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意味着发展的新机遇和新增长，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发展会出现风险和挑战。2015年底，中央提出了引领新常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思路。本文拟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体制）矛盾运动的角度，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的若干两难问题及挑战入手，结合“供给侧改革”提出的经济背景展开分析，提出破解难题的一些初步思考。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的若干两难问题

（一）结构性减速与保增长的“小心拿捏”。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增长速度从近两位数的高速度转变为7%甚至更低的中高速度：2010—2015年的GDP增长率变化轨迹是一路下滑，2016年还有可能下降，中央定的增长区间是6.5%—7%。而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PPI，截至2015年底，已经连续46个月为负数。经济下行的压力对市场经营主体——企业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明显的。近年来，许多企业家都抱怨做实业很难。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很长时间以来成为困扰我们的难题。我们不可能再搞2008年那样的“大水漫灌”式的经济强刺激，但也要防止经济持续快速下降，尤其是断崖式的下降。因此，目前保增长政策如何“拿捏”，可以说是处于了相当微妙的状态。

（二）劳动力工资上涨对企业成本的推动。据统计，我国农民工工资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偏低的水平，并且一度几乎无增长，但从2004年珠三角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以后，农民工工资出现持续快速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给企业带来压力是现实存在的。工资提高还导致社保缴费增加，目前企业承担的“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的40%。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也指出，工资水平过去10余年大幅增长，尤其是“2010年以来，多数地区大幅度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以两位数速度增长”。结果是当前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已经超过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国家，最高已超过6倍多，劳动力成本优势已成往事。

（三）“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冲击。目前国家七大新兴战略产业中，信息技术是最近十多年发展最快、影响力最广的新兴产业部门，而其在实际生活中最为广泛的运用领域就是互联网。互联网经济对传统产业的冲击是很明显的。我国传统制造业除了存在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竞争力等问题外，还存在封闭式生产、信息不够及时畅通等缺陷。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缺陷更是充分暴露无遗，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四）人民币升值和贬值的两难问题。在前几年美元疲软、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时候，我们担心的问题是：出口成本上升，使原本受到外需减少巨大冲击的企业“雪上加霜”，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会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而海外投机资本则会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推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升，形成泡沫；美元外汇储备和购买的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大幅缩水等。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公布，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设在1美元兑6.2298元人民币，贬值幅度约1.9%。由此带来的新问题是：人民币如果面临持续贬值的压力，对人民币甚至整个中国经济的信心可能下降；因为信心的问题和避险、逐利的原因，外资和内资的外流加剧；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下跌，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本来，在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货币升值与贬值都是市场自己的事，各个市场参与者根据掌握的信息和利益的导向，做出自己的决策，风险自担，政府和央行只是制定规则并加以必要的监管。但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和体制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汇率并不是自由浮动的，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汇率并非完全由市场决定，资本的跨境流动处于管制的体制下，因此汇率政策经常处于两难之中，选择的水平和技巧很关键，搞不好经常会引起争议，影响实施的效果和市场的正确预期。

全面深化改革 供给侧重点突破

从根本性的意义上看，我国经济面临的各种两难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有效的制度供给，而后者又必须通过全面推进改革来加以实现。而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这方面的一个纲领性指导文件，最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可以作为整个改革全面深化推进的重点突破口。

（一）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度的宏观经济环境。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战略部署。会议强调，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其中之一就是，宏观政策要稳，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因为结构性改革不是一个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短期任务，需要有中长期的战略性安排，同时又要有在短期就能发生作用的突破口，还要有稳定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给相关方以稳定的预期和信心。这样才能在经济形势比较严峻但同时企业又是充满信心的氛围里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有序地向前推进。

（二）积极化解产能过剩，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我国产能过剩问题从2008年开始凸显并日趋严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2013年10月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对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通过5年努力，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现在两年多时间过去了，问题似乎仍然非常严重。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去产能：“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这样，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不少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企业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为了就业、税收和GDP增长），所谓的“僵尸企业”长期得不到清理的重要原因就在这里——就有解了。当然，还要长短结合，建立起“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升级换代及效率提升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三）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搞好搞活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它目前存在的一股独大、行政垄断、缺乏活力和破产重组困难等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其应有作用的发挥，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是一大难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思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目前一些企业正在试点，但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大。

（四）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助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表明，前文提到的“劳动力工资上涨推升了企业的成本”这一困局需要辩证地看：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劳动合同法》实施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劳动者工资在一个时期里有较快的上涨，本身是一个很积极的事情，使大批劳动者摆脱了原先卖苦力、待遇低下的被动困难局面，开始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对发挥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无疑会起到正面的作用，对推动企业创新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然，不利的方面是企业成本有较大的推升，会形成经营上的压力，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这些条件包括：企业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政府有关部门的不当审批和干预减少，市场机制运行更加顺畅，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减少，创新知识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创新激励机制得到加强，等等。通过改革，不断形成这些方面的有利条件，工资成本上升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就会转化为有利因素，推动企业的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从而形成工资收入增加不断推升企业创新的良性循环，最终使我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五）推动金融改革，理顺资本价格和监管体制。金融改革的内容很多，但从市场价格引导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协调角度分析，则主要有这样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率市场化。经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通过由易到难和不断放开增量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这个目标已经越来越接近达成。二是汇率改革。逐步向更加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方向转变，这方面的任务还很艰巨。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的复杂背景下，如何稳妥地达成目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三是金融体系的协同监管问题。在我国经济金融体量越来越大、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的局面下，原有的体制可能存在许多不适应的方面，去年下半年以来股市的暴涨暴跌就是一个例子。因此，正如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只有把作为实体经济运行血液的资本的价格理顺了，才能够引导资源到真正需要的地方、行业和企业中去，从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责任编辑 张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