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已成定局，如果不出意外，可望在年内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为了迎接机遇，应对挑战，有必要采取以下对策。

一、总体对策：四个“加快”，一个“扩大”。

1.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目前比较紧迫的有两个方面改革，一是加快经贸制度的改革。尽快改革那些与世贸组织原则不符的规章制度，加快向国际惯例靠拢。二是加快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尽快把国有大中型企业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将其推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冲击。与此同时，加快汇率、税收、金融的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并轨，建立符合国际贸易规范要求的外汇管理体制。大幅度地减让关税，调整非关税措施。通过以上的改革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目的。而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起来，中国经济体制与世贸组织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2.加快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企业经营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作为跨国经营的组织载体和国际竞争主体的跨国公司凭借巨大的生产规模、先进的科学技术、全球性经营战略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触角伸向全世界各个角落和领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有利于发挥我国传统产业优势，并能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够充分利用别国人、才、物、自然资源、技术等资源，生产出符合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还能推动我国外贸出口，从而增加出口贸易的竞争力。我国“人世”之后，要在现有大企业集团的基础上尽快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并依靠这些跨国公司走向世界。

3.加快发展和完善行业中介组织。所谓行业中介组织是指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以服务为本，上为政府服务，下为企业服务的各种组织的总称。改革前，政企合一，在政府与企业间无需任何中介组织。改革后，政企分开，在政府与企业间出现了中介组织活动的空间。于是，一些行业组织应运而生。从实践上看，许多中介组织都服务不够、抢权甚多，成了“准政府”组织。这种状况显然不适应“人世”后的形势，需要尽快加以改革和完善。政企分开后一直存在一种误解，似乎企业可以单枪匹马闯市场闯世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联合行动。恰恰相反，在激烈的竞争中，尤其是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更需要企业有一定的组织，采取联合行动。国际石油行业的“欧佩克”组织近几年发挥了巨大作用，使石油产量减少，而价格飙升。“人世”后，各种贸易磨擦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反倾销、反补贴的案例会层出不穷。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而这种斗争不是单个企业的行动，至少是某个行业的事情。所以，行业中介组织要负起这种责任，在协调市场、协调价格、组织反倾销、反补贴以及应诉等行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4.加快培养人才。世贸组织的运行，强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公平竞争、自由贸易为基本原则，各成员方政策向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各种规则靠拢。世贸组织的运行，对成员方和非成员方的人才素质和教育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才竞争是最激烈的竞争，本来我国就缺乏通晓国际法和世界经贸知识的高级人才，而大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由于它们毫无疑问地会实行本地化人才战略，必然吸引去一部分高级人才。由此，争夺人才的竞争可能会达到白热化。对于人才，我们一要培养，二要留住，三要使用。对于世贸组织的知识，我们过去知之甚少，当务之急是加快学习。官员、企业家，甚至学校的师生都要学习，尽快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培养一批高级人才。

5.扩大出口。国外有专家预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要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我们姑且不论中国能否发展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单就中国“入世”来说，“入世”之后，将为我国产品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打通道路。届时，我国的贸易环境将明显改善，我国将得到更多的最惠国待遇和普惠制待遇，有关部门和企业如能抓住机会建立新目标，制定新战略，全力扩大出口，我国出口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纺织、机电等强项会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扩大出口时，要充分利用中国“人世”后得到的所有有利条件，同时注意不利因素的影响，特别要注意制定合理的价格，过去那种自相残杀、竞相削价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了，那种以为价格越低越好销的观点也早该抛弃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坚持“大经贸”战略、以质取胜战略和市场多元化战略，进一步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推进服务出口贸易，千方百计地扩大出口，带动国民经济全面起飞。

