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3 作者:李洪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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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有企业亏损是经济生活中经常出现的老大难问题,有关主管部门每年要召开无数次治亏专门会议,但结果仍然愈治愈亏,前景令人担忧。以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省为例,据统计,1985-1989年,国有企业亏损面基本上低于10%,亏损额平均每年不到2亿元。近几年,该省国有企业亏损急剧膨胀,到1993年,亏损面达到30.3%,亏损企业的亏损额猛增到11.22亿元,平均每年递增34.9%。今年1-5月,亏损上升势头更猛,五个月亏损7.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5%,亏损面达43.7%。
企业短期亏损,是市场竞争中容易出现的现象,通过采取措施可扭亏为盈。现在令人头疼的是有些企业身患“绝症”,长期亏损或资不抵债。如截至1993年底,苏北某市连续三年亏损的国有企业有65户,停产企业有40户,资不抵债企业48户,另一苏北主要城市31户资不抵债企业资不抵债额达1.1亿元。企业亏损,资不抵债,不仅拖垮了企业,也拖累了政府部门,尤其是拖累了银行,引起了经济界的广泛关注。
二
据企业主管部门反映,国企亏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也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内部经营管理的原因;既有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不适应性,也有企业长期积累下来的“老大难”因素。具体分析...
国有企业亏损是经济生活中经常出现的老大难问题,有关主管部门每年要召开无数次治亏专门会议,但结果仍然愈治愈亏,前景令人担忧。以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省为例,据统计,1985-1989年,国有企业亏损面基本上低于10%,亏损额平均每年不到2亿元。近几年,该省国有企业亏损急剧膨胀,到1993年,亏损面达到30.3%,亏损企业的亏损额猛增到11.22亿元,平均每年递增34.9%。今年1-5月,亏损上升势头更猛,五个月亏损7.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5%,亏损面达43.7%。
企业短期亏损,是市场竞争中容易出现的现象,通过采取措施可扭亏为盈。现在令人头疼的是有些企业身患“绝症”,长期亏损或资不抵债。如截至1993年底,苏北某市连续三年亏损的国有企业有65户,停产企业有40户,资不抵债企业48户,另一苏北主要城市31户资不抵债企业资不抵债额达1.1亿元。企业亏损,资不抵债,不仅拖垮了企业,也拖累了政府部门,尤其是拖累了银行,引起了经济界的广泛关注。
二
据企业主管部门反映,国企亏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也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内部经营管理的原因;既有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不适应性,也有企业长期积累下来的“老大难”因素。具体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改革开放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不配套。我国改革开放的特征体现为渐近式改革,放开了乡镇、集体,而国有企业仍受控制,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是国有企业价格受控制,影响企业盈利。据徐州灯泡厂反映,该厂生产的15-40瓦灯泡,国家物价局将价格控制在0.648元,为便于结算,他们以0.65元价格批发给商业,结果就因为这两厘钱而遭到物价部门的处罚。而该厂测算,只要价格提高一毛钱,生产该种灯泡就能赚钱,但物价部门坚持“民用必需品”必须遵守国家统一订价,而代价是灯泡行业几乎全部处于亏损状态。
二是吸引外资政策没有与国家产业政策联系起来。近几年来,我国吸引外资存在“一窝蜂”现象,出现了很大的盲目性,尤其是乡镇企业和各地开发区企业,利用其政策优惠,重复引起技术水平低的设备,搞一些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的行业。以洗涤剂行业为例,据徐州海鸥洗涤剂集团反映,全国已有280多家洗涤剂厂家,生产能力达300万吨,而市场需求只有150多万吨,但由于工艺、技术简单,赚头大,不仅乡镇企业纷纷上马,而且世界各大跨国公司纷至沓来。由于“三资”企业不仅享受“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优惠政策,而且还享受工商统一所得税的优惠,市场竞争处于有利地位。目前英、美、德等大的跨国公司先后在广州、成都、北京、上海、天津搞合资企业,规模均在10—20万吨以上,现已形成50万吨生产能力,给国内生产业已过剩的洗涤剂行业雪上加霜。值得注意的还有食品、饮料等日用消费品行业和日用生活品行业的“三资”企业也是越来越多,给我国传统产业带来很大的冲击,这也是造成国内许多企业亏损的原因之一。
