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率百官贵戚从京师长安出发，一路逶迤东行，前往泰山封禅，以保佑其国运长久。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驻跸曹州的唐玄宗接见了一批前来行宫敬献诗赋、预祝封禅成功的少年儿童，其中一位眉清目秀，文章写得特别优美的10岁少年使他大为惊讶，兴趣盎然的唐玄宗当场让宰相张说出题考他，这位8岁即被当地誉为神童的少年，面对向有朝廷大手笔之称的张说不仅处变不惊，而且对答如流，张说听后无比兴奋地禀告皇上：“陛下封泰山而得神童，此国家之祥瑞也！”唐玄宗立即吩咐张说将这名儿童带回京师，并授予太子正字的官职。尽管只是一个校对文书的小官，但对于一个相当于今天小学三年级的十龄童来说，能够担任中央机关的国家公职足以使京师各界人士刮目相看，大家争着与他见面，忙得他应接不暇，顿时成了国之明星。这位名噪一时的小童星就是后来名垂青史的唐代理财家刘晏。

刘晏主持唐王朝财政工作时值安史之乱以后。当时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黄河流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太仓空虚，鼠雀犹饿”，原赋役负担户口和人员减少了80%，又由于唐王朝权日趋腐败，开支不断膨胀，财政相当困难，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整个李唐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理财基础和社会环境远比西汉时代的桑弘羊恶劣和困难。

唐代首都长安处于国家西部，尽管有八百里秦川之丰饶，但毕竟粮食产量有限，很难满足为数众多的官吏士卒的需求，因此朝廷常需调运外地粮食进京，唐初，东南的粮食漕运到长安的不过20万石，漕运任务不算十分繁重。自高宗以后，人口增多，漕运粮食的数量逐年增加。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二月，被任命为转运使的刘晏接手漕运时，唐王朝正处于京师粮食极端缺乏的境地。因此，必须尽快把江南的粮食运往京师。然而，漕运自古以来就是一项艰难的事业。湍急的水流，崎岖的山路，多变的气候，简陋的工具，都使得漕运很难及时、准确、安全、经济地把粮食运到需粮之地。刘晏在受命之后，立即组织力量疏浚河道，建立造船厂，财政每艘拨款1000贯建造了2000艘坚固耐用高质量的漕船，并亲自带领有关官吏远赴江淮，沿途踏勘，“以转运为己任，凡所经历，必究利病之由”，苦心劳形。他还从线路选择、改进运输方法、完善包装和工具、安全保障、革新管理办法等五个方面对漕运实行改革。

首先，优化运输线路。即以全部水运来代替水陆杂运，减少了运输的中间环节。同时，刘晏在考察了漕运线路后发现，“汴流浑浑，不修则淀，顷因寇难，曾未疏决，泽灭水，岸右堕，……千里洄上，罔水行舟”。于是他发民工、出兵丁，“开决汴河”，并派人疏通运河，“分黄河水入通济渠”。河道疏通后，大大减少了运输的成本和损耗，节省了大量时间。

其次，改变运输方式。刘晏吸取了以前“分段运输法”中仍然可行的部分，并根据汴、河、渭水势各异的特点加以创造发展，把从江南到渭水入黄河处渭口一段的水上运输，由一船全程改为多船分段接运。“使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授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复者”。这样，克服了旷日持久的等待河水的涨落，使粮食可以及时地运到京师，时间比以前快许多。同时，粮食入仓又可减少损失。而且，各司一段可以使称为“漕卒”的水手熟悉自己的航道，往来自如，船只不易出事，保证了粮食的安全运达。

再次，改革运输包装和工具。由于以前的分段运送，必然有多次的装卸手续，所以散装的漕粮在转船装卸时损失极多。为减少损失，刘晏改散装为袋装，使谷物不至散漏，既便于装卸，又便于翻船时打捞，且运费大大减少。此外，刘晏考虑到各段水势的不同，设计并制造了功用各异的船只。自扬州至河阳一段，采用了“歇蝗支江船”，自河阴至三门一段，采用了“上门填阙船”。由于这些船是根据不同河段的水势制造的，所以沉溺者极少。经过刘晏对运输工具的多方改进，原来由扬州至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现在则“斗米减钱九十”，使运费节约了25%。

第四，确保运输安全。自古以来，三门峡一带就是险情多发之地，而过三门之陆路亦崎岖陡峭。刘晏为确保漕运安全，特别制订了严密的漕运组织。每船装粮千斛，10船组成一纲，每纲由300人组成，蒿工50人，由军将领之，并派遣精练的兵卒沿途护送。同时，为保证挽夫的生命安全，刘晏还改进了船纤使用的材料，调巴蜀襄汉的麻竹为绳挽舟。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漕运船队都能顺利地通过三门峡，“岁转粟一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第五，民运改官运。过去，漕运由各州县派“富户”督办，称为“船头”。不仅弊病多，而且运费贵。刘晏取消“船头”，由官府自办运输业务。刘晏在扬子县置10场，设专知官10人，自造船只及运输工具。雇用船工水手自行督运，所需经费即以榷盐所得赢利开支。这一措施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放弃了强制的无偿劳役，采取付给工资的雇佣劳动方式。完全依靠佣金组织船工运卒，提高了运输专业化程度，使社会劳动力分配得到相对合理的调节，减少了农业生产因劳动力不足的损失，又完成了巨大的运输任务。尽管这些佣金主要来自盐利的财政收入，但食盐的人毕竟包括社会各个阶层，集腋成裘，这就多少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漕运船工也有积极性，有利于提高运输效率可谓利国利民。

