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4-14 作者:程锋 李文轩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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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着贸易顺差的连创新高,截至2007年6月,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13326.25亿美元。与此同时,保持数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开始发生逆转——8月CPI指数高达6.5%的同比增长率预示着通货膨胀正逐渐从隐忧演变为现实。在此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再次成为各界广为关注的焦点。人民币升值压力何在?从源头上看是因为我国累积了过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从结果上看则是由此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成为物价水平和资产泡沫逐步放大的根本动力。因此,我们不妨转换视角,关注两个更为基础性的环节:一是如何釜底抽薪,从起点遏制贸易顺差的过快增长;二是如何因势利导,在终点有效利用过多的流动性。
一、经济循环的起点:要素价格扭曲引发的资源错配
对于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的国家,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进而通过进口弥补需求缺口是一条常见规律。然而,我国以及诸多东亚国家经济都面临着国内经济快速增长与经常账户持续盈余同时并存的反常现象,这同我国对外贸易部门独特的产业架构密不可分。
我国对外贸易部门产业形态的特殊之处主要表现为加工贸易在国际贸易形式中占据极大的比重,成为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相关测算表明,自1990年起,我国加工贸易进入...
伴随着贸易顺差的连创新高,截至2007年6月,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13326.25亿美元。与此同时,保持数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开始发生逆转——8月CPI指数高达6.5%的同比增长率预示着通货膨胀正逐渐从隐忧演变为现实。在此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再次成为各界广为关注的焦点。人民币升值压力何在?从源头上看是因为我国累积了过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从结果上看则是由此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成为物价水平和资产泡沫逐步放大的根本动力。因此,我们不妨转换视角,关注两个更为基础性的环节:一是如何釜底抽薪,从起点遏制贸易顺差的过快增长;二是如何因势利导,在终点有效利用过多的流动性。
一、经济循环的起点:要素价格扭曲引发的资源错配
对于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的国家,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进而通过进口弥补需求缺口是一条常见规律。然而,我国以及诸多东亚国家经济都面临着国内经济快速增长与经常账户持续盈余同时并存的反常现象,这同我国对外贸易部门独特的产业架构密不可分。
我国对外贸易部门产业形态的特殊之处主要表现为加工贸易在国际贸易形式中占据极大的比重,成为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相关测算表明,自1990年起,我国加工贸易进入持续顺差时期,顺差规模从1993年的78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424亿美元。倘若剔除掉加工贸易所创造的顺差,2005年我国经常账户实际赤字406亿美元。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其他贸易形式其实并无太强的顺差创造能力,而是处于小额逆差状态。
加工贸易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来源于近十年来全球化进程中世界产业格局重构的外部因素,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市场化进程中国内要素市场改革滞后的内部因素。涉及到要素市场的体制改革依旧举步维艰。当前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经基本由市场竞争确定,但要素价格仍然处于半行政定价半市场定价的状态,其价格无法反映真实的资源稀缺程度。这种价格的扭曲传导至下游商品市场,就会扭曲下游产业的真实收益和成本状况,扭曲商品市场的资源配置行为,成为加工贸易过度发展的重要激励。这里仅以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为例。
土地价格。当前普遍实行的土地批租制度从本质上讲确立了地方政府作为土地独家供应商的垄断地位。在征地方面,政府用低价征收农地,将之转变为非农业用途的国有土地;在供地方面,政府通过收取土地出让金将征得的土地转化为工业或商业用地。尽管我国土地资源短缺,但地方政府在掌握了土地征收和出让的权力之后,出于招商引资的目的,往往人为压制土地价格,使得很多本来无利可图的项目因为土地价格的低廉而变得有利可图。
劳动力价格。虽然在所有要素市场中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高,行政干预最少,看似已经实现了完全的市场化定价和配置,但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过度竞争现象,如果说在资金和土地方面存在公共权力滥用的状况,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则存在着与此截然相反的公共权力“缺位”的状态。市场竞争形成的工资水平并未包括劳动者的养老基金、医疗保险等必要支出,实质上是通过牺牲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对产品价格实施补贴。据估算,仅就对农民工“人口红利”的透支和套取而言,这一数值每年就高达5200亿。2003年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的“民工荒”,可以说是农民工待遇长期未能改善后的一次强劲反弹。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讲,以价廉为特征的“中国制造”是过度扭曲的要素价格补贴下的结果。