另外,新税制改革只顾给“三资”企业退还增加税款,而没有考虑到对同行业国有企业带来不平等竞争的影响。如实行新税制后,1993年12月底以前注册的“三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不纳消费税(先征后退),统一按10.1%计算工商统一税,致使去年12月份突击新上了一批“三资”企业,而国内企业却不仅要纳消费税(10%),还要纳增值税,综合税负比“三资”企业高出7%。目前,“三资”企业轮胎厂家的总产量接近我国的30%,再加上一段时期内享受税收的好处,国内轮胎企业能否生存,将面临严峻考验。
三是名目繁杂的开发区企业,校办企业,乡办企业,既是国家收入的一个大漏斗,也是国有企业“掘墓人”。据调查,设在昆山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捷安特自行车厂和江苏好孩子集团公司,一个属乡办合资企业,一个属校办企业,如果按产业政策,是不符合上马条件的(据了解,仅江苏省就有6家自行车厂)。由于享受各种税收优惠,分别挤垮了国内同行业厂家。捷安特和深圳中华自行车厂等“三资”企业的上马,不仅对江苏而且对全国自行车行业都带来严重的打击。尤其是江苏好孩子集团公司,以生产童车为主,其生产性质和内容都与“校办企业”无缘,1993年生产童车75万辆,税收负担率仅1.3%,今年准备生产150万辆,按照新税制运行,税收负担率也只有5.1%。一个仅有3年历史的厂家,击败了有20多年历史的全国最大的上海童车厂(现亏损)。目前,人们普遍担忧,以“三资”、“乡办”形式新上一个企业,就要垮一个老企业,甚至垮一批老企业。不平等竞争已经对我国现存生产力形成严重影响和浪费。
(二)只重视放权搞活,而忽视合理组织生产力。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国家先后颁发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着重点主要放在赋予企业自主权,释放企业能量,但是却忽视了对企业生产力的合理组织。
不讲规模经济。据了解,江苏现有6个小石化企业,最近又新冒出3户,除了泰州石化达到30万吨的经济规模外,其余均未达到。随着国内大石化装置的陆续投产和原油价格放开,除泰州、清江、无锡三家还能维持外,其余严重吃不饱均处于亏损状态。
低水平重复。纺织行业的小纱绽,小毛纺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展如雨后春笋,据了解,仅南京纺织企业就有40多家,而处于亏损状态的就有29家。
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生产力布局,加工地区远离原料地区,其合理性正日益受到人们的怀疑,尤其是1988年以来发生的“棉花大战”,“蚕茧大战”以及去年粮棉大减收都证实了这一点。形成大战的关键是产粮、产棉地区得不到实惠。今年纺织行业面临棉花来源无着落,价格一天一个价,绝大部分利益都让中间环节,流通领域盘剥得精光。据镇江纺织厂反映,一季度计划调进棉花4.3万担,目前只调进1.2万担;常州国棉二厂反映,全年计划调进棉花74万担,一季度实际只到7万担,价格由年初的1万元/吨,目前已涨到近2万元/吨。
(三)技术装备落后,技改投入不足。据南京纺织工业公司介绍,全市40家棉纺企业中,主要生产设备50年代的占25%,60年代40%,70年代20%,80年代15%,无梭织机只占整个织机比重6.7%。几十年来,纺织业作为我国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由于忽视技术改造,不仅国外市场站不住脚,而且国内市场也面临困难。前几年,香港市场中国棉纱占70%,目前巴基斯坦占50%,且纱价平均要高出8—10%,主要原因是巴重视技术改造投入。而我国则相反,主要停留在粗加工水平上,南京3个印染厂,其设备都是50年代的老式设备,据他们介绍,1993年底,全国2000条印染线,具有80年代水平的只占6%,50年代水平的占60%。这就是我国印染水平上不去,后整理技术上不去,高、新、精、尖加工产品上不去的主要原因。企业都在抱怨,为何国家每年宁愿花去30亿美元进口纺织面料,而不愿多拿出钱来搞改造。
(四)外部环境不稳定,价格因素上涨过快。近几年来,国家相继出台各项价格改革措施,煤、电、油等价格相继放开,再加上个别单位“搭车涨价”现象严重,使加工工业成本上升过快。南京新蕾化工公司反映,由于煤价上升,烟煤价达260元/吨,白煤价达400元/吨,翻涨近1倍,1988-1993年单位化肥成本均高出化肥售价,已连续6年,亏损均在200万元以上。南京自行车厂主要原料细管等外购件价格一涨再涨,1987年计划内6.5#圆钢计划价500元/吨,议价1100元/吨,1992年调至2000-2500元/吨,1993年调至4500元/吨,导致企业单位产品成本高于售价。1991年26寸自行车单位成本高于售价4元,1992年高出23元,1993年高出40多元,此项因素使企业连续四年亏损。纺织、机械等行业也都遇到了原料、电涨价等类似问题。
(五)企业办社会现象严重,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混为一体。目前,企业不仅负担离退休人员工资,在职工人的医疗、住房、劳保统筹和社会安定等费用,还要负担各种各样的社会负担。南京纺织公司去年底在职工人3.4万人,富余人员占1/3,离退休工人就达1.35万人,每年的医疗费支出达1900万元,相当于系统内工资总额的17%。此外,还有城市建设、交通管理、职工教育、环境绿化、城市运动会等等都需要企业负担,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小社会。据常州反映,与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比,国有企业此类开支1993年全市多花2亿元。
