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场乡，传颂着一位与死神抗争，把自己最后的生命献给财税事业，身患两种癌症仍坚守岗位的财税干部的动人故事。他就是南场乡财政所会计孙福祥。

按理他可以离岗休息，可一年365天，他每天都在不停地工作着。

现年58岁的孙福祥，高高的个儿，头发稀少，面容憔悴，身躯瘦弱。他的模样似乎在告诉人们他曾同死神进行过几番较量，几番抗争……

那是1973年夏天，孙福祥左腹股沟处鼓起一个12厘米x12厘米的肿块，上海肿瘤医院诊断为淋巴癌，经过100多天的治疗，他坚强地活了下来。

1979年夏天，他的左肺野结核穿孔2厘米×3厘米，住院两个多月，又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

1983年春天，病魔又一次扑向孙福祥。他的食道像被堵住似的，吃饭打嗝，一顿饭要花一个多小时，半碗饭没下去，已疼得满头大汗，最严重时喝水都困难。上海肿瘤医院诊断为中段食道癌中晚期。也许是他百折不挠的气概吓走了病魔，上海肿瘤研究所曾几次来函跟踪调查孙福祥“死时”的有关状况，可他还奇迹般地活着。

一次次死里逃生的孙福祥知道无情的死神已向他逼近，再不拼命工作，机会不多了。上午上班，他一般7点前就到班，夏天甚至6点钟左右就到班。他利用早到的时间，把办公室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瓶中灌满开水。下午，他常常是最后一个下班，关上电灯、门窗，这一切已成为老孙的习惯。

财政所5个人中，只有孙福祥是本乡人。每逢节假日值班，他总要劝其他人回家休息，自己坚守岗位。他说：“你们平时难得回家，节假日就回去安心休息吧，这里由我顶着。”

财政所长介绍说，孙福祥的身体状况越差，工作热情反而越高。他生一次病，工作热情高涨一次。我来所5年，他没有请一次假，所有节假日值班全由他一个人包下来，一个心眼扑在财政工作上。

孙福祥的姑母瘫痪在床，他和爱人悉心照料她5年。姑母去世后，他的爱人又中风，半身瘫痪、双目失明。在这极其不幸的环境中，孙福祥总是强打精神，用奋发工作的热情忘记悲伤、忘记病痛。孙福祥很满足。他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能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变成一名财政干部，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能三次死里逃生，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尽一切努力，做好我热爱的财政工作。

按病情他可常年住院，一年花上一两万元医药费无可非议，可他只愿和其他人享受同等定额500元。

孙福祥出身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由姑母抱养。姑父过早去世，接着姑母、爱人、父亲、母亲相继染病，花去很多医疗费，导致家境贫困，至今还住在低矮的小平房里。

时下“一人公费，全家享受”大有人在。孙福祥在这个问题上从不占国家的便宜。母亲食道癌，姑母肺气肿，爱人中风，没有一分钱医疗费能搭上他的车。一次，陪爱人到医院看病，顺便请医生开点药，医生误把孙福祥爱人的药开在孙福祥的处方上，孙福祥直摇头说：“这不行，这不行，她不好享受我的待遇。”

财政所规定，除孙福祥及患重病住院者外，其他人全年医疗费最多只能报销500元，超支自负。孙福祥常年住院，一年花上一两万元医药费按规定可以全部报销，但他却不这样做。几年来，病魔每天都在折磨着他，但他坚持工作不住院，常年吃中药，全年医疗费两三千元，他只报500元。他说：我几次住院，政府已为我花去了可观的医疗费，不能再给政府增加负担了。再说，我只报500元，超支部分自己承受，这样心里平衡得多。

每年由孙福祥经手的钱有几百万元，可他从未挪用一分。他说：“我是一位财政干部，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一点也不能含糊，不经过自己流汗挣来的钱，不能用。”家里有困难，孙福祥宁愿向亲朋好友东借西凑，也不打救济报告或向组织伸手。组织上对孙福祥一直很关心，去年底照顾300元让他度年关。他说：“我过年的肉、鱼都有了，这笔钱就给更困难的同志吧。”1997年6月乡长在审批他出差报销单据时发现只有车票，没填补助，要他补上。孙福祥解释说，出差在外中午吃碗面条花上一块多钱，在家里吃碗饭也值这么多钱，补不补无所谓……十几年来，他每天5点钟左右就起床忙家务，帮助爱人喂猪、养蚕，搞家庭副业，靠自己的双手解决家庭经济拮据问题。

