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4-14 作者: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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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波澜壮阔的洪流,改天换地的历程,其中有一段中青年经济改革研究活动的活跃时期,可称得上一朵潮头浪花。
1984年,我是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的一名硕士研究生,积自己若干年学习与思考形成的认识,写了一篇题为《论广义狭义价值规律》的论文,发表在当时经济学界最高层级理论刊物《经济研究》上。这通常被认为是学术水平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种标志,于是,客观上使我开始在经济理论界“小有知名度”,并由此而引出第二年蔡重直同志找我参加中青年论文初评和“莫干山会议”的事情。
蔡重直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研究生部读硕士,参加了后来广为人们谈论的“莫干山会议”(即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改革研讨会,在浙江杭州附近的莫干山举行)的筹备工作。他想到了我,并联系我参加会前对征文的初评工作。莫干山会议的背景在这里需要多说几句:改革开放初期,久已沉寂、万马齐喑的思想界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后活跃起来,经济理论界也随之有“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讨论热潮。而当时最为决策层需要的是关于改革思路和方案设计方面的研究,正是在这个特定领域之内,中青年的研究力量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已有传闻,王岐山等同志上书中央,提出“重调整...
改革开放三十年,波澜壮阔的洪流,改天换地的历程,其中有一段中青年经济改革研究活动的活跃时期,可称得上一朵潮头浪花。
1984年,我是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的一名硕士研究生,积自己若干年学习与思考形成的认识,写了一篇题为《论广义狭义价值规律》的论文,发表在当时经济学界最高层级理论刊物《经济研究》上。这通常被认为是学术水平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种标志,于是,客观上使我开始在经济理论界“小有知名度”,并由此而引出第二年蔡重直同志找我参加中青年论文初评和“莫干山会议”的事情。
蔡重直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研究生部读硕士,参加了后来广为人们谈论的“莫干山会议”(即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改革研讨会,在浙江杭州附近的莫干山举行)的筹备工作。他想到了我,并联系我参加会前对征文的初评工作。莫干山会议的背景在这里需要多说几句:改革开放初期,久已沉寂、万马齐喑的思想界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后活跃起来,经济理论界也随之有“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讨论热潮。而当时最为决策层需要的是关于改革思路和方案设计方面的研究,正是在这个特定领域之内,中青年的研究力量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已有传闻,王岐山等同志上书中央,提出“重调整,缓改革”的阶段性要领建议,得到高层人士肯定;后来,最初以民间身份活动的农村问题研究小组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进入中央农村政研室工作;再后来,在国家体改办之下,成立了体改研究所,成员也是一批十分有朝气的年轻人。莫干山会议是在1984年秋天体改研究所尚未进入活跃状态之前举行的。会议的筹备者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联络了方方面面的人士,得到浙江省省级研究机构的支持,通过全国征文来选取参会者,共商国家改革大计。
在莫干山会议上,气氛十分热烈。在各个分组讨论之外,还有“挂牌讨论”,即专题讨论。题目张贴出来,同时注明时间、地点,与会者自愿参加。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挂牌讨论的主题是价格改革问题,田源、张维迎作重点发言后,大家自由提问或发表自己的见解。基本观点分为“调放派”和“双轨派”,前者强调先调后放、调放结合来理顺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后者则强调可以先形成价格的计划控制轨和自主(市场)定价轨双轨运行的局面,在边际上和增量上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最后再并为市场一轨。价格调放和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后来在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生活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后者,其功过到现在还存在争论。
莫干山会议后很快出现了以体改所为代表、农发所发挥较大影响力的中青年经济改革及相关研究的活跃期,一直延续到1989年夏。其间体改所发表了与世界银行考察团关于中国改革的报告相类似的较系统的改革研究报告,好评如潮;还先后成立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以及陈元、马凯等已走上北京市政府系统内较高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同志领导下的北京市青年经济研究会。这两个青年研究团体的活动我都参加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应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要求,有关部门以及在京中青年研究力量都参加了“价税财连动”改革方案的研究活动,其基本意图是在1987年推出价格、税收、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形成宏观层面以间接调控取代直接调控的新体制框架。研究活动几乎是从年头持续到年尾,但却没有付诸实施。从1987年起,转而推行企业的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并自1988年起在财政体制上也实行多种形式的地方大包干。解决“价税财连动”改革所内含的历史任务的实践,最后落在了1994年由朱镕基同志主持推行的财税配套改革方案的实施上。1994年的财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那是后话了。