由于刘晏的艰苦努力，江淮至京师的漕运出现了新气象，过去由扬州运粮到长安，需要270天，沿途粮食损耗20%，改革后仅仅只需要40天即可抵达，而且损耗也降到了“无升斗损失”的最低限度。运费也从原来1000钱至1400钱降为700文，降幅达30-50%，江淮的粮食通过水道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少时一年40万石，多时达110万石，这样既减轻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也解决了京师粮食紧缺、粮价上涨的矛盾，取得了显著成效。前往迎接第一批粮食运抵长安的唐代宗面对源源不断进入京师的江淮粮食，在文武百官面前夸奖刘晏为“当朝萧何”。

食盐是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早在春秋时期管仲为齐国相时便“以官山海”为名实行专卖，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刘晏重任盐铁使时，开始着手整顿盐政。

唐初对食盐管理实行官民自产自销。安史之乱后，财政支出浩繁，唐政府为开辟财源，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实行食盐专卖。然而，盐官虽设，盐价也升，政府的财政收入却没有随之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全面实行官营，管理机构也随之膨胀，不但费用大，贪污多，经济效益低，而且实行官运，官销，必然要征发大批民工运盐，不可避免地加重了人民的徭役负担，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实在是得不偿失。所以，刘晏一上任，就大力简化管理机构，官府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再转卖给商人，由盐商自由出售，其他不产盐的州县不设置盐官，把原来的官营垄断变为民产、官收、商销。这样，既减少了官府在食盐运输、销售等环节中的不少事务，节省了大笔开支，又由于裁撤了一些机构，淘汰了一些冗官，贪污少了，国家收入也就多了。刘晏对盐业管理机构的改革和整顿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来自食盐的财政收入从原来每年60万缗猛增到600万缗，占全年财政收入1200万缗的50%。

刘晏认为财政问题毋宁说是经济问题，要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必不可少的措施便是倡行惠商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即使救灾也应通过市场化运作。他认为，受灾的农村其它产业仍然存在，主要是缺少粮食，所以国家没有必要进行财政赈济，因为赈给少了不能活人，赈给多了财政开支大，又要增加百姓的税收负担，而且在赈济物资的分配上，地方官吏免不了串通作弊，强者得之多，弱者得之少。因而主张通过商品交换，用较低价格的粮食向灾区百姓交换农副产品“贱以出之，易其杂货”。通过以副补粮，以商促农，振兴灾区经济，从而带动灾区生产的发展，起到生产自救的作用。这一前无古人的见解，颇具新意，显示了刘晏对商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的深刻认识。至于在实际工作中刘晏更是处处体现了这种难能可贵的重商精神，尤其是对常平仓的运作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中国古代设置常平仓始于战国，其目的无非是利用常平仓来平抑物价，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国家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工具。唐王朝也不例外，唐初即在各地设置常平本钱以作收售谷物之用。安史之乱，常平制度被迫中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第五琦奏请每州置常平仓及库使，自商量置本钱，随当处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粜卖。两年后正式置常平使，由刘晏及第五琦分领天下常平业务。刘晏注意到官府机构、人员集中在城市，常平仓粜粮时就不可能直接运送粮食到穷乡僻壤去销售，这样迫使偏远地区的农民要奔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进城买粮极不方便。同时，官府机构办事效率低下，弊窦丛生，“吏下为奸”。刘晏对此进行了大胆改革，主张把常平仓的粮食首先卖给私营商人，由他们自由运到这些地区销售，这样就使百姓“转相沾逮”，大受其利，商人也从中获得了丰厚利润，能够“不待令驱”，积极从事粮食运销活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刘晏的惠商政策不仅表现在常平仓的市场化运用上，而且还通过三项措施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通过设计和开通科学合理的漕运、驿道线路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畅通、高效、低成本的运输条件。其次，减轻商税。唐初规定将商贾的户税加二等征收，其用意在抑制工商副业。在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户税整理中，刘晏取消了加等征收的规定，一律按本户原有等级标准交纳，以鼓励人们更多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高商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激发其开展商业活动的积极性。再次，实行利商的货币政策。当时“钱荒”特别严重，给商业经营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直接损害了商人的利益。刘晏适时地“易铜铅薪炭，广铸钱，岁得十余万缗，输京师及荆扬二州，自是钱日增矣”，通过广铸新钱适量增发货币使“钱荒”问题大为缓解，从而保证了商业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刘晏实行惠商政策发展商品流通、促进经济繁荣的做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他所管辖的东南地区兴起了许多城镇，当时扬州和益州富甲天下，素称“扬一益二”。人口也增加了，“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人口的增加，经济的繁荣，为唐王朝提供了丰厚的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