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财政工作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困难。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形成这些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未能一贯地实事求是地去认识财政，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

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对财政工作的重要性，曾作过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我们在财政政策上没有成就，那么，我们的一切根本改革就会遭到失败”。现在可以理解，列宁作出的这个结论，是以苏联当时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以许多国家长期的历史实践事实为依据的。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财政地位作用不断得到加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1.财政理论政策的变化。从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提倡实行所谓“自然自由”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要求建立“廉价政府”，相应地主张压缩财政开支，实行收支平衡财政政策，目的是反对封建税赋对商品流通的阻碍。宣传价值规律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提倡国家运用财政实现对经济的广泛干预政策，用以解决收入悬殊和经济比例失调这两大社会矛盾。在理论体系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逐渐被新历史学派和社会政策学派所代替。财政收支规模的不断扩大被说成是“自然法则”。财政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干预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发展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和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形成了凯恩斯学派，财政进一步成为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全面干预经济政策的首要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凯恩斯学派在实践中的逐渐失灵和供给学派等政策思想的被采用，财政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丝毫未被削弱，而是受到更大的重视。2.在财政分配规模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家预算分配的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度提高。从本世纪初的不足10%提高到目前的40%—50%左右。一些低收入国家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3，在管理体制上，不断提高了集中统一的程度。如在实行资本主义联邦制的美国，联邦预算收入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从二十年代的35%左右提高到八十年代的50%以上（1985年为52%）；同期联邦预算支出占全国预算支出的比重从30%左右提高到将近60%（1985年为58.8%）。同时还使用联邦统一预算、国民收入帐户预算，以及一套较完整的帐户体系，实现对国家和社会资金的直接间接控制和反映。在其它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体现出类似的倾向。日本的情况有自己的特点，从管理体制上看，根据分税制的规定，税收的70%左右划归中央预算，经过中央预算的再分配，其中有70%左右拨给地方预算安排使用，形成财力大部分划入地方预算，而财权的主要部分却划归中央预算的格局。

这些国家从理论政策、收支规模、管理体制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的财政分配和财政管理的特点，表明在生产社会化水平不断提高和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从无数失误和挫折中吸取教训，不断加强了对财政的重视和运用。在这方面，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的一些成就也是不能否定的。在某些颇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财政理论著作中，甚至把政府的财政支出说成是“政府实行的收入的再分配是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安全阀。”而把国家预算规模的不断扩大，说成是“公私开支之间取得的适当平衡”，认为这是“一种经济制度行为标准之一，是判断资源配置有效性关键因素之一。”（参见〔美〕埃克斯坦《公共财政学》第四版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从马克思的科学总结和科学预见看，财政在商品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是合乎客观规律的。马克思在总结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历史实践的经验，展望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曾设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而社会化生产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价值决定）仍会在以下一些方面起调节作用：劳动时间的节约、社会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配、与此有关的簿记，会比过去更加重要。不难看出，根据马克思对商品经济长期历史实践的科学总结和对公有制社会的科学预见，价值规律的运用对国家和社会提出的要求，不是象有的人所想象的那样，要以不断削弱国家管理和压缩财政分配及管理规模为条件，也不是依靠排除国家的计划调控完全让个别企业去自主经营所能实现的。实践证明，在存在着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要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合理分配，不适当利用国家计划以及具体体现国家计划和政策的财政，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客观要求，在资本主义国家具体体现为国家财政分配同私人分配之间的协调政策，在我国体现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二者都是以保持适当的财政分配规模和调控作用为重要条件的。当然，二者的目的和任务有根本性的区别，这是由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决定的。

在我国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体现出来的一种较长期的倾向，不是对财政应有的重视和加强，而是不断削弱的过程。集中体现为财政分配规模的大幅度缩小和财力财权的不断分散，以及财政管理监督职能作用的不断弱化。有一种有相当代表性的思想，认为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了搞活企业，财政应当退出生产建设领域，实行“吃饭财政”；还有一种相当流行的思想，把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比喻为做蛋糕和切蛋糕的关系，并且引用毛泽东同志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理财思想，断言财政对企业还要进一步放权让利，让企业利用有利条件去自主地把生产经营搞好，蛋糕做大，这样财政困难自然可以解决了。

这些相当流行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加以分析，就可以发现是十分错误的，也是非常有害的。首先，这些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仔细观察当前世界各国，很难找到有哪个国家的财政完全退出了生产建设领域。相反，许多国家的财政资金直接间接用于与生产建设有关的部分却表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在理论上，对财政用于生产建设和资源配置方面的支出，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其次，这些说法也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背道而驰的，因此也是违背历史实践的。马克思在他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深刻批判了那种把社会再生产各要素、各环节孤立看待和片面理解的形而上学观点，系统阐述了社会再生产过程各要素、各环节，作为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和一个统一有机体内部的差别，其各构成要素和各构成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影响、制约的关系。其中，生产环节固然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但生产环节就其片面形式来看，又受其它各环节的影响甚至决定。马克思多次强调指出，决不能由于说明生产的重要性，而把分配及其它环节理解为消极被动的。如果离开其它环节的积极协调配合，生产和整个社会再生产就会遭受破坏，这就是社会再生产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在我国和许多国家的长期历史实践中得到了反复的证实。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这一科学原理，总结革命实践经验，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财经工作总方针。如果认真观察一下历史事实和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论述，可以看出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决不是把财政工作局限于消极等待经济的发展，也不是把发展经济仅仅局限于发展生产，而是要求财政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各项职能作用，认真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计划，积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历史证明，没有包括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健康发展，财政的各项任务固然无从实现，同时，如果没有财政的积极参予和促进，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在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实践中这样的事实是举不胜举的。

这些事实说明，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是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财政理论和国家财政经济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特别是要结合财政实践的历史，认真研究和宣传财政在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中应发挥的重要职能和作用，以唤起举国上下对财政的认识和重视。这是走出财政困境并进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