二、行业保护对策：农业、制造业、服务业。

1.改革支援和保护农业的方式。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了巩固这个基础，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始终坚持支援和保护农业的政策。多年以来，欧盟、日本、美国都给农业大量补贴。近年美国与欧盟之间的“激素牛肉战”、“香蕉战”、“农产品补贴战”以及英国与法国之间的“牛肉战”，都说明了农产品国际贸易中还存在着严重的保护主义。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地强调自由贸易，而要科学合理地支援与保护农业，只是支援和保护的方式要改变。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间，我们支援和保护的手段过分局限于价格机制方面，以致我国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显著高于国际价格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难以再提高收购价格。为了适应国内外环境，我们要把支援和保护农业的方式尽快从价格机制方面转向增加农业的资金、人才、科技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发展高特优农业和绿色环保农业，提高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进而在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农业保护的另一个思路，就是保持国内供需的基本平衡。比如粮食，“入世”后，国外质高价廉的粮食必将进入我国市场，这对我国的农业是一个打击，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也是一个威胁，不仅如此，一旦我国粮食消费依赖进口，动辄以贸易制裁相威胁的某些西方大国就有要挟我们的手段，必将受制于人。为此，在进口大量粮食的同时，向许多缺粮国家出口粮食，保持国内供需基本平衡，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也是我国农业保护的有效手段。

2.转换制造业的保护手段。目前我国保护制造业的手段主要是关税以及以配额、许可证为代表的数量限制。“入世”后，关税将显著下降，配额、许可证等手段也将大量取消。一句话，旧的传统的保护手段已基本过时与失灵。但是，入世后保护国内制造业的任务并没有结束，反而更加重要。不过保护手段要变换，今后主要应采用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去构筑环境壁垒和技术壁垒。国际贸易史是一部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不断斗争的历史。随着国际环境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保护的手段也不断翻新。在二战以前，主要手段是关税；二战结束至今主要是配额、许可证为代表的数量限制；今后主要的手段将是环境手段与技术手段。适应这种新情况新趋势，我国“人世”后要加快制订各行各业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以防止严重污染的、低质量的产品流入我国，冲击有关产业。

3.服务业。一是制订和完善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行业法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保护手段是关税、配额、许可证、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与此不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保护手段则是国家的政策、法律和法规等。适应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扩大开放的要求，我们必须修改已经过时的政策、法律和法规，并制订新的政策、法律和法规。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尽快把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纳入法治的轨道。将来一旦发生争执，便有法可依，有评判是非的标准。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法规，既要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又要适度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二是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同时并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以及文化、教育等服务部门过去实行严格的封闭式垄断运行。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垄断行业逐渐对外资开放了，已经出现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但是，对内仍然不开放，或开放甚少、甚迟。以外贸领域来说，改革开放伊始，在80年代初就赋予“三资”企业外贸经营权，在1996年允许试办中外合资的外贸公司，然而直至1999年才允许民营企业经营外贸，而且设置的门槛又比较高，能够进入外贸领域者寥寥无几，对内开放远远落后于对外开放。因此，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至今尚未形成有竞争力者。“入世”后，外国竞争者进来增多，竞争空前激烈。迎接挑战既要靠国有的企业，也要靠民营企业。扶植和培育民营的大型服务企业已成为紧迫的任务之一。

三、创立和完善两个政策性支持体系：金融、生产。

1.创立和完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企业经营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外的金融环境与金融条件，亚洲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为创造这种环境和条件，政府负有重要责任。企业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市场，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其中金融风险占居首位。而化解各种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是政府支持企业的重要保证。为此，要创立和完善政策性的金融支持体系，其中包括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维护合理的汇率、完善结售汇制度，减免税收或退还税款，设立海外市场开拓基金，出口保险与再保险的担保以及出口买方信贷与卖方信贷的担保等等。只有有了较为完整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作后盾，企业才可能更大胆地去闯世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2.创立和完善政策性生产支持体系。企业的产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之前还要经过许多环节。能否顺利通过这些环节也关系着企业的成败。创造条件，使企业的产品顺畅地进入市场，走进消费者之家，也是政府的一种责任。在这方面，应当优先建设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港口、码头、机场、道路、电网、供水以及保税区和保税仓库等基础设施。政府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鼓励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加快发展。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关国家的产业结构陈旧、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因而出口困难，而进口又难以限制，必然出现大量逆差，形成外汇短缺，迫使企业抢购外汇，造成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动荡，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东亚各国的深刻教训再一次证明，良好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是国家高速发展和走向世界的前提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