论与争鸣。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双百”方针，《财政》杂志积极响应，开展对财政理论问题和实际工作问题的讨论。如创刊后的第二期，发表了崔敬伯所写的《试论财政科学中的“百家争鸣”》一文，接着又陆续发表了一些讨论性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经过不懈努力，《财政》月刊内容逐渐充实，质量不断提高，迅速成为广大财政干部桌前案头的必备刊物，在宣传促进财政工作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7年以后，国民经济逐步进入困难时期，由于纸张匮乏，中央决定对全国的报刊出版物进行严格整顿。中央一级财贸系统所有其他商、粮、贸、税务、会计等报、刊统统停办，唯独《财政》杂志被保留了下来，1961年3月《财政》杂志仍回归财政部办公厅主管。“这一方面说明财政在国民经济工作中地位的重要和党对财政工作的重视，财政宣传这块阵地必不可少；同时也折射出，辛劳耕耘出来的《财政》杂志，被读者看好，认可了。这对全体编辑人员真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内心油然而生的成就感和自豪感，逼得大家立志从此更加奋发向上，要让刊物明天更加辉煌。”盛芳莹自豪地写道。

1958年10月《财政》杂志由月刊改为半月刊（1964年1月《会计》杂志创刊，《财政》杂志遂又改为月刊），增加了相继停刊的《财政译丛》《人民税务》和《工业会计》等刊物的内容，承担了更加重大的宣传责任。由于当时物资匮乏，为了节约资源，改刊后的刊物纸张变薄了，目录上了封面，封二、封三也都用来刊登文章。但刊物质量却并没有因此受到丝毫影响，内容更加充实，质量进一步提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财政》杂志和其他许多报刊一样突遭厄运，于1966年8月被迫受审停刊，机构被撤销，人员被下放，财政部失去了联系广大财税干部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令广大财政工作者扼腕叹息，心痛不已。

复刊

历史翻过“文革”这一页，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思想上、组织上拨乱反正后，《财政》复刊的事情提上议事日程。1979年8月3日，财政部党组决定恢复出版《财政》月刊，犹如春风化雨，在甘霖润泽之下，久违的《财政》枯木逢春，于1980年1月正式与读者见面。复刊号依然沿用了创刊时32页小16开本的规格，定价2角2分钱，并保持了一贯简约、朴素的风格，单色封面上印着两个醒目的大字——“财政”，这一期的刊号是“1980第0期”，这也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财政》的再度面世是财政人的一件大事、喜事，是财政宣传园地的一片新风景。“那两年在财政部办公厅就显得尤为热闹，因为由办公厅出人牵头筹备，左春台、钱度龄等老领导都忙乎着这事。我当时也在办公厅工作，感受到了他们的精心和热忱，为筹办和培育刊物付出的努力。他们不但负责组织领导，还经常亲自撰写文章。”中国财政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刘凤桐回忆道。

党的工作重点迅速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禁锢多年的文化领域冲破束缚，财政成为经济改革的“排头兵”，广大财政干部人心振奋，面对艰巨的历史任务，渴求及时掌握中央政策，了解改革动态，学习新的知识，应对新的挑战。《财政》的复刊恰逢其时，人心所盼，甫一出刊便人气十足。“1980年初，我在东北财经大学财政专业学习，正是求知欲最强的年龄。尽管一直努力寻找财政类书报，但那时候除了教科书外能够读到的财政类报刊实在少之又少。一个偶然的机会，无意中得知《财政》复刊了，我感到非常兴奋，并急切地想得到。我清楚地记得，为了订阅《财政》杂志还想了不少办法，最后采取的是把钱夹在信封里寄到杂志社的方式。每收到一期《财政》杂志，都是从头到尾认真阅读全部文章并做好读书笔记，对每一期杂志都非常珍惜。”财政部部长助理赵鸣骥对复刊后的《财政》对他的影响记忆犹新。