在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活跃期,每月都有一次“研讨沙龙”方式的活动,最初地点设在陶然亭公园内,后来又改在北京天文馆等地,大家自愿参加,每次有至少一个主讲人,讲后与会者提问、讨论。周小川、刘克崮等现时的部门领导者,当时都以中青年研究者的身份当过主讲人,刘克崮主讲的题目我还记得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与方案设想,听后颇为其清楚明晰、深化务实的特点所折服。关于这个“沙龙”的活动,在当时风行的柯云路改革系列小说中曾有过生动的场景描写。
我参加的另一个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活动,最值得提到的是1986年后陈元同志主持的“中国经济紧运行”大型专题研究,被列入国家社科重点课题,动员了约百名在京的中青年研究者,办过数次大型研讨会,中小型的研讨会议就更多了。这个课题研究的背景是1985年我国城市改革出师不利、改革意图实际受挫之后,“改革综合疲劳症”之说开始有所表现,中青年人开始流露出浓厚的急功近利色彩,引出“改革方案万万千,各领风骚三五天”的俏皮话,而匈牙利人科尔奈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角度切入引出的“短缺经济学”研究成果,给了中国人重要的启示。于是,一群中青年人开始在“紧运行”课题研究中,静下心来力求系统、深入地进行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实证研究,认为真正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怎样”和“为什么这样”的实证考察分析之后,改革何去何从的“应该怎样”的问题,就可能“呼之欲出”了。我在“紧运行”课题研究中的任务是负责“财政”组,并有若干次参与核心组的讨论。这个课题研究虽由于1988年后的种种原因没有达到预想目标,但还是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和研究资料。对我个人来说,参加研讨中所受到的启发,对我以后的一些个人研究成果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获1988年中央国家机关中青年研究成果一等奖的论文《抽紧银根与压缩规模——论我国需求控制的着力点及转换条件》和上世纪90年代获中国财政学会组织的全国财经科研成果一等奖的论文《论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都是循着运行机制实证研究的路径而得到的成果。
作为一个部门或工作系统,财政系统内部氛围要比社会上更为“严肃”和“沉稳”。我是1985年春末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财科所工作的,以往传下来的规矩是开会时中青年只能坐后排听着,想表达见解得不到机会。在前面提到的体改所和青年学会、研究会的研讨活动蓬勃展开的大形势下,财政系统内的一批中青年受到了“中青年”概念的启发也坐不住了。几位财科所的中青年人(我是其中之一)也产生了举办财政系统中青年研究活动的想法,并得到了财政理论界前辈的代表人物、时任财科所所长许毅同志的大力支持,于是我们借鉴莫干山会议的模式,举办了全国征文,以文选人,在时任吉林省财政厅厅长宁学平同志的鼎力相助之下,于1985年冬在长春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讨会,并成立了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究会,当时我任副总干事。长春会议的气氛极为热烈,来自全国的近200位中青年人各抒己见,“挂牌讨论”直到深夜乃至凌晨两点,散会时在回北京的列车上还在“挂牌讨论”。会议所在宾馆的工作人员说:“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开会的!”财政部业务司局的一些同志也应邀到会发言并参加讨论,积聚在年轻人心中的许多思想和不吐不快的建议得到了充分表达的机会。后来,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讨会曾先后在淄博、抚顺、郑州、上海、苏州等地举行过年会与专题研讨会,客观上培养、提高了一大批年轻的财政人。
后来,随着时间流逝,时移势易,促成中青年研究活动形成活跃期的许多因素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意见表达上“论资排辈”的习惯和氛围在淡化,另一方面,对于“思想特别活跃”的年轻人参与改革设计的决策需求也逐渐淡化,加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青年研究活动中的不少骨干成员在90年代以后都陆续走上领导岗位,有了更为正式的话语权,已不再需要中青年研究活动这个特殊的意愿表达平台。
可以说,以1985—1989年为活跃期的中青年研究活动,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行现代化转轨伟大征程的特定阶段上因特定需要应运而生的特定现象,是一大批热血青年欣逢新的伟大时代而一展书生意气、为改革建功、为人生注彩的群体行为。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一直留在了财政研究的工作岗位上,二十余年不曾变动。在那个阶段所参加的活动之中得到的启发教益,以及从那时的观察中就开始领悟到的中青年研究群体佼佼者的长处和短处,自己应当努力学习、“见贤思齐”的方面,以及需要引以为戒、警醒于心的方面,都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人并不能选择所处的时代,但时代在选择人。欣逢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使中国人看到了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曙光,并引升至当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愿景,也使我们这些个人,幸运地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小束光子。改革决定中国的命运,当然也在总体上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并要求我们对其作出积极的回应。改革初期的年轻人,现已步入中老年,不论具体的人生轨迹如何,三十年了,都十分值得回忆。我特述以上的片断回忆于此,意在继续努力自强不息,并与同时代人共勉。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李艳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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