因此,我国出口行业独一无二的价格竞争力除了人口红利竞争优势的集中释放和赶超阶段技术水平的快速进步这些正常因素之外,还存在着不正常的另外一面——上游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传导至下游商品市场后,导致产业格局无法对资源稀缺程度的变化做出适时调整,进而导致贸易顺差增长失控,造成汇率升值的巨大压力。
二、经济循环的终点:金融体系低效加剧的流动性过剩
通俗地讲,流动性过剩,就是过多的资金无法被经济吸收。对于一个新兴国家的高速工业化阶段,本该是居民消费升级和社会资本形成的高峰时期,往往面临着社会资本短缺的情形。但我们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一方面是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使得广大中低收入者难以大规模添置耐用消费品,消费结构升级和相关产业扩张缺乏足够动力,从而无法充分吸纳资本投资;另一方面是广大中小企业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在进行产业升级或者开拓新的投资领域时,不仅面临着诸多垄断行业极高的进入壁垒,还面临着难以从体制内金融渠道获得投资资金的金融约束。
宏观层面流动性过多而无法疏导与微观层面资金需求旺盛却无法满足,构成了我国经济中的一对尖锐矛盾。究其本质,是我国金融体系在面对流动性扩张的局面时,缺乏必要的纵深和效率吸收过多的流动性,将其转化到实体经济的消费和投资领域。仅从金融体系来看,倘若能够建立起发达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增加社会资产的资本化渠道,扩大资本市场的供给规模,则流动性的迅速增长不应成为诱发经济和金融风险的难题。而在金融产品的供给不足、纵深有限的情况下,快速扩张的流动性一旦无法进入消费和投资领域,就会转入资本市场参与投机活动,制造资产泡沫。更加令人担忧之处在于,2007年以前流动性过剩的状况仅仅表现为股市、楼市的轮番上涨,而今年以来则开始逐步向商品市场蔓延,表现为通货膨胀水平的连创新高。如何应对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同时加剧的局面,极有可能成为相关部门将要面对的长期挑战。
三、汇率升值无法替代结构改革
采用汇率升值降低贸易顺差,纠正内外失衡的主要依据在于认为汇率升值有助于削弱一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进而减少一国的出口数量。但是,汇率不仅仅是一个连接内外经济的价格纽带,更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经济变量。在调节汇率以纠正经济失衡时,如下两点因素严重限制了其调节功能的有效性:
(一)通过汇率升值降低贸易顺差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汇率升值会使得一国出口商品变得昂贵,进口商品变得便宜,按照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法,这种相对价格效应有助于减少一国的贸易顺差。但是,从收入支出效应来看,至少有三点因素会削弱汇率升值对于减少贸易顺差的效果:一是出口部门以及进口替代部门产出的减少会导致国民收入的降低,进而降低国内总需求和进口支出;二是无论对于外国投资者还是本国投资者而言,汇率升值都将使得一国的资产变得昂贵,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吸引力下降,投资减少会进一步降低国内支出,包括进口支出;三是倘若一国大多数的外币资产不是以外汇储备的形式为政府持有,而是分布在微观经济主体手中,那么汇率升值将直接恶化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状况,进一步带来投资和消费的萎缩。如果这种收入支出效应引起的进口减少大于相对价格效应引起的出口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顺差的降低将无济于事。就我国的情形来看,2005年7月至2007年6月,人民币汇率虽然已经累计升值8%,但贸易顺差不仅未能相应减少,反而连创新高,至2007年6月达到创纪录的261.0亿美元,充分表明了汇率升值的局限所在。
(二)汇率升值预期的形成极易诱发资产价格泡沫。汇率升值的预期一旦形成,投机者往往会通过投机该种货币,加速升值预期的自我实现,而投机一国的股市和楼市等资产市场往往是投机者的惯用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小规模的投机浪潮往往容易诱发更大规模的羊群效应,引导一国国内投资者参与资产市场的投机,进而形成巨大的资产泡沫。如日本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资产泡沫从形成到破灭便是一个极好的案例: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日元处于长期升值趋势。1971年至1995年,日元从360日元/美元升值到79日元/美元。在日元长期升值的预期形成后,大量国际热钱、本国居民和企业资金纷纷涌入日本股市和楼市,不断推高资产价格。1989年5月,日本开始紧缩其货币政策以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资产价格泡沫顷刻破裂。1990年底,日经指数相比高峰时期下跌了38%,300万亿日元股票市值瞬间消失,房地产价格也从投机巅峰陡降下来,日本经济随之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萧条之中。
人民币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同样经历了价格的快速上涨,上证指数从2005年8月的1258点快速上升到2007年8月的5167点。虽然不能据此就认定我国已经形成资产泡沫,但这一潜在风险正在不断增大却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由此可知,汇率升值虽然是提高实际汇率,降低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的手段之一,但在缺乏有力的政策配合时,汇率手段不仅无法实现降低贸易顺差的目标,还有可能对经济稳定产生难以预料的副作用。因此,我们不能期待依靠汇率升值一劳永逸地纠正内外失衡,核心问题在于改革基础性的汇率制度和价格体系,尤其是推进深层次的要素市场和金融体系改革,逐步化解我国经济长期繁荣所面临的资源约束、结构扭曲和金融风险。
责任编辑 周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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