新的形势呼唤着复刊后的《财政》责无旁贷地承载起宣传和诠释财政政策、探索和论证财政发展以及成为连接广大财政干部桥梁、纽带的光荣使命。《财政》复刊后得到了各级财政部门领导特别是财政部领导的支持。中国财政杂志社第一任总编辑左春台同志曾回忆说：“部领导同志亲自动手，为《财政》月刊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分工主管杂志社工作的副部长，对杂志的编辑更是经常给予具体指导，这对于提高刊物的质量和增强刊物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已经离休的财政部的老部长如吴波和戎子和同志也为《财政》写过不少文章，特别是戎老写的，在《财政》连载过的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的回忆录，更为广大群众所欢迎。”《财政》也得到了各级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根据财政部的要求，各地普遍建立了通联组，指定了通讯员，负责为刊物提供信息、组稿写稿，在部内各司局也确定了联络人。这些具体措施保证了刊物同各地财政部门和部内各业务司局联络渠道的顺畅，也保证了刊物与财政系统、财政工作的密切联系。左春台曾说：“他们（财政战线广大干部和《财政》杂志通讯员）不仅提供了大量的稿件，而且经常来信表示欢迎什么，不欢迎什么，提出改进编辑工作的种种建议，倾诉工作中遇到的酸甜苦辣。这是我们了解情况，不断改进工作的最重要的保证。”

复刊后《财政》首先面临着在财政系统从思想上继续消除“四人帮”影响的重大任务。为此，1980年复刊第1期发刊词之后的开篇之作就是卢之超撰写的文章《补好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一课》。文章对财政系统一年来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了总结，指出要继续联系财政实际，补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真正解决人们的思想路线问题，跟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的新形势。

复刊伊始，时任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左春台分管编辑部工作，注重通过编辑人员的言论文章，表达编辑意图，揭露鞭挞消极现象，表扬赞美好人好事。如1980年，除重大改革措施出台时刊登社论、评论外，还发表了《平平之言，不可轻视》（第1期）《少开会，开短会，讲求实效》《勤与俭》（第2期）《量力和尽力》（第6期）《未然之言和无及之悔》（第7期）《死与活》（第8期）等言论文章，这些言论文章几乎每期都有，少则三五百字，多则千余字，从历史、现实中的一言一事出发，娓娓道来，循循善诱，讲解加强财政管理的必要性和治国安邦的大道理。这成为当时《财政》杂志的一大特色，为纠正文革后思想的混乱和制度、管理等方面的缺失做出了贡献，牢牢确立了《财政》的重要地位和宣教功能，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为了进一步办好这本刊物，1981年11月，财政部党组决定成立中国财政杂志社，作为部属司局级事业单位，将原办公厅主管的《财政》编辑部、《财务与会计》编辑部划归杂志社主管，并任命钱度龄同志为副社长，左春台同志兼任总编辑。钱度龄老社长曾回忆说：“1981年11月，财政部党组决定将原属办公厅的财政编辑部和财务与会计编辑部从办公厅分出来，成立杂志社，并确定李朋副部长分管杂志社的工作。杂志社成立后，需要刻印章，马上就遇到了一个叫什么名字的问题。当时我们商量，想仿照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叫法，叫财政部杂志社。我们将这个意见向李朋同志汇报后，他想了一下说，还是叫中国财政杂志社好，以后有些活动可能方便一些。后来经部党组同意，杂志社就定名为中国财政杂志社。”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财政理论的不断更新，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入，宣传任务愈发繁重。为保证财政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在整个80年代，在杂志社领导带领下，《财政》的编辑人员精心策划，认真组织，重点报道了国家出台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如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宣传1980年出台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1985年出台的“划分税种、分级包干”及1988年出台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宣传加强财政综合平衡、积极消除财政赤字和切实搞好国库券发行工作；报道国有企业两步“利改税”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等等。这些宣传工作紧紧抓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主线，大力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基本路线，围绕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财经方针政策和财政中心工作，有力地促进了财政改革和发展。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财政改革发展的劲风方兴未艾，鼓荡着《财政》一路扬帆远航。复刊后的《财政》月刊不断推陈出新。1982年7月，《财政》扩版增容，由32页增加到48页；1985年1月，《财政》由素色封面正式改为反映我国经济建设成果以及祖国风光的彩色图片；1989年1月，《财政》再次扩版增容，由48页增加到64页。其间，栏目也从十几个增加到二十几个，陆续增加了“国库券发行”“青年园地”“财政法讲座”“十年改革”“乡财政”等栏目或专栏，并刊登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以及财政部部长、副部长等对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讲话。这些内容的刊出，不仅对指导各级财政部门做好财政工作、推动业务发展、培养教育干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大大提高了刊物的威望。

