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政策，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协调运用两大政策，使之形成合力，避免由于逆向调节而导致政策效应的相互抵消，这是当前加强宏观调控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作为连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唯一纽带——国债，应发挥其调节经济的“蓄水池”功能

国债是国家信用，属财政范畴，同时又是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发挥作用的基础，因此，作为两大政策协调配置的唯一纽带，国债应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过去我们进行两大政策的协调时，大多是通过人为的行政手段，硬把两方拉在一起，这样必然由于权力、利益等矛盾而导致其协调是人为而非自愿的，是短期的应急之举而非长期稳定的机制。利用国债这一纽带，实际上是通过市场手段、利益的牵引对两大政策进行协调，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协调配置机制。这里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利用国债具有“金边债券”的独特优势，如政府信用、收益稳定、流通性强等，推动国民高额储蓄从间接融资渠道流向直接融资渠道，从金融领域转移到财政领域。目前，我国银行居民储蓄居高不下而导致运营成本上升，同时银行出于自身制度和产业风险考虑，又无法形成大量的现实贷款，从而使大量金融资本无法迅速转移到生产、消费领域，而且银行效益下降，又反过来直接影响财政收入；而财政通过发行国债，引导居民投资，则可使居民储蓄转化为直接信用，通过财政直接转移到生产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

第二，作为两大政策的唯一纽带，国债的发行、流通机制应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相配合。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公开市场业务作用效果如何，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如何，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有无健全的国债市场。因此，财政在国债发行、偿还、利率、期限等问题上，一方面要考虑财政政策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其对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影响。比如在时间上，应提供多期限、多品种的国债种类，以利于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灵活性；国债发行规模的确定，不能仅仅只考虑解决燃眉之急，而应把它作为一种稳定的市场运作机制加以运用。

第三，应解除政府限制，扩大机构主体尤其是广大金融机构持有国债规模水平。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是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来实现对货币供求的调节，进而达到紧缩或扩张经济的目的。其主要买卖主体是央行与商业银行及广大金融机构之间，如果金融机构持有国债占整个国债规模的比例很小，央行就难以通过公开市场买卖来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从而使这一政策工具的效果大打折扣；另外，金融机构认购国债规模增加，使得银行投资渠道扩大，也可缓解银行储蓄居高不下，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各种类型国家中，商业银行持有的各种国债大都占其资产总额的10%左右，1996年美国金融机构持有政府国债占国债总额50%，英国占80%，法国占60%，而我国60%国债依靠居民认购，国有商业银行只持有5%。因此，应扩大金融机构占有国债比例，以使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调节范围和效果得到更大提高。

二，搞好国企改革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基础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中坚力量，它既是国家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财政政策实施的微观基础，又是货币政策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因此，深化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两大政策协调动作的前提和基础。在处理国企改革与两大政策的关系方面要解决好几个问题：

第一，按市场规律的要求重塑微观经济主体，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使之成为具有独立物质利益、强烈创新意识与较硬预算约束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益，这是增强财政实力的基础，同时使国有企业摆脱对银行的过度依赖，对于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二，国有企业应建立投资风险理念，加强投资管理。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资金绝大部分由银行贷款来满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都是国有资产，都姓“公”，国企依靠国有商业银行，而国有商业银行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结果银行呆账、烂账越积越多，造成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也使财政蒙受巨大损失。究其原因，计划体制使国有企业只有“等、靠、要”的观念，而没有树立起资金筹集、运作、增值等投资理念并贯穿于企业行为之中。而在市场体制下，要使金融体制改革顺利进行，货币政策落到实处，国有企业必须加强投资管理，把资本营运与资产经营结合起来。企业不仅要考虑怎样“借钱”，还要考虑怎样通过资金运作使资本增值，按时还贷，提高企业资信度。同时，国有企业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和资金市场多方筹资，以分散其筹资风险，也可缓解银行压力。

第三，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财政要配合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解决好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防止逃避银行债务的行为发生。如目前正进行的“债权转股权”试点，就是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有效尝试。

