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10日，东进北上的新四军和挥师南下的八路军于大丰县白驹镇北狮子口胜利会师，盐城、阜宁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于当月相继诞生，盐阜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此形成，根据地的财经工作亦应运而生。在此后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的五年间，盐阜根据地的财经工作随着政治、军事斗争的深入而逐步发展，不但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积累了十分丰富而又宝贵的理财经验。

一、坚定地贯彻财经工作总方针，始终把理财的立足点放在发展和巩固财源的物质基础上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停发了军饷。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还加紧了经济封锁。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支持伟大的抗日战争，根据地党政军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以保障供给，从增加生产、扩大流通入手，千方百计地发展和巩固财源的物质基础，不断增加军政供给来源。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府在认真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积极帮助农民应时耕种。据史料记载，1941年夏秋两季，全区减租的农户达54360户，赎田的有1126户，为贫苦农民向地主、富农商借种子138万余斤。每逢收获季节，驻境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坚持进行武装保卫并帮助收割。在发展工业生产方面，当时最为迫切的是发展纺织事业。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阴谋，解决根据地军民的穿衣问题，盐阜区行政公署发动群众性的手工纺织，要求“家家纺纱，户户织布”。同时鼓励富户私人办厂或经营纺织品，还组织合作社或生产小组，举办训练班，扶助贫苦工农群众进行纺织。在发展流通贸易方面，根据地从整肃旧有苛捐杂税入手，严格实行“一物一税、税不重征”政策，鼓励经商贩运，凡法定的流通货物只收一次税即可在根据地内通行无阻，同时税则皆较旧有税则为低，短期内就造成了商业流通金融市场的活跃气氛。

为发展工农业生产，行署财经处和各县在资金上也给予了全力支持。每逢遭受灾荒，行署总要拨出救济专款，解决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除此以外，财经处经常适时拨付水利专款、农业小本借贷、纺织小本借贷、运盐贷款、盐垦贷款、秋粮抵押贷款（防止谷贱伤农）、垦荒贷款等。阜宁县民主政府还以盐税收入抵押，发行100万元修堤公债，在大海潮到来之前抢修了90华里防海大堤，保护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沿海耕地。更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初行署拨出10万元专款作发展生产奖励基金，并具体规定了15条奖励办法，是年年终在“盐阜区第一次生产积极活动分子大会”上，对从事农业、手工业成绩显著的3名劳动英雄、13名劳动模范和3个一等模范村进行了命名和重奖，黄克诚到会讲话，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全区经济的发展。

二、坚持合理负担政策，努力增加财政收入，稳定根据地的财政供给来源

由于我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必须发挥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既要减轻大多数贫苦农民的经济负担，又要合理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这就必须在地主和农民以及农民各阶层之间实行合理负担政策。为了做到这一点，盐阜根据地各级政府不失时机地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清查田亩工作。清查的结果，“不仅增加了田亩200余万亩，约增五分之二的数量，而且构成了我们改革田赋征收的前提条件”。由于田亩负担面积的扩大，大大地增加了根据地政府财政上的公粮收入，同时又相对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并奠定了进一步实行合理负担的基础。在清查田亩的基础上，根据地内及时废除了旧的册书、粮吏，废除中间剥削，先是实行按地亩种类及数量分等征收，以后又在复查田亩暨户口登记的基础上，分别土地的质量和农户家庭人口的数量采取不同的负担办法，从而既保证了政府的公粮收入，又保护了农村中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的利益。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除极少数地主的负担略高于35%外，其余一般为5%到24%。