为了进一步丰富、活跃刊物的内容，增强刊物影响力，《财政》举办了一系列活动。1986年9月10日，召开了纪念《财政》创刊30周年座谈会，财政部部长、副部长以及各司局的领导参加了座谈会，回顾了《财政》创刊30年的历程，肯定成绩，指出缺点和不足，提出了对今后工作的希望和意见。曾担任过财政部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薄一波以及张劲夫、王丙乾、吴波等为《财政》创刊30年题词志贺。王丙乾在座谈会上说道：“《财政》月刊内容比较丰富，很有起色，读者是欢迎的。”“我看《财政》月刊应该是越办越好，‘长生不老’，一直办下去，因为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存在，就要办财政刊物，所以说是长生不老。”1987年6月，《财政》与部内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了财政知识竞赛。1989年5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与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了首次全国财税系统书法绘画摄影大赛，这是建国四十年来财税系统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性文艺活动，收到了8000余件作品，部分优秀作品在军事博物馆展出，党和国家领导人王任重、王丙乾、黄火青、方毅、杨成武等参加了展览活动，中国书协副主席王学仲、著名国画家黄胄、著名书法家沈鹏和著名摄影家朱羽君、何世尧等参与评奖，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随后汇集出版了全国财税系统书法绘画摄影大赛优秀作品选，邓小平同志亲笔为画册题写了书名《中国财政四十年》。李先念、薄一波、王丙乾、张劲夫、方毅等领导同志为大赛题词作贺。

经过复刊后十年的历练，《财政》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发行量达到10万份。著名财政学家许毅曾评价：“作为财政部的一个综合性的刊物，《财政》杂志能发行到10万份，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发展

年复一年，迎春秋，送冬夏。“时光无声无息，但分明是长了看不见、觉得到的翅膀。与《中国财政》朝夕相处、岁岁为伴，一晃十五六年，相处日久，相知甚深，为它的成长而欣慰。”刘凤桐回忆，他来社里工作那年正逢建社10周年。“（1991年）11月中旬，霜紫叶红时节，社里隆重举行庆贺建社10周年活动。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原财政部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张劲夫，时任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的王丙乾和财政部建部时的老副部长戎子和题词祝贺。王部长、戎老、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原副部长李朋、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迟海滨、项怀诚、刘积斌和部长助理的付芝邨、李延龄，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和国家国资局、国家税务局、建行总行等相关部门的领导，以及财政部各司局、直属单位的领导，前来参加祝贺活动。李延龄代表财政部作了题为《祝贺与期望》的讲话。群贤毕至，济济一堂，气氛热烈，盛况感人。”

经过数十年的辛勤耕耘，《财政》已经奠定了在我国财政宣传战线上的主体地位，在财政系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财政改革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国库集中收付、农村税费改革等等重大改革措施接踵而至。改革越深入，推进改革的阻力越大，越需要加强舆论宣传与引导。这一时期，《财政》充分发挥平台优势，邀请各级财政部门、学术界、基层单位的各方人士，对改革中遇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展开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积极出谋划策、摇旗呐喊。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为改革顺利进行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例如，为了配合1994年实行的财税改革，提前进行舆论准备，从1993年就不断组织理论研讨和可行性分析，第11期发表了社论《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分税制改革》，并配发了财政部副部长谢旭人、著名财政学专家何振一等人的署名文章。1994年第1期又刊登了刘仲藜部长的署名文章《认真贯彻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推进财税改革做好财政工作》以及《项怀诚副部长谈财税体制改革》等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对于统一认识、推进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一路传承，一路发展。顺应时代潮流和需要，这一时期，《财政》通过不断改进版式设计，活跃了版面、增强了宣传效果。1992年，杂志社领导专请财政部第一任部长薄一波同志重新题写了刊名，老部长写下的典雅、大方的刊名在当年第1期刊物上呈献给广大读者，给刊物增添了新的风韵。1997年，《财政》改名为《中国财政》。名虽易，脉相承。《中国财政》是对《财政》的继承与升华。在保留《财政》原成熟栏目的基础上，调减不适应的栏目，适当增加新栏目，2002年开始开办了“专题报道”和“地方专栏”等栏目，力求栏目设置科学合理，围绕财热点问题，突出亮点工作，全方位、多角度地做好宣传报道。杂志在外观形式上，封面由简单的素色图案改为精美的彩色摄影照片，增加彩色插页，页码由16开本的48页改为大16开本的64页。端庄大气，容量渐增，视觉一新，喜收效应。