三，积极探索和研究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规律，从而为实现政策目标提供高效服务

目前面对全新的经济运行机制，面对产品相对过剩，需求不旺，如何引导市场主体（单位、居民）实现有效需求，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总需求理论给我们提出的严峻课题。西方国家曾经运用总需求政策刺激经济，恢复市场信心，取得阶段性成果，应该是对我们有益的启示。

我国市场需求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通货紧缩引起的，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与货币政策有关，所以仅靠财政政策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有效的办法，是在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启动货币政策，加大货币投放。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再次引起通货膨胀，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关键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通货膨胀有恶性与适度两种，一定程度的通胀在短期内可以起到刺激需求，增加就业的效果，只要我们动用货币政策不引起恶性通货膨胀，那么就可以既达到刺激内需的目的，又能防止其负面影响。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下岗人员会进一步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通胀与失业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二者是相互矛盾的，即不可能通胀率与失业率都较低。就我国国民心理特征看，民众对于适度通胀的承受力要高于对失业的承受力。因此，我们宁愿选择适度的通胀，而不能选择失业。现在我国通胀率到了3%以下，相应会引起失业人口大幅度增加，因此，应启动货币政策，使通胀率回升到一个合理的区间。

四、注重两大政策的协调运作

首先，应贯彻充分协商原则。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及其他相关金融政策涉及影响财政收支时，应与财政充分协商。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货币政策涉及财政利益，金融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涉及巨额财政支出，如财政无充分准备，势必影响改革进程。如调整再贷款利率，涉及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益转移，从而影响财政收入的稳定；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影响社会收入通过再分配在货币持有者之间的转移，影响企业的成本和利润，影响财政收入；调整准备金率，不仅影响社会信用总量，也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公开市场业务，是以国债为操作对象，更需与财政密切配合；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过程中企业破产兼并造成银行呆账处理，更是与财政的财务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中央银行与中央财政充分协商是两大政策协调运作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其次，中央银行和中央财政在金融监管上应各有侧重，密切配合。作为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所有者的中央财政与作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其对金融监管的角度是不同的。按现有分工，人民银行的监管重点应是信贷和利率政策执行情况，以及业务规范运作，维持正常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财政的金融监管职能则是从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依照财政法规实施监督和管理。但二者并非截然可分，如人民银行在实施信贷管理的过程中，可能涉及财务有关问题，而财政实施财务管理时，也难以避免与利率政策及信贷政策相联系，因此，两种监管要密切配合，在政策的制定上应保持一致，而不应两种口径，以免引起混乱。

五，当前两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应体现经济结构调整的客观要求

从长期来看，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是应该从调整经济结构入手。当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应体现经济结构调整的客观要求。

在金融方面：第一，引导商业银行辩证地处理扩大信贷投放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使其有动力积极审慎地增加贷款，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适时发布信贷指导意见，通过信贷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第二，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利率的弹性，为金融市场和多种融资工具的发展创造条件。应抓住当前物价低迷的时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因此时放开利率，失控的可能性不大，可将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由一定时期的规定利率改为投标竞标利率，这样由市场供求双方确定的基准利率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第三，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有利契机，使金融政策更多地向中西部倾斜，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促使人力、资本、技术向中西部合理流动。第四，继续坚持目前的金融支农措施，在规范农村地区合作金融组织的基础上，中央银行可保持或略加大对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支持力度。

在财政方面：第一，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直接扩大投资需求和最终消费需求。1999年财政利用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工资，提高居民收入等办法，拉动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效果是明显的，今年应继续保持和扩大这种战果。第二，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来带动全社会投资。在安排财政投资时，应着重考虑如何使相对较少的财政投资能够带动刺激相对较多的全社会投资，采取财政支出使用多样化的政策，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更新改造的财政投资中，应注意加强财政贴息这种有利于直接带动非财政投资的使用方式。第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改善财政支出结构，使有限的财力用到扩大需求，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方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