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特征

二元经济结构，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个显著的普遍的特征。所谓二元经济结构，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存在两个不同的部门：以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基础的部门和以非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基础的部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而且其转化过程也会面临发展中国家在转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共有问题；中国又具有自身的历史和国情，50年前推翻了三座大山，随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并在改革中选择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和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发展方略，这决定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转化过程中极具自己的特殊性。

（一）改革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改革就是解决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的问题，发展的实质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化市场经济的转化。由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抑制了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所以，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培育发展市场机制。尽管改革之初并没有如此明确的认识，但是，改革实质上一开始就走向了这条道路，改革到目前为止，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一方面将逐步放开流通领域和放开所有制限制相结合，允许并鼓励包括外资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使独立自主的非国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数量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政府采取放权让利、承包制、利改税、股份制试点等改革形式，逐步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尤其是对国有中小企业采取了更为灵活多样的改革形式。与此相对应，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地方经济发展的自主权，政府对国有企业控制与管制的范围和力度逐步减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干预方式逐渐淡化，使国有企业逐步进入市场。再一方面，国家对农村经济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生产责任制的改革，为农村经济逐步市场化创造了条件。从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独立的生产者（农户）的发展与市场的发育互动起来。改革促进了发展，其发展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更重要的是使市场逐步发育了起来，为下一阶段改革和经济进入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世纪之交。在总结前期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以把国有企业构造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配合以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力争在进入21世纪之际，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我国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体制改革为20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由于改革的渐进性和分阶段性，决定了在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之前，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又有其特殊表现：一是在城市经济中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重体制并存即双轨制，城市经济形成一种特殊的二元性。所以，在城市经济中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任务，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培育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最终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它包括：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规律，对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进行根本改革以构造适应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转变政府职能及其行为方式使其实现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等等。因此，在城市经济中，改革是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主要方面。二是由于我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很快就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经营方式，农户有了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责、权、利比较明确，指令性计划在农村经济中己基本不起作用。因而，在农村经济中存在传统农村经济和市场化的农村经济的双重并存，农村经济呈现另一种二元性。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和促使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的现代化生产转变。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不仅包括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也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还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与农村向城镇化的转变。因此，在农村经济中，发展是问题的主要方面。由于改革的渐进性，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能一下就转化为市场经济，决定了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化市场经济宏观转化的大过程中，存在着内容不同但目标一致（市场化）的“双转化”和双转化互动的复杂关系，即城市经济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和传统农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并存与互动。其中，在城市经济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其转化的速度和深度，不仅取决于依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进度和力度，以及政府职能及其行为方式、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相应配套改革的适应度，而且也取决于农业的发展为其提供的农产品和农村购买力的增长速度；而传统的农村经济向市场化的现代农业经济的转化进程，则不仅取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自身发展，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城市经济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速度及其市场规模的扩展与城市的扩延度，所创造的对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人口和农产品的吸纳力（需求）。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渐进性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长期互动互制过程中，存在三个大焦点即：农业（农产品）生产，国有企业改革，就业或失业。

（三）由于我国的改革仍属于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制度变迁模式，国家政治组织及其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展战略，对体制改革（制度变迁）起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进而对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进程、所处的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及其解决的程度，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使经济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总体上说，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这种改革或制度变迁模式也决定了，如果改革过程中一些具体的政策或发展战略出现不足、失误或配合失当，也将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发展带来隐患。

二，改革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系的实证分析

首先，我国的体制改革和所采取的政策与发展战略，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所遇到的一些关键的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其一，政府一直比较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尽管80年代初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导致政府在80年代中期比较乐观而对农业一度有所忽视，致使80年代末出现粮食短缺与价格改革“闯关”失败，但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使我国在90年代中期比较成功地度过（推迟）了二元经济转换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点，即“粮食短缺点”。其二，我国放开所有制限制和不断加深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市场规模迅速扩展，尤其是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快速发展，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打工族），又较成功地使二元经济转换过程中的另一个关键点即“商业化（或市场化）点”提前，从而，缩小了“商业化点”与“粮食短缺点”的距离。其三，我国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一个基本国策，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速度，与较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相结合，可以说，已成功地越过了“低水平均衡陷阶”。其四，在90年代中期，又比较适时地提出了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发展战略，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的更长期的持续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的持续转化奠定了基调。