财政部国库司原司长詹静涛回忆说，“《财政》杂志成了我的每月必读书，经常是一本杂志从头读到尾，重要的文章剪下来反复阅读，使我了解到许多财政工作特别是其他司局工作情况，从中汲取了许多营养和力量，支持我一步步向前进。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财政》杂志是我从事财政工作的启蒙老师之一。”

正如中国财政杂志社原副社长郭代模在他的诗作《请带上祝福前进》中写到的，“编者为你耕耘着青春和生命，作者为你奉献着智慧与珍品，读者为你掏出真爱与赤诚”。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财政》在群策群力中不断传承发展，实现了事业的二度辉煌，年发行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990年，《财政》月刊在国家新闻出版署首次举办的全国期刊展评中荣获“整体设计奖”；1993年，《财政》获中国财政学会组织的全国财政系统优秀刊物评选特等奖；1997年，《中国财政》被中国经济期刊联合会评为“首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1999年，《中国财政》在国家新闻出版署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社科期刊评比中被评为“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创新

就在《中国财政》再次迎来事业发展高峰的时候，新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2003年，国家开展报刊治理整顿工作，改革报刊管理体制，实行“管办分离”，《中国财政》由财政部主办的机关刊物改为财政部主管。当时主管杂志社的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在文章中回忆，“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了彻底‘断奶’阶段，与国有企业一样，也要面向市场，走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道路。这对于吃惯了‘大锅饭’捧惯了‘铁饭碗’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和严峻的考验；其艰难程度不亚于创刊时的白手起家和复刊时的百废待兴。虽然《中国财政》当时已经实现了自收自支，但从制度上明确与主办部门完全断绝经济关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盈亏完全自负，仍然是一件令人忧虑和惶恐的事，使人感受到一种前途未卜的茫然。如同过去所经历的关键时刻那样，那也是一段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日子。”

当时面临多种选择，完全迎合市场需求，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最高目的，是最有诱惑力的一种方案，确有不少媒体都走了这条道路。但是，在经过认真研究和深思熟虑之后，《中国财政》没有做这种选择，而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为国家财政工作服务、为广大财政干部服务的办刊宗旨，切实坚持立足财政、面向经济、服务社会，以创新为根本，在内容和形式上增强时代气息，以充实的内容、鲜活的文风，为读者提供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打造精品期刊和品牌。

为了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中国财政》在期刊内容上狠下功夫，紧紧围绕财政改革重点和财政中心工作，精心策划和组织稿件，邀请决策部门和相关领域专家撰稿，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解读，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财政》作为财政宣传主阵地的作用，增强刊物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如围绕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财政》以专题报道等形式，大力宣传了国家财政积极“做大蛋糕”，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在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科技自主创新以及按照“五统筹”要求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又如2004年5月推出专题报道并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全新思路做大财政经济蛋糕》，积极宣传财政部党组提出的“做大一个蛋糕、用活两个存量、推进三项改革、完善四项制度”的新时期财政工作基本思路；同年7月又发表金人庆部长的文章《积极运用财政手段，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部党组的工作思路。

赵鸣骥在文章中说自己任财政部农业司司长时，“每当有重大政策出台需要加大宣传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财政》杂志，每当有好的材料需要对外发布时，我们往往会在第一时间与《中国财政》杂志的编辑取得联系。可以说，《中国财政》杂志为财政支农工作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宣传平台，是我们工作上的好帮手、好搭档。”

为增强刊物的可读性，《中国财政》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报道经济社会热点问题及财政改革和发展成就。如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杂志社领导亲自带领编辑记者向亲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财政部老领导、现任部领导、司局长及地方厅局长、著名专家学者约稿，请他们畅谈当时改革的背景和鲜为人知的改革故事。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在文章中讲述实行分税制后的感受时说：“1994年1月份的时候，我是忧心忡忡，寐不安席。到了1994年2月8日，1月份的财政收支报表出来了，1月份收入27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6亿元，增长62%，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速度！我高兴得不得了，一块石头落地了。按照财政部的惯例，农历大年初二、初三部党组历来是要开会的，那年的春节是2月10日，我向仲藜同志提议，1月份情况太好了，今年春节就不要开会了吧，仲藜同志欣然同意。在不经意中是我把财政部的优良传统给破坏了。”同时，社领导带队深入到我国改革开放第一村小岗村、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经济特区以及在改革中绽放新生的延安革命老区进行了采访，用深切的情感、生动的事例、清新的笔触，展现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就的全景画面。《中国财政》还举办了“我与财税改革三十年”征文活动，刊登的近50篇征文全部被财政部网站相关专题转载。