三、保证重点，兼顾一般，合理控制财政支出

盐阜区坚持敌后抗战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财政在尽最大努力保障军政供给的同时，还必须从实际出发，限据可用财力的状况确定开支的重点和供给程度（包括供给标准和供给范围）。首先，当时的财政支出确保了军政人员吃饭问题的解决和军政经费必须的用度，从财政方面出色地完成了坚持对敌斗争的政治任务。在行署成立时，全区总人口为170万人，党政军（包括主力部队）有33500人，占总人口的2%，每月的粮食供给约180万斤。根据地征收的公粮首先就是确保所有脱产人员的口粮配给。在经费开支方面，土地税和货物税收入主要用于军事费和地方费开支。从1941年9月到1944年6月（缺1944年7月以后的资料）的三个财政年度中，军费开支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分别为72%、74%和68.2%，用于地方费开支的比重分别为25%、20%和20.3%。其次，盐阜根据地注意节流与开源并重，努力把支出供给标准控制在当时现实财力许可的限度之内。1941年在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根据地内无论是部队还是地方，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待遇一律平等，伙食标准很低，衣物以最低标准按年或按季统一发给，并以旧换新，津贴费每人每月只发1至3元。1944年初，为缓解财政经济困难和支援有春荒的地区，盐阜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及党政机关人员的主粮，在原标准基础上每人每天节减2两；党政机关除食油和食盐外菜金一律停发。再次，那时的财政供给范围也控制得非常严格。据1942年5月盐阜区行署颁布的《市、乡政府暂行组织法》的规定，各市（乡级，下同）、乡行政委员及各委员会主任均为义务职，除经常主持工作的市、乡长外，其余人员不发公粮、菜金和津贴。另外，盐阜根据地党政机关和部队还坚持自己动手，养猪、种菜、植棉纺棉等，努力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补充给养，以减轻人民负担和减少财政供给。据1945年5月华中局《关于苏北机关部队生产情况的通报》记载，“驻盐阜主力去夏自给半套衬衣，10月后油盐及干部菜金自给。地方1.1万人夏衣只领200匹布，冬衣只领950匹布……，减少开支占总支出达1/3，（用以）平衡财政收支”。由此看来，盐阜根据地在确保重点开支的同时，大力控制和节约财政支出，不仅有助于克服当时的财政经济困难，而且为稳定军政供给、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加强征收管理、增加财政收入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

四、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加强各项财政制度建设

在1941年9月以前，各县在财政上是各自为政的，在收入和支出方面存在某些混乱现象。为稳定军政供给来源和建立正常的财政工作秩序，盐阜区行署成立后及时建立并逐步完善统筹统支制度、预决算制度、征粮及征税制度、金库制度、会计及审计制度、供给制度和粮食支拨制度等，其中：统筹统支制度是战时根据地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的体现。该项制度规定，一切赋税及其他收入均由行署布置，各县负责征收，所有收入一律解缴行署，集中于统一的金库保管。各县的支出由行署统一安排，并按行署规定的预算标准和规定手续使用经费，超出规定的开支必须报经行署批准。各县无机动财力，也无权动支预算以外的公款。这些规定在当时很快地解决了财政支配权不统一的问题，对保证政治的集中和军事的统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预决算制度是根据地进行预算管理的核心制度。在该项制度的执行方面，当时突出地强调了量入为出的指导思想和收支平衡的原则。在预算安排过程中，根据地领导和理财专家们既考虑实际所需，又注意以自己的财政收入来决定开支。其间虽然在个别年份由于发展抗日军队、增加脱产人员而造成财政向盐阜银行结欠，但行署对此十分重视，并曾采取过积极而有效的措施。据资料记载，根据地开辟之初每月经费预算需50万元，由于当时的税收每月只有36万元，所以实际支出每月也只有30多万元不足40万元。在1941年9月（行署成立之月）到1942年6月的第一个财政年度中，财政收支结欠30万元，除了党政机关停发数月津贴外，财经处又向阜宁县益林镇商人暂借了七八万元，根据地量入为出的理财原则由此便可了然。

最后，我们应当专门命笔的是，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盐阜区领导人民开创和建设根据地的光辉岁月里，十分关怀、重视和支持财经工作。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等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也曾在这里战斗和工作多年，另外还有许多财经战线的先辈在盐阜这块热土上为国捐躯，他们为盐阜根据地财经工作作出的重要贡献和所创造的历史性经验，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我们将永远铭记并进一步加以发扬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