其次，我国渐进式分阶段性的改革，使其在不同阶段的改革和发展的侧重点不同，致使一些配套的和触及到更深层利益的制度改革，往往因各群体的利益关系不易协调或其他种种原因而延迟，这导致了在一定阶段改革的难度将会加大，经济发展或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进程进而受到影响。这突出地表现在：其一，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未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不仅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至今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而且国企的分布范围仍然过宽过广；与此相对应，政府的职能也没有实现根本的转变，政府各部门职能不明确，仍然管的过多过宽过死，法制建设明显滞后，政府行为缺乏法律约束和制度约束，随意性很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步伐迟缓，企业的社会负担仍然很沉重，企业发展缺乏良好的平等的外部环境，等等。其二，改革初始阶段，中央政府给予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放权，一些部门尤其是金融银行部门形成政府垄断而获取特殊利益，一些地方因享受优惠政策和依据特殊的地理或资源条件而迅速发展，迅速扩大了地区间和职工间的收入差别。虽然这有其很大的合理性的一面，但这并非完全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而中央政府未能充分利用其权威性和财政手段予以调控，又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产生，同时这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重复建设和区域经济的趋同，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大了中央对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使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在不同地区之间呈现较大的不平衡性，进而又影响到全国性的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形成，尤其是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其三，一个经济体系具有内在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机制，是其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的根本。但是，由于我国政府在制度变迁或体制改革中起主导作用，且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分依然存在，其惯性作用仍然很强，各级政府在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时，过分注重经济增长的一些短期的数量指标，而对涉及更长远的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问题重视不够，尤其是对实质是改革问题的制度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更为不足。其四，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化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但是我国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其它一些相关的制度阻碍了人口流动。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然而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一方面对城市而言，城市居民受该种制度保护而缺乏进取精神和竞争压力，使本该一定程度存在的城市失业长期表现为“隐蔽性失业”；且由于农村人口难以获得城市户口或永久居住权，也不利于城市房地产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功能的扩延。另一方面对农村来说，我国人多地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或“隐蔽性失业”，“离土不离乡”难有足够的吸纳力，不利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形成；而且农村村民住宅占地较多，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这就是说，中国城市及其城市经济功能的扩延滞后于目前整体经济发展的进程。其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是动态化、历史性的概念，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历史发展到21世纪，人类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科学技术和人的素质将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是向一元化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化，要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必须以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技术和提高人力素质为保证。然而，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说得多，做得少”，表现为：一方面，我国的教育和科研技术开发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仅比发达国家低而且也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低；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制度仍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构造，严重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国人口的总体素质低和不能实行市场化的有效流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不尽人意，将极大地影响我国经济后期的持续快速的发展。总之，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在前期改革中虽有所认识，但并没有得到较好解决，这将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的进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与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也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进程。同时，按照渐进性改革方式的逻辑，这些问题也必然构成我国下一阶段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所必须解决的战略重点。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我国的改革由20世纪90年代以点线改革为主搭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架的阶段，将转变为依据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立体配套的全方位、全领域改革，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随着下一阶段改革的深化，经济发展战略也将作出调整，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成为其目标。其特征将是：经济增长由单纯追求数量型的粗放式增长，转变为追求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式增长；随着科研和教育体制的改革，科学技术、教育实现产业化并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城市化的进程将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转移的速度将加快；国家由优先发展东部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转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不平衡战略，东西部发展差距将逐步缩小；进入21世纪，我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与国际市场接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我国市场将更加开放，竞争更为激烈，资本和服务市场将得到极大的发展，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将进入更高级的形态，会极大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