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陈云文选》中有丰富的理财思想，这里，仅就学习《陈云文选》中的理财思想，谈一些体会。

陈云同志非常重视财贸工作特别是财政工作

陈云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先抓了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即统一财政收支，统一重要物资的分配和调拨，统一金融和外汇的管理。他在抓全面经济工作的同时，特别重视财政工作。翻开《陈云文选》，在建国初期的1949至1953年的五年中，大量的文章、讲话，讲的是调拨物资，调拨粮食，收税，发公债，平抑物价，收缩银根，弥补财政赤字。核心是加强财政管理，平衡财政收支，保障军政供给。1949年12月26日，他在给马寅初的电报中，列举了中财委所管各部召开的各种专业会议。他特别指出：“其中，最重要者为财政会议。”陈云同志这么重视财政工作不是偶然的。1980年底，当财贸工作受到一些责难的时候，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要为财贸金融系统恢复一点名誉。消息灵通、反映灵敏的是：财政、金融、商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可以看出大局”。陈云同志长期抓财贸工作，经常从分析财贸情况方面进一步研究国民经济中的全局问题。财政贸易工作，既反映了国民经济的宏观情况，可以通过这些综合部门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又可以通过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市场贸易，看出微观经济的问题，进行微观调整。财政、金融、贸易，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综合部门，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到宏观，对这些综合部门的情况，系统地反复地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从全面着眼，进行解决。这样可以发现经济活动中内部联系的主要环节，最大限度地避免片面性。

在财贸工作中陈云同志较多的注意抓财政工作。这是因为财政是国民收入的主要分配手段。财政收支平衡了，银行信贷平衡也就容易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也就有了前提条件。当然，还不止此。因为，财政是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一个统一的国家，必须有统一的财政。统一财政是建设社会主义统一国家的重要前提。财政收支体现了国家各方面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就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这个思想在《陈云文选》中得到多方面的体现。陈云同志认为财政权力是国家的大权。他在谈到关于编制预算的权力时说：“预算是体现国家政策的，不是单纯收支计算和管理问题。党要管预算，国家预算应集中在中央，地方预算应由省、市委主持。这样，党可以更好地掌握财经方面的政策。”可以说，财政收支反映国家政策，这是陈云理财思想的一贯思路。

陈云同志为什么注重财政工作？我的体会是：首先，统一的财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重要条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以统一的计划经济为主体。统一的计划经济，必须有统一的财政作保证。削弱财政，削弱财政的调控能力，必然要削弱计划的统筹安排、协调各方的能力，自然也就削弱了计划的作用。所以，社会主义财政不仅是保证国家政权行使职能的重要条件，也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物质力量。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是通过财政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财政收支计划本身就体现了国家的分配政策，体现了国家、企业（包括集体企业等）、个人（包括私人）三者的关系。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财政收支方面出现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的综合反映。研究经济问题从分析财政入手，就容易抓住带全局性的问题和找出要害。财政运用建立健全企业财务制度和税收制度，进行定额考核和成本管理，通过对资金利税率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找出企业等经营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和潜力所在，促使企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经济和财政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经济的发展为财政奠定了充实的基础，而巩固的财政又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财政又是加强对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促进增产节约的有效手段，我们应该学会运用这个手段。

最后，财政部门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综合部门，财政部门应当当好中央的参谋，积极为国家理好财，充分发挥国家总会计、总财务、总经理的作用。陈云同志抓财经工作先抓财经工作方针，他说：“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属于财经工作中的政治”。陈云同志抓财政，则明确地提出“财政工作的部署应该分别先后”。他指出：“在财政上，经常存在着要多和要少、要早和要迟的矛盾，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是局部与全局的矛盾。最后的决定，要求局部必须服从全体”。分清主次和先后，这就体现着国家的政策。因此，财政上的各项支出，不能不分主次，不分轻重缓急，面面俱到。而必须分清主次，集中力量，把有限的财力使用在主要的方面，解决主要的问题。

从财政入手抓计划工作，搞好综合平衡

计划和财政是国民经济的两大综合部门。计划必须建立在财力可能的基础上，财政必须大力促进计划的实现。在经济生活中，有些部门从需要出发考虑问题多一些，有些部门从可能出发考虑问题多一些，这是不奇怪的。现实要求这两个方面必须结合，既考虑需要，又考虑可能，把两者统一起来，按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办事。在制定安排经济计划和财政计划时要提倡全局观点，防止片面性。陈云同志经常提醒一切财政经济工作者都要树立政治观点，从全局出发综合地考虑平衡问题，强调树立三大平衡的观点，即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物资供需平衡。后来又提出外汇收支平衡，称为四大平衡，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综合平衡。综合平衡，是陈云理财思想的精髓。

陈云同志为了使财政经济工作者加深对综合平衡的重大意义的理解，从理论上对综合平衡进行了阐述。陈云同志指出，“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论点来之于马克思”。他指的是马克思如下一段话：“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为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获得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马克思全集》第2卷，368页）在陈云同志看来，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是客观经济规律，它同自然规律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能取消的。人的思想要符合客观规律，就必须注意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安排好了，就可以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了。

40年的经验说明，综合平衡搞得好的时候，经济发展大体上就有比例、就协调稳定，经济效益也比较好；综合平衡遭到破坏的时候，也就破坏了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就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和浪费，经济效益就降低。综合平衡遭到破坏，是和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的，通货膨胀的程度，反映了比例失调的程度。比例失调引起经济大起大落，就需要进行调整。过去几十年，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多次进行调整，充分说明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符合按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的需要。