按理他把份内事干得已经令人敬佩了，可他干的份外事比份内还要多。

孙福祥是个“多面手”。他在财政所先后担任过企业财务辅导会计、经费会计、周转金、农税、总预算会计、农发基金会计，几乎所有会计岗位的工作都干过。

孙福祥是个“铁算盘”。他精通财务，把关严格，铁面无私。他在分管机关经费会计期间，负责新建乡成教中心、广播电视楼建设，有人想冒领工资，当孙福祥拿出记载详细的考勤考核本核对时，冒领人红着脸走了；有人把每吨高于市场价800多元的钢材票拿来叫孙福祥报销，孙福祥便一口气报出几个市场有什么规格、多少钱一吨的钢材出售，当场戳穿花招。由孙福祥经手负责的基建工程没有一个超过预算标准。

孙福祥是个“万事管”。他在干好份内事的同时，还管份外事，干的份外事超过了份内事。他现在的份内工作是担任农税和周转金会计，这两项工作干得都非常出色。农业税征收他采取“一税一户一票”制，将49.9万元农业税开票到全乡6661户，避免了与农村征收其他费用的混淆，很短时间内就收全了税款。1997年上级下达该乡7.5万元农业特产税任务，在税源萎缩的情况下，他已征收16.1万元，超过任务一倍多，大到鳗鱼苗，小到猪羊皮，一分钱税源都不放过。1996年，他和所里其他同志一起日夜“伏击”，在机场稽查贩运鳗鱼苗20多次，查补税款45万多元。

孙福祥在做好份内工作的同时，把份外工作作为份内工作来做。1997年7月，在征收农发基金时孙福祥的身体不适，一连10多天，他上午帮助征收农发基金，下午到医院输液。一次输液结束得早，孙福祥听说所里的同志全部赶到高田村征收生猪屠宰税和技术改进费，也立即赶去参战，一直到晚上8点多钟，所长命令他回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征收防洪保安基金也不是孙福祥分管的工作，有家企业以所谓的“困难”为借口，迟迟不肯上缴，孙福祥主动到这个单位征收，先后上门催收40多次，终于感动了企业负责人，缴全了防洪保安资金。

乡政府有个下属部门，共有5个人，其中3个人身边各有各的帐，财务比较混乱。1996年5月，孙福祥受乡政府委托，利用三个月的节假日，把这个部门的帐理得清清楚楚，使之走上了制度化轨道。

由于种种原因，乡食品厂近年来亏损严重，资产流失，乡政府要求对该厂进行审计清理，好多人都不愿去，孙福祥主动请战，亲自担任食品厂财务清理组组长。1997年8月7日，他组织对积压多年报废的香肠进行过秤，处理给东海县的一家水产养殖场作饲料。由于冷库不制冷，香肠已变质发臭，气味难闻，熏得头昏脑胀，有人叫孙福祥估算不要过秤，孙福祥严肃地说，财务上的数字一个也不好估。就这样，孙福祥和其他同志一起冒着炎热的酷暑，闻着发臭的气味，过秤94次，从下午5点多钟一直干到凌晨1点多钟，原帐面库存31.9吨，价值31.9万元，过秤结果只有8.675吨，卖出14662元，经过盘点清理，食品厂流失资产近70万元，搞清了从未见过的家底，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孙福祥平时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他总是默默无闻，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地工作着。全乡财务上的难事，书记、乡长、所长找孙福祥处理，每次都满口答应，从不推辞，而当荣誉、待遇、享受到来之时，孙福祥总是敬而远之，推让不已。每年乡机关人员测评，孙福祥得分都名列前茅。全市财政系统财务检查、业务评比他的得分总是最高的。

孙福祥是位平凡的人，而付出的代价是极不平凡的。他以被病魔侵蚀的躯体，用一双生花的妙手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感人肺腑的人生乐章。他坚定地表示：只要生命的火花不灭，为财政事业努力奋斗的步伐决不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