针对读者绝大多数在基层的特点，《中国财政》突出刊物的实用性，把更多的目光瞄准基层读者，真正反映地方广大财政干部的思想和心声。基层财政干部也经常来函希望刊物能多提供一些实用的政策信息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经验，特别是能解决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具有“金钥匙”作用的实用经验。为此，《中国财政》重点介绍了基层财政干部普遍关心关注的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农村税费改革、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现代农业发展、整合涉农资金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为推动地方财政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另外，刊物增加要闻数字动态，扩充信息，受到地方财政干部的普遍欢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财政厅厅长弯海川评价：“《中国财政》是我的必读刊物，经常能够带来启发，每次看到有共鸣、有借鉴意义的文章、段落，都会手抄到笔记本上，每年都会摘抄7、8本之多。”河北省财政厅原厅长齐守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以河北省来说，《中国财政》是全省财政系统订阅量最大的全国性期刊，也是每一个财政干部的必读刊物。以我本人来说，工作再忙、时间再紧，也要抽空阅读每一期杂志，重点篇目还要精读深思，并推荐给厅内的干部去认真学习。”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中国财政》加强了同地方的联系。2005年在全国范围重新组建了通联队伍，以通联组为纽带，将信息沟通的网络深入到各省、市、县、乡，去捕捉财政工作中的亮点、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他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及时组织人员深入实地调查、采访，用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形成自己的特色，使杂志有效发挥相互交流、共同学习、推动地方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作用。

同时，顺应期刊出版市场化改革发展的需要，《中国财政》在形式上也不断调整和完善。2006年，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中国财政》改版扩容，由64页扩版为80页，封面设计、内文编排以及栏目设置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以满足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品位和信息需求。此次调整后，设置“政策导航”“专题报道”“专家视点”“县乡财政”等20余个栏目。2008年，为增强刊物的时效性，《中国财政》由月刊改为半月刊，栏目设置上,保留成熟栏目,开设特色栏目；总体编排上,改进封面设计,力求版面灵活、图文并茂、明快大方。2011年，《中国财政》改为全彩印刷，以更加美观的形式反映丰富的财税内容，为广大的读者和作者提供更为广阔的激扬文字、施展才华的天地,为广大财政干部提供更为宽大的交流思想和经验的平台。刊物逐步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回顾《中国财政》的这段发展历程，刘长琨感慨，“他们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道路，也选择了一条最光明的道路。永远忠实于读者，忠实于新中国的财政事业，这是《中国财政》几代人的原则与传统；正是因为他们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中国财政》才有今天的辉煌。”

转型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十二五”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施政目标，也对进一步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将财政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伴随着地位和作用的提升,财政面临的压力,承担的责任，聚焦的关注度也大大增强，更需要进一步加强财政宣传，正确引导舆论。作为国家财政宣传喉舌，《中国财政》重任在肩，责无旁贷。同时，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财政宣传方式方法受到严峻挑战，作为传统纸媒，《中国财政》也切实感受到转型发展的迫切与压力。

如何应对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中国财政》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更加紧密地围绕财政中心工作，服务财政改革发展大局，进一步精准定位、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着力打造“五个平台”——形势宣讲平台，全面、系统、深刻反映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政策解读平台，全方位、多角度解读国家经济、财政政策；信息汇集平台，将地方财政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难题疑问及时提供给决策制定者；经验交流平台，及时介绍地方财政在政策执行中的好做法、好成效；思想传导平台，在坚持正面宣传的前提下汇聚众智、传递声音。不断提高刊物质量和影响力，在精心打造一流纸质刊物的同时，积极拥抱新技术，探索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之路，以更好地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良性互动、携手发展。