陈云同志在抓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中，特别注意抓基本建设规模问题。陈云同志有个著名的论断：“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象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这是陈云同志在1957年1月份针对1956年的冒进讲的。现在30多年过去了。回顾这一段时间，几次大起大落，几经反复都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安排过大造成的。1958年基本建设投资较上年增加125.68亿元，增长87.69%，在“大跃进”的头脑过热情况下，连续三年基建规模膨胀，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市场不稳，经济蒙受重大损失。直到1961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过三年大力调整，经济才又趋于稳定，计划安排才逐步实现综合平衡，随之出现了1963年至1965年经济有比例的发展，经济效益有所提高，速度也是不慢的。1978年基建投资较上年增加118.62亿元，增长31.02%，1979年基建投资较上年增加22.49亿元，增长4.48%，这两年，由于利用外资引进项目过多，国内配套资金不足，造成投资膨胀，这就是所谓的“洋冒进”。1979年陈云同志和李先念同志主持中央财经小组，又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停缓了一些项目。但是，后来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1982年基建投资较上年增加了112.62亿元，增长了25.42%。这几次都是大起之后，随之而进行调整，又出现大落。1982年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势头有增无已。虽然也提出要降温，提出固定资产投资三年踏步，实际并没有稳住，而是继续大踏步地前进，大大超过过去多年的增长幅度。198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1200亿元，到1988年增加到450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5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率达24.7%。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比例失调，社会经济生活中暴露出不少矛盾和问题。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任务，现在正为实现这一任务而努力。

从财政平衡入手搞好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

陈云同志提出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多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财政平衡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为了确保财政平衡，陈云同志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首先是预算收支计划的编制上要留有余地。第一个五年计划预算收支即留有较大的余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五年计划开始时制定的投资计划，增大了40%。基本建设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系统工程，许多矛盾只有在执行中才能逐渐暴露，并为人们所认识。只有在编制预算收支计划时留有较大的余地，才能有力量保证基本建设的顺利完成，避免因项目不配套，使建成的项目不能发挥效益。

其次是要留有较多的预备费。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原来陈云同志提出财政预算安排5%的预备费，由于支出太多，挤来挤去，最后预备费只列了4%。当时陈云同志指出：“预备费能不能再减少？现列的预备费是不能再少的。今后三年只有38万亿元（旧人民币，一万元旧币折新币一元——编者注），只占总支出的4%，是很少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某些临时的支出一定会有。而且根据过去经验，工业的项目及其造价往往比原计划增加。这些都要求财政上有一定的后备力量。”长期财政计划也要留有余地并列较多的预备费。在年度财政计划编制时也应执行这一原则。年初定预算收支计划时，收入也不能打得太紧，支出要打足，不能留缺口。根据执行情况到下半年再根据经济情况进行调整。我们经常说的“八月十五放光明”就是这个意思。中国是个农业占很大比重的国家，农业的情况如何，对国民经济和财政情况都有重大影响。农历八月份，农业的丰歉，就可基本定论，这时再考虑对财政收支计划进行适当调整，财政就更加稳妥了。这样，五年财政计划为年度计划留有余地，年度财政计划为执行中留有余地，多层次地留有余地，就把财政置于巩固的基础之上了。

第三是为了使财政预算稳妥巩固，不但财政收支要平衡，信贷计划也要收支平衡，财政计划要结合信贷计划统一平衡。这是因为，信贷计划出了差额和财政计划出了赤字一样都要多发票子，都会影响货币的巩固和市场的稳定。社会主义银行的一切收支，最后都要反映到财政上来。

财政和银行，在分配和使用资金上，是两个不同的部门。财政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部门，资金使用一般是无偿的（对经济性的支出，通过银行采用信贷的方式运行是另一回事）；银行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基础上，通过存款和放款对社会资金进行调剂分配，资金使用是有偿的。根据这一特点，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财经实践中，根据长期资金和短期资金划分管理范围：长期资金由财政部门供应解决，短期资金由银行供应解决。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有严格划分，界限清楚，分工明确，“桥”归“桥”，“路”归“路”。有了明确的界限，才能互不挤占。在上述分工的范围内，财政、银行在各自平衡的基础上再结合统一平衡。银行信贷资金不足，由财政拨款补齐，银行资金有剩余可以把短期资金转化为长期资金，转给财政使用。这样的平衡才是财政信贷的统一平衡，也才是真正的平衡。目前财政、信贷资金互相挤占情况相当严重，一般是长期资金挤了短期资金，财政资金挤了信贷资金，信贷资金靠发票子弥补。这种情况很难再延续下去了。

有的人主张财政、信贷不妨有些赤字，用增发票子的办法进行解决，认为多发点票子，物价每年略有上涨，对经济发展有利。陈云同志坚决不同意这种主张。早在1950年1月陈云同志就指出：“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是可以刺激生产的，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物价的波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少发行多收税，负担是重了一些，但物价平稳，经济逐渐发展，则不失为一种前进的办法。”有的人总是想用发票子的办法去搞基本建设，认为有点赤字，有点通货膨胀没有什么了不起。目前的财政赤字和信贷差额，本质上就是用发票子的办法去搞基本建设。这种主张，陈云同志坚决反对。1979年陈云同志曾明确指出：“可否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不可能，而且决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无以为继。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

执行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是否会影响经济建设速度呢？事实证明是不会的。因为这是市场物价稳定、经济稳定的基础，“物价涨落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有生产的多少，需求的状况，运输的条件，以及时局的、心理的因素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能最后决定金融能否稳定，起决定作用的是财政概算的平衡与否。”陈云同志十分重视市场的稳定、金融物价的稳定。因为稳定的金融物价市场，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首要条件。陈云同志多次在会议上很形象地说到，吃饱了肚子再搞建设，屁股坐稳了再搞建设，前者是指农业、粮食的稳定，后者是指市场物价的稳定。

学习陈云文选，回顾四十年经济发展走过的路程，深感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一方针的必要性和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