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阔财源建设的视野

财源，作为财政的本源，财源建设作为财政本源的建设，本身都是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财政在经济建设领域的源头体现。人们广泛地关注财源建设，并且把它和振兴财政的基础相联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若只局限于财源区分为新老、主次、大小等十几种形式的罗列，或者是停留在综合财源、效益财源、结构财源等概念的判断上，就可能忽视财源建设理论如何引向深入，财源建设的视野如何进一步开阔，财源建设的运作如何付诸实施。

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拓展财源建设，有四个基本依据，对其要有全新的整体把握。一是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政府不可替代性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本身涵盖了财源配置。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由原来单纯地追求数量、速度、外延、粗放为主向提高经济素质、效益、内涵、集约为主转变，指明了财源建设的方向。三是政府和财政的职能转移到符合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特别是建立公共财政，为财源建设范围的进退，提供了新的契机。培植财源，发展经济，许多方面要依靠市场、企业、居民去实现，政府和财政只是在调控、监督、管理及规范等领域下功夫。四是未来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战略目标对财源建设、财政振兴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开源和节流都很重要，两者不可偏废。

当今世界把节能作为第五大能源（包括煤、电、油、核能、节能）进行开发，从中可以得到启示，财政支出的有效节约，也间接地构成现实的、可支配的财源。以往把节流置于财源建设视野之外，是不科学的。因此，对财源及财源建设可以作出新的界定，即指中央和地方直接、间接地形成财力的本源及其建设。它一方面体现了财政源流的统一观，肯定了财源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密切关联度；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一讲财源建设似乎财政包揽一切经济建设之嫌，有利于通过财源建设，引导、疏导经济建设朝着政府既定的方向发展。

据此，综观国内外财源建设的最新变化，对于开阔财源建设的视野，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由土地、资本、一般劳动逐渐地向智力位移，已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些国家的农业增加值增长的5/6，工业增加值增长的70—80%，均来自科技进步。它们在经历了由劳动力为主的劳动经济发展为以自然资源为主的资源经济之后，现正向以智力为主的智力经济转化。人们声称，下一世纪的经济竞争将主要是智力战、科技战，这种预见是不无道理的。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经济建设只有在高科技、信息化了的轨道上运行，才能保持现代化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财源建设方能具有强大的后劲。

第二，全球从产业、产品到技术、市场结构性调整之快、之深、之广，引人注目。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大体避免“瓶颈”产业制约，制止“长线”产品过长，保持较高的先进技术水平和产品的高市场占有率，主要是加速结构优化的调整，同时十分重视技术设备更新的速度，一切都立足于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使经济实现少投入、高产出。这样，财源建设也就在其中了。如发达国家的农业产值与农产品加工工业产值之比，大体为1∶3，而我国当前只为1∶0.5；工业生产食品占居民饮食消费的比重，发达国家达90%，而我国只为25%；日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消化之比为1∶10，其中汽车行业高达1∶20.3，而我国只为20∶1；日本生产产品的更新换代一次为2年，而我国为13年；我国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的谷物，只相当于美国的0.8%、加拿大的0.6%、日本的25%，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也只为美国的1/16、日本的1/17、巴西的1/14等等。差距就是潜力，挑战就是机遇，瞄准挖掘潜力、优化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加速财源建设，有着广阔的活动领域。这是适应各类结构升级换代、市场瞬息万变的客观需要。

第三，世界经济体制改革的竞争，正在各国潜移默化地展开。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使体制更好地适应自身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更加能够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容和与国际惯例接轨。它们围绕着政府、企业、市场三者关系的合理配置，通过革新体制把本国科技搞上去，把效率、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便抢占下一世纪经济增长和财源建设的制高点。这也迫使我们要努力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避免双重体制并存拖得过长的弊端。否则体制竞争落后了，也会失去前进的有利时机，并被甩在世界经济竞争的后列。