在这一时期，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创先争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陆续开展，“中国梦”正式提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亚投行正式成立……对于党和国家的每一件政治经济大事，《中国财政》都给予了密切关注，及时派出采编人员深入采访或邀约相关人士撰文，以专题形式从财政角度进行解读和报道。同时，开设相关专栏，予以持续关注和探讨。如2013年第1期开设“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专栏、第11期开设“中国梦·财政情”专栏；2014年第1期开设“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栏，首期刊登楼继伟部长署名文章《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高屋建瓴地阐述财政系统全面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15年11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恰逢《中国财政》创刊整700期，推出专刊“共话改革再攻坚 共谋发展创新绩”，邀请财政部司局长撰文回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政部门在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障民生方面取得的成果，同时谋划“十三五”时期全面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方向与重点。

2013年第23期刊登楼继伟部长署名文章《切实转变作风 做好财政工作》，畅谈一段时间来群众路线的实践与思考；自第19期起在“财政文化”栏目介绍历史上的廉政小故事，钩沉廉政故事，品读廉政智慧，配合做好教育实践活动宣传；2015年第11期、第20期、第23期分别刊登文章《认真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切实加强财政干部队伍建设》《严以用权 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求真务实敢于担当实实在在谋事创业》，对财政部部党组专题学习研讨进行了报道，详解了楼继伟部长以从严从实作风抓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要求和部署。

201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财政》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派多名记者深入陕甘宁、晋察冀、冀鲁豫、鄂豫皖等革命老区，追寻抗战足迹，重温抗战历史，探访抗战英模，采写出系列纪念文章，报道了革命老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道路，受到读者广泛好评。

自2013年10月中国领导人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以来，得到了域内外国家的积极响应并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15年6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京举行，这是亚投行筹建进程中又一重要里程碑事件。《中国财政》第14期推出了特别报道，刊登了楼继伟部长的署名文章和答记者问，详解了亚投行的宗旨，《亚投行协定》签署的重要意义、创新性及下一步工作重点。2015年12月25日亚投行正式成立，1月16号开业运营，《中国财政》于2016年第3期推出特别报道“亚投行：开启国际发展合作新篇章”，刊登国家领导人出席亚投行开业仪式和理事会成立大会的致辞，楼继伟部长、史耀斌副部长就亚投行开张运营等外界关心的热点问题的报道文章，以及亚投行筹建大事记、境外媒体和智库对亚投行成立的热议，并邀请专家从亚投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应对策略、设立意义等方面进行解读。

这一时期，《中国财政》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作及重大财政改革展开宣传，着力建设“政策导航”“本期专题”“专家视野”“工作研究”“改革强音”等重点栏目，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党和国家重大财经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财政部重要会议精神、中心工作部署，正面回应财经领域热点难点问题，为推动财政事业更好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2014年6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审议通过，标志着我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正式破题。《中国财政》第14期刊登采访楼继伟部长文章《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启动着力夯实国家治理基础》，详解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和三大任务，为财政部门启动改革提供了方向和指导；2015年增设“改革强音”栏目，主要刊登有关全面深化改革方面的改革部署、改革建议及改革思路等方面的文章。预算法大修是财政制度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迈开了坚实的一步。2014年第18期推出专题“新预算法：开启财税改革新篇章”，约请专家学者从预算管理改革的法律基础、预算公开等角度进行探讨；2015年1月1日，新预算法正式实施，《中国财政》推出“贯彻实施新预算法”专刊，全面、深入解读新预算法的修订亮点与进步之处，为各相关部门贯彻实施新预算法提供了借鉴与参考。2013年8月1日，营改增进入全面推进阶段，第15期推出专题“营改增提速”，总结试点经验、研讨改革面临的困难和应对措施；2016年5月1日，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第18期推出专刊“兼顾改革深化与平稳接续推进营改增改革全面实施”，详细解读相关行业政策要点，重点介绍相关企业的实践经验，推动营改增工作顺利开展。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财政》都会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确定的主题（如2012年稳中求进、2013年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2015年适应和引领新常态、2016年落实五大发展理念），邀请财政系统全国人大代表畅谈地方财政部门如何保障经济发展。同时，邀请财政部相关部门和财经领域专家学者全面解读预算报告的新特点、新内容、新导向，帮助社会各界加深对预算报告的理解，从而进行更为有效的监督。2012年，财政部作出重要部署，要求做好“两会”代表委员建议提案办理宣传工作，推动办理工作再上新台阶。《中国财政》自第13期开设“两会之声”专栏，重点报道财政部各司局建议提案办理进展；财政编辑中心全体编辑记者克服种种困难，短时间内随部内司局赴全国各地宣传报道与全国人大代表面对面座谈情况，并在第16期推出“建议办理面对面”专题；社领导亲自带队，赴河南、河北、陕西、浙江、北京、吉林、黑龙江等省市采访全国人大代表，并利用电话、书面采访等形式，累计采访全国人大代表40余人，自第18期刊登记者专访文章，重点宣传报道了代表风采以及他们对于财政发展改革的建言和诉求，为财政部与代表委员搭建起有效沟通的桥梁，增进了彼此的信任与了解，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受到部领导表扬。

