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亲没有什么文化，仅是自己的名字马马虎虎能认下来，在我填报高考志愿时一点忙也帮不上，无形之中也给了我许多自由选择的空间。从众多专业中我选择了“财政”，毕业后，我成了一名财税工作者，与“财政”不离不弃，相伴三十年。

由于专业的性质和需要，上学时我经常去图书馆查阅一些资料，查阅最多的还是与本专业相关的《中国财政》（当时叫《财政》），但真正结下不解之缘却源于大学时的“天津老乡”。他就读于财政84级，我是财政86级，做为学弟的我非常敬重他。他非常好学，每天除了去教室就是图书馆，早出晚归，时不时也向我推介自己又读了哪些专业书籍，请教了哪些有名的教授，刘明远、刘永祯、寇铁军……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同时拿出十几本杂志，不停地指点给我看他们的文章和名字，那份恭敬和崇拜让我深受感染。我瞥了一眼他手中的杂志，是《财政》，这一瞥也结下了我与《中国财政》的缘分。他毕业时送给我唯一的礼物就是几十本《中国财政》。我也在耳濡目染间从认识《中国财政》、阅读《中国财政》、订阅《中国财政》到收藏《中国财政》，几百册，五六个大纸箱。

在财税部门，我主要从事纪检监察工作，文字材料任务繁重，经常为写好一个材料加班加点。一次，为给市局监察室赶写一个汇报材料，我整整敲了一天键盘，晚上又加班到凌晨两点。领导也没有回家，我们经过反复研究、推敲，直到早上五点才把材料写好。为准备每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别人沉浸在春节团聚欢乐气氛时，我们已开始加班，常常是早晨七点赶到单位晚上十二点才离开。春节放假期间食堂没有饭，我一天三顿饭都靠方便面充饥。苦是苦一些，但是看到写好的材料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一种成就感便油然而生，再苦再累也都忘了。如果你问我，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最辛苦、最累、最枯燥无味，我说是爬格子；什么事情最幸福，我说是辛勤努力得到了认可，变成了一页页的铅字。在撰写材料的过程中，《中国财政》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启迪，至今难以忘记、心存感激，对《中国财政》的感情从未改变。

随着年龄增大，已近半百的我精力和体力大不如从前，近两年也没有再订阅《中国财政》了。直到去年参加了大学同学在北京的聚会，通过和几名财政界同学的长谈，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分手前大家互相加了微信。突然有一天翻看微信朋友圈时，竟然发现了老同学推送《中国财政》的文章和杂志社的微信账号。我激动地点开一篇采访西藏财政的文章，立刻被优美的文字、画面和故事感动。我一篇又一篇阅读着，从没去过西藏的我竟然对这个地方产生了相熟相知的感觉，便将微信上《中国财政》杂志的文章通读了一遍，从晚上八点到凌晨五点，竟看了一个通宵。

今年三月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进入倒计时。我常常白天和周末加班加点填报收集资料搞培训，晚上通读各种营改增文件法规，《中国财政》可帮了大忙。特别是调整工作后，我几乎天天都被基层一线的几十名财会人员围住问这问那。从事多年政工工作的我，又重新捡起业务工作时感觉有些吃力。好在中国财政杂志社微信推送的多篇营改增政策解读文章，如及时雨般传到我的手机微信里。我又将文章转给了我的同事和企业会计人员。他们句句温暖的话语和感激的目光，使我忘记了一切劳累。

与《中国财政》分离三年之后，通过老同学的牵线搭桥再次牵手。今年恰逢《中国财政》创刊六十周年，我觉得确实应该为《中国财政》做点什么。拿起久违不耕的笔，熬了几夜，写的都是肺腑之言。最后祝愿《中国财政》越办越好，路越走越长，期盼百年大庆！

责任编辑 黄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