(六)银行商业化以后,加剧了企业亏损。进入1994年以来,随着银行商业化的推进,银行愈来愈不愿对目前还贷能力弱的企业贷款,不仅亏损企业贷不到,就是盈利企业也贷不到款,使企业不能正常组织生产。如南京轮胎厂得不到流动资金贷款,被迫采取易货贸易,以轮胎换汽车,1993年给南京汽车厂卖掉40辆汽车,纺织系统普遍反映,有棉花的时候,从银行贷不到款,无奈只好停产、半停产;淮阴毛巾厂,尽管亏损多年,但目前产品有销路,却无启动资金,只好处在停产、半停产状态。国有企业普遍呼吁,在目前企业贷款包袱较重,历史积欠和遗留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银行商业化进程只会加剧企业亏损和死亡。以常州为例,1993年末流动资金借款高达20.9亿元,自有资金仅占12.5%,技改专项贷款余额达14.5亿元。实际还贷能力每年只有2亿元左右,全年应付利息就达3.88亿元,而这些企业的全年利润仅1.33亿元。银行商业化,只会使亏损企业的亏损增加,盈利企业由盈利变为亏损。
另外,企业亏损,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企业领导者素质问题,企业管理的原因以及外部监督约束机制不严等因素。
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企业亏损亦绝非一日之功,必须从宏观政策、环境方面到微观管理方面进行动态的、综合的治理。
(一)理顺宏观经济政策。要从宏观上研究改革开放政策与产业政策、税收政策以及金融投资政策的配套运用。凡不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与国有企业争市场原料、以及技术水平低的行业或企业,不论是以“三资”、乡办、校办名义抑或是在开发区办的企业,均不能享受优惠政策。也就是说,优惠政策必须体现在行业的发展和鼓励上,而不能体现在企业类型、经济性质和地区上。
(二)有序地规划产业结构调整,合理组织生产力。首先,有关部门要着手研究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出路,如小石化、小纺织、小酒厂等一大批小企业的转产合并的问题,要防止系统内的小企业“一窝蜂”地往一个方向转,合理组织和疏导中小企业的发展,克服多年来中小企业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争原料、争市场的弊端。其次是打破现行的行业管理体制,改变主管部门管得多,干预多,划地为牢,成为包罗万象、门类俱全的“总公司”现象。最后,鼓励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切实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针对我国企业亏损的特征,主要是企业规模集中程度不够,建议国家在资金、政策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措施,鼓励行业系统上规模、上水平。
(三)下大力气,对传统工业进行技术改造。国家每年可以从财政安排的投资中,拿出绝大部分钱用于传统支柱产业的改造,尤其是改造纺织、轻工等现有老企业。同时,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以“三资”企业方式对现有老企业进行嫁接改造,从而提高现行国有老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
(四)尽快卸掉企业的包袱。主要是卸掉国有老企业的贷款包袱,采取措施,分别轻重缓急,将一部分老企业的贷款改为国家投资,或变成为银行控制的股份。同时还要把国有企业的社会包袱卸下,逐步实现社会职能完全社会化。
(五)抓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现行的亏损企业,尤其是老企业,曾经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部分企业的退休老职工以及待业保险等理应由国家负担。因此,是否可以从现在起,通过压缩财政投资建设规模,拿出一部分资金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用于安置失业职工和困难职工。同时着手医疗、待业保险的规范化操作,建立统一的基金,纳入财政管理范围。
(六)帮助亏损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和组织结构。对于扭亏有望、符合产业政策的,通过资金倾斜帮助企业技术改造,实现扭亏为盈;对转产有条件的,要通过资金、政策等来扶持企业的发展。尤其是一些地处市中心的工业企业、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转办第三产业。对于扭亏无望,长期亏损,且资不抵债的,要下决心破产批,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来调整和安置职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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