为落实楼继伟部长要求，从不同角度、多种渠道反映改革中的问题，2015年4月，中国财政杂志社与财政部政策研究室联合启动“出彩财政人——我为改革进一言”意见建议征集活动，并在《中国财政》开设“建言献策”栏目。同时，采取登门征询、实地调查或一线采访等方式进行意见建议收集。在社领导带领下，赴天津、宁夏、安徽等省市对崔津渡、王和山、陈先森、周春雨等曾经长期主管财政工作的领导进行了重点采访，征询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意见建议，并上报财政部办公厅。2015年“建言献策”栏目刊登稿件25篇，涉及中长期财政规划、人口老龄化应对、养老金账户、新型城市财政建立、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县级财政困境、乡镇财政建设等多个方面。

2012年6月，财政部在全国财政系统深入开展财政精神提炼活动。为了全面配合活动开展，《中国财政》开设了“财政精神大家谈”专栏，第14期刊发了谢旭人部长、王军副部长的署名文章《继承弘扬财政优良传统作风》《用文学守望财政人的精神家园》；第17期刊登了本刊记者对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的专访《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只有财政》；与部机关党委联合开展“打造财政精神之核——我心中的财政精神”征文活动，向全系统和社会各界广泛征集表述语，营造了广大财政干部职工主动积极参与其中，提炼、践行“财政精神”的浓厚氛围。

2015年是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长吴波同志逝世十周年，财政部发文要求在全国财政系统开展向吴波同志学习活动。《中国财政》第10期刊登楼继伟部长署名文章《大力弘扬吴波精神 深入推进财税改革》，激励广大财政干部将吴波同志牢记宗旨、求真务实、廉洁自律的精神薪火相传；“卷首”栏目以《坚守的力量 永远的楷模》为题，高度凝练了吴老坚守信仰、坚守真理、坚守原则、坚守担当、坚守清廉的精神力量；记者走访吴老家属、同事等人，完成长篇人物通讯再现了吴老工作、生活的点滴往事；开设“学习传承吴波精神”专栏，陆续刊登全国财政系统干部职工的心得体会文章，集聚以吴老为榜样、推动财政事业发展的巨大正能量。

为加强对地方财政工作的宣传，2013年《中国财政》“特别关注”栏目先后组织8个专题，宣传报道安徽、江苏、河北、福建、云南、浙江、山东、北京等地财政支持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突出成绩。2015年，将原“地方财政”栏目拆分为“地方实践”与“县乡财政”两个栏目，及时推广地方财政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与有益探索，真实反映基层财政部门和广大财政人的精神风貌；增加了“财经资讯”栏目“动态”部分版面，重点宣传县乡财政部门的工作亮点。同时，《中国财政》的编辑记者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加大采访力度，通过记者的观察和视角，用生动鲜活的语言，反映地方财政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和成就。如2014年7月，《中国财政》记者赴广西采访农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情况，先后深入百色市平果县、防城港东兴市等七个县市的9个村镇，行程1800多公里，特别是在台风“威马逊”入境广西时，还冒着强降雨深入农村采访，较好地完成了采访报道任务。又如2015年为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中国财政》派出采访组，克服了高原反应、恶劣气候、车马劳顿等诸多困难，远赴西藏拉萨市、日喀则、山南、林芝，新疆乌鲁木齐市、阿勒泰、伊犁、哈密等地深入县乡进行采访，掌握了第一手财政发展改革素材，编辑出版两期精彩的专刊，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为进一步提升刊物知名度和影响力，中国财政杂志社于2014年7月开通微信平台，《中国财政》精选重要文章推荐到微信平台，并积极组织采写适合微信平台发布的稿件。如2016年“两会”期间，组织了“财政关键字”稿件，使读者更加了解财政工作，了解全国财政系统干部职工为了祖国更加富强，为了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所作的努力；4月，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紧锣密鼓，开设“备战营改增”栏目，区分企业类型、业务类型，从政策解读、操作指引、改革展望等方面，及时组织了金融业、房地产业、酒店业、物业管理服务等行业营改增实务问题解答；7月，南方多个省市及河北省先后遭受暴雨洪涝灾害，《中国财政》及时组织微信稿件，宣传报道受灾地区财政部门及财政干部抢险救灾事迹。