第四，近几年来中国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非国有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以“八五”期间为例，国有工业年均增长7.1%，非国有工业年均增长38.5%；国有工业与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例，1991年为53∶47，1995年已改变为31∶69；1995年底，非国有经济提供1/4的财政收入，容纳了1.6亿以上的劳动力。这反映了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等一系列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而这些变化，对财源建设向纵深发展、财源结构重组、形成新的财源增长点等，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第五，中国分配领域的新变化，诸如政府所得，即财政收入占GDP比重，1995年已下降到最低点，即占10.7%，而个人所得1995年已占GDP的2/3，达到了高峰；城乡居民储蓄1995年比1978年扩大141倍，年均递增33.8%，人均储蓄由21元上升到2500元，增长119倍，但个人所得作为政府取得收入的税基，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社会资金分配格局，以年度财政收入（含债务收入）与同期信贷余额增长额对比，1978年两者分别为1121亿元、192亿元，即100∶17，1995年两者分别为7725亿元、9832亿元，即100∶127，背离了国际上通行的100∶50或100∶60的正常比例，导致了财政、银行之间宏观调节矛盾的加剧。这些都对扩大税基、增加税收、调节收入分配、改善支出结构、合理配置资金等，带来了新的繁重的改革任务。

二、拓宽财源建设的思路

财源建设面临的障碍是起点不高、低水平重复、体制不配套、政策不到位、效率效益低、浪费损失严重。此外，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还存在着不少模糊的、甚至是糊涂的认识。例如，对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大批国有企业是视为包袱，还是应该作为财富去启动；对企业是允许只生不死，还是必然有生有死；对企业破产是作为提高效率、效益所要付出的代价，还是不承认、不允许；对失业是作为维护公平分配所要付出的成本，还是听之任之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干扰着财源建设思路的拓宽。

在所有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运作机制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推进财源建设，至少应作如下的思考：

第一，不是政府和财政直接举办公司、企业，而是推进现有资产存量重组、盘活，形成有规模效益的大型企业集团，建设财源产出的新支撑点。这就需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强农兴工，以城带乡，以存量带动增量，全方位开放，高起点发展，实现资源优势转化为新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财源优势，做好转化这篇大文章。

第二，不是单纯地扩大一般投入量，而是着重抓基础设施建设，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再造财源建设的规模优势、质量优势、市场优势。为此，采取科技带动、市场带动、调整带动、骨干带动、外向带动的方式，确保财源建设的高成功率、高回报率、高贡献率；坚持做到“三个不投”，即不是高科技含量的不投，不是市场高占有率的不投，不是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的不投，为制止粗放型、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提供保证；努力做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既要保持较快的速度，又要有良好的效益，走一条快速、高效、低物价、少赤字的新路子。

第三，不是片面地重大轻小，抓了大的，丢了小的；也不能把发展规模经济、规模经营同发展大批效益高的小企业对立起来。我国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集团，以资本为纽带，带动一大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提高财源产出水平是十分必要的。而对小型企业提出放开、放活，但决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根据不同情况，有的可以改组、联合、兼并，有的可以实行股份合作、租赁、承包，有的也可以出售，无非是使它们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实现重组，同时国家也要积极改变原来包揽过多、过宽的弊端。我国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小企业，星罗棋布，不可轻视，关键是“小而精、小而专、小而有效”，效益高的小企业也是集约型经济。

第四，不是把发展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对立起来，而是一手抓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是产权和管理的改革，一手抓非国有企业的扶植。乡镇工业的大发展，揭开了中国第二次工业化的序幕，国外誉之为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秘密武器”，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等混合型经济的发展，大大地调动了城乡劳动者的积极性，为扩大就业、增加社会供给、扩大外引内联、拓宽税基和增加收入等，开辟了新的道路。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财源建设来说，新的增长点将更多地有赖于开发非国有经济，这也是一种最现实的选择。

第五，不是按部就班地等待财源建设的现代化，而是有高度的紧迫感、使命感、责任感。例如，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条件下，越要抢时间、挤财力，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加速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刀刃上，以更新物质技术基础，改变越困难、越落后、越被动的局面；为了把农业办成农民致富的产业，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解决农民奔小康、农村全面繁荣的问题，必须实施农业产业化、贸工农一体化，引导农业迅速面向市场，为卖而生产，改变以往生产什么卖什么，农业的延伸效益不能回到农业中来的不合理状况，开辟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壮大农业财源的新途径；对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必须意识到现在是建立、健全县财政、乡镇财政、街道财政等基层体制环节的最有利时机，把它们摆到应有的地位，广为调动积极性，基础打好了，财源建设便能面目一新，路子将越走越宽。