同时，在发展方式上提出了“经营刊物”的理念，更加注重开门办刊。如2013年，与财政部预算司合作编辑出版增刊“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为绩效理念的树立、绩效文化的培养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2014年，与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合作举办“新预算法专题研读会”，邀请财政部部领导、相关司局领导、部分地方财政厅局长和专家学者共同研读新预算法的精神、原则和各项具体规定；2015年1月，与财政部条法司合作推出“贯彻实施新预算法”专刊，全面、深入解读新预算法的修订亮点与进步之处，为各相关部门贯彻实施新预算法提供了借鉴与参考；2015年1月起，与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合作出版英文版内部资料《中国财政月度资讯》；2016年7月，与财政部税政司合作举办“全面实施营改增”座谈会，了解营改增运行中的问题，征询企业的意见建议，推动下一步改革平稳实施等，通过多种形式扩大刊物的影响力。

《中国财政》还通过建立完善规章制度，加强队伍建设和管理来进一步提升刊物质量。如2012年，制定了月发季结即按季度考核，按月发放的绩效工资考核办法，进一步调整、明确了编辑人员绩效工资考核的奖励和扣罚分细则，提高了编辑人员工作责任心和主动性，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完善财政编辑中心内部各项管理办法及行为规范，推进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确保各项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综合素质等。2014年3月，财政编辑中心荣获“财政部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称号，并被推选上报“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2016年，《中国财政》迎来创刊60周年，于第7期刊登了“携手一甲子 共叙财苑情——《中国财政》伴我同行”征文通知，开设“创刊60周年纪念专栏”，获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各级财政工作者的热情支持，稿件纷至沓来，与《中国财政》的浓浓深情令编者动容，对《中国财政》的祝福寄语和对未来发展出谋划策激励编者不断前行。天津市财政局局长姚来英写道：“回顾我与《中国财政》的往事，除了是她的忠实读者以外，曾经的经历是难以忘却的记忆，艰难耕耘，走过成功、收获果实的过程，亦是与朋结缘的过程。”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厅长张华写道：“我希望《中国财政》能进一步加强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资源型地区的宣传报道力度，吸引社会各方面更加关心、关注、关怀这些地区的财政改革发展，给予我们更大的支持和帮助。”湖南省财政厅厅长郑建新写道：“我衷心希望《中国财政》越办越好。创新办刊方式，为事业发展凝聚人心；拓宽宣传渠道，为事业发展谋取先机；加强对接互动，为事业发展赢得助力。”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眺未来漫漫征程远。正如楼继伟部长在祝贺《中国财政》创刊六十周年贺信中所写：“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全局、面向未来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党中央科学把握现代国家发展规律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中国财政》作为财政领域的重要宣传阵地，为改革深入推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责无旁贷，任重道远。”站在新的起点，《中国财政》将努力做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财政宣传事业再谱绚丽华章。

梦想就在前方，我们永远在路上。

历任财政编辑部人员名单

历任主任：

刘松年 李惠贤 许方元 何杰平 王尚明

江正银 秦中艮 刘兴焉 李颖

历任副主任：

李惠贤 朱晨 许方元 赵冲 李慧英

王质莹 何杰平 江正银 王尚明 王旭

石化龙 李颖 赵军 方震海

历任编辑：

许方元 赵冲 尚力强 李慧英 王景志

史韪 王尚明 何杰平 江正银 刘兴焉

牛余志 杨素媛 邹晓岩 陈素娥 石化龙

张沁 鲁立彬 李颖 吴春龙 冯媛

王旭 方震海 李海南 张晓红 罗巧玲（校对）

赵军 戴开成 王文涛 夏春黎（编务） 刘慧娴

周多多 常嘉 李艳芝 冉鹏 韩璐

李烝 张蕊 廖奎 郑夙铭（编务） 张敏

李永佩 王静君 杨秉翰 雷艳 张小莉

刘永恒 廖朝明 黄悦 喻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