三、创新财源建设的模式

由于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市场发育程度、历史文化背景等多方面的差异，加上原有收入水平、经济实力和起点的不同，各地都在以市场为导向、市场为中心、市场为基础，探索符合各自实际的财源建设新模式。一方面，一批城市、企业集团、大中型企业，正在进行优化资本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通过建立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离，形成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营运的新体系，以提高国有经济整体运行的效率、效益，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的是创立有中国特色的国有资本投入产出良性循环的新模式。另一方面，众多的市、县围绕强化农业、主攻工业、繁荣第三产业，开发新的财源增长点，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有：

苏南模式。以江苏江阴市为代表，主要是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搞规模经营，城乡一体化，其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比重约为9∶91，财政收入来源的80%以上靠非国有经济提供。

温州模式。以浙江温州市为代表，主要是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主，通过股份制形式搞第二次创业，其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的比重约为6∶94，财政收入也是80%以上来自非国有经济。

顺德模式。以广东顺德市为代表，大胆推进产权改革，政府只控制少量企业，其余以参股、租赁、拍卖等方式，放手让企业灵活经营，甚至将部分好企业也出售给外商，在资产存量重组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子，财源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1995年全国年财政收入超7亿元的三个县级市中，顺德跃居首位。

大邱庄模式。主要是农民自办工商企业，工业生产高度专业化，然后工业再反哺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工商共同发展。在类似的模式中，越来越多的地方取得了多样化的进展。有些实行以开放促开发、以科技促转化、以先富帮后富，实现后来居上。有些采取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等规模经营方式，搞活农村生产和流通财源。

济源模式。以河南济源市为代表，主要是以原有市级企业为重点，组建多种形式的企业集团，加大技改力度，突出重点产业、重点产品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盘活了资产存量，提高了集约化程度，带动了城乡建设，财政收入连年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

福源模式。以河南商丘国有大型农工商企业福源集团为龙头，按自愿、等价原则，将若干乡、村土地、劳动力并入集团，朝着城乡、工农共同繁荣的目标进行开发，既使国有企业焕发生机，又为农村由自然农业向市场农业飞跃打开了新的通道。

纵观上述各种模式的起步和成长过程，“三靠”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即是一靠突破单一的所有制束缚，采取多轮驱动、多轨运行去组建若干企业集团，创一流产品，占一方市场，以质取胜；二靠采取果断措施，优化投资环境，吸引内外投资，提高产出效益；三靠运用激励政策和放开体制调动积极性，推动财源建设活而有序地向纵深发展。因此，多种模式的创新，其共同特点是立足本地优势，重组资产存量，加大技改力度，培育支柱产业，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突出集约化经营，围绕面向大区域、建立大市场、促进大流通、服务大社会、强化大分配，把财源建设建立在稳定可靠和多样化的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

面对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人多地少、资金紧缺的实际，财源建设模式创新，不是一两种模式可以包打天下的。但基本取向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一点是可以约同的：坚持资源配置高效率、高效益原则；坚持优势互补、区域协调原则；坚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坚持综合运用社会财力，适当增加投入原则等。这些原则运用好了，可以保障财源建设模式沿着市场经济总模式阔步前进。

我国各地多年积累下来的财源建设经验，还有实行“五抓”：一是抓亿元县、补贴县两头，带动中间一大批一般县的财源建设，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全国1995年222个亿元县的平均年收入为1.67亿元，比一般县的平均收入高出1.28亿元，这便是巨大的差距，反映了财源建设必须为之奋力追赶的目标。二是抓沿江、沿边、沿线建设，使财源区域化发展取得突破，也行之有效。三是抓劳务输出，消化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增加收入，这在不发达的内陆地区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四是抓地方税建设，使地方税源增加，税基扩大，地方财力相应扩大。五是抓地方财政投融资体系，通过它用活地方的社会财力，为补充地方投入资金不足，开辟新路。这些举措，无疑也是创新财源建设模式，充分运用财税政策，挖掘内外部潜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创新财源建设模式以适应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发展，需要中央和地方精心培植各自的自主财源、共享的依存财源以及后备财源，这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形成自主财力、壮大共享财力、补充后续财力的重要环节，也是使财源、财力增长经受得起各种考验的关键。这只能在振兴财政中知难而进，去夺取新的胜利。

（责任编辑 方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