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和发源地之一，财文化作为我国一支亘古通今的精英文化，也是世界文化之一。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论钱言财的大作小品常见于报刊杂志。笔者关注我国古籍中论“财”的记载，深感财史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打开上古之书——《尚书》和群经之首—《周易》，我们可以确认“财”发端于食货贡赋和“天地之道”。翻阅“三礼”之首的《周礼》，三百六十五个官，无论哪类属官，治邦治国，治官治民，都没有离开治财的职守。纵观通史之首的《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篇篇有财事。世上的“财”，真具万事核心、万物代表之地位。

（一）天地之道说。《易经·泰卦》称：“天地交，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意思是说，天地相交万物生，君王应当效法自然规律，以财辅助天地，使人民生活和谐安泰。何谓天地之道？《易传·系辞下》释道：“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贞观指天覆地载之道，其功可以万物观之；贞明是说以日月照临之道更能为明的”。总的说是天地生成物，而天下万物要通过日月运行，相互交替来表明。比《易传》为早的《中庸》说：“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博厚载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尚书·泰誓》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礼记·礼运》也称：“人者天地之心”。所以《易·系辞下》称：“《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三材之道也”。三材即天地人，古代材与才、财通。三财之道中的天财、地财二词早在五帝时代已使用了。正如《荀子》说的“一天下，财万物”，财是以天下万物的代名词和总称出现的。史称帝喾（尧之父）“生而神灵”“取地之财而节用，抚教万民而利诲之”。舜命后稷以黎民始饥、播种百谷是为政首。舜有一首著名的南风之诗，诗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综合地说，舜遵帝尧齐七政以为天道，遵帝喾节地财以为地道，以播百谷、济民饥及南风诗为人道。这些都充分说明“以财成天地之道”是帝舜的意志和德行，也证实了司马迁说的“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的结论是真实可信的。我们用一句话来说：“舜文化是财文化的一个哲学根源”。

（二）聚人曰财说。此说语出《易传》，《易传·系辞下》原文说：“天地之大德日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第一句话仍是天地生万物、生财，第一次提出了“聚人曰财”和“理财正辞”，纠正和补充了自然生财的片面观点。《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原始人只有聚成村落，结成群体，方能“栽百物，制禽兽，服狡虫”。人口增长，原始农耕，仍必须以聚人为本。聚集成聚落以，创造人类生活的生存环境。总之，人类自诞生之初，就必须具备社会性、凝聚性和集体性，聚人则由此开始。“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易经》的作者们答称，仁是实现圣人守位的“大宝”，虽然没有回答何以聚人曰财，但是也隐含了聚人生人、人多财多、劳动创造财宝的道理。《管子》就指出：“地者，万物之本原”，“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夫财之所生，生于用力，力之所生，生于劳身”。这种劳动创造财宝的思想正是给“何以聚人曰财”最好的回答。《管子·正篇》称：“会民所聚曰道”。追溯聚人曰财之道的由来，必须回顾《尚书·舜典》和《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帝尧知舜“浚哲文明玄德升闻”而给以三年考绩的时间。舜亦知尧“知人安民”之难，他经历了“耕厉山，渔雷泽，陶河滨”的农事实践，提出了“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创建古国方略。舜的这种践行为今考古所证实，因此舜也被后人尊称为“都君”和“古国后”。大禹和皋陶原是舜的谋士，他们认为帝尧立治之道皆是考法古道，禹称舜“知人则哲”、“能哲而惠”。舜是会民聚人古道的实践者。《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一书指出“龙山文化约当尧舜时代到禹的早期。龙山时代后期具有地区统治中心地位的城址和特大型聚落的涌现，大体反映了五帝时代后期天下万国万邦林立的状态”。“龙山时期的大批邦国型国家，刚从部落社会中脱胎出来，邦国分散规模小，相对独立性较强可谓具有国家雏形的性质属于黎明时期的中国初期文明社会”。这里大体反映了虞舜当时会民聚人、两年建城、三年成国的状况，亦即聚人曰财实践成果的说明。《汉书·食货志上》在总结聚人曰财时说：“《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称：“天地大德日生何以聚人日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由聚人起始的舜文化则又是财文化的社会学根源。

（三）食货即财说。“食”与“货”两字连用始自《汉书·食货志》，两字并用则首见于《尚书·洪范》。《洪范》是记述周武王向箕子征询政事意见和篇章。箕子建议重视“农用八政”时说“一曰食，二曰货”。从汉代用“食货”作志起，各个朝代都以《食货志》记述财政经济状况，并作财赋（包括财、货、贡、赋）和经济的统称。《汉书》初用时释称：“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即粮食、布帛、货币。《汉书叙传》说，“厥初生民，食货惟先”。《汉书》又说：“食货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古史考》也称：“及神农氏，人方食谷”。传说黄帝娶西陵女为正妃，嫘祖是养蚕治丝方法的创造者，舜命后稷主管农事，教民耕种，成为种稻和麦的创始者，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土地成为生民的根本，农业手工业被视为食货的源泉。人们必须首先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中国古代将食货视为珍宝。孟子要求国家“制民之产”，让百姓“衣帛食肉”、“不饥不寒”。《洪范》注说食是“珍食”，《墨子·七患》称：“食者，国之宝也”，《周礼》注称：“财，泉谷也”，贾谊称：“栗多财有余”。《荀子》称：“务本节用财无极”，“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盘庚首先提出“货宝”一词，他斥责贵族臣僚贪求贝玉，要他们“无总于货宝”。《春秋左传集解》称：“货，宝用物”，金是货宝，玉指宝玉。古代常用“货赂”一词泛称金玉货宝。还用“盛金于壶，充之以餐”（餐是食的古文字）表示货能换食和食与货的联系。起初没有人给“财”下定义。只认为食是“珍食”，是“国宝”；货是“货宝”，是“宝用物”。《汉书·食货志》称：“财者，治国安民之本”。东汉时，许慎著《说文解字》，根据历史上对食货的宝称，给“财”下了一个“人所宝也”的定义，给“宝”下了一个“珍”的定义，并称珍也是“宝也”，因为史称“货”是“货宝”、“宝用物”，《说文》也就释“货”为“财也”。所以许慎给“财”下的定义是历史的经验总结，并非他个人的主观臆断。至南朝梁陈间顾野王撰《玉篇》解说“纳财谓食谷也，货也，赂也”，较《说文》更全面。总之，从食货即财的形成看，应当把古代经济学、文字学看作是财文化的经济文化根源。

（四）财起贡赋说。贡赋是贡和赋的合称。古代解说贡为“下之所纳于上”，赋为“上之所求于下”，贡赋体现上下之间的贡纳关系。贡最初出现于氏族公社后期，部落或联盟组织首领的出现和机构的创设，就需要氏族成员给以贡纳，我们称这种贡纳为“内贡”，这就是贡的起源。《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候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候咸来宾从”。这是最早对于“外贡”的记载。我国赋税的起源可追溯到高辛氏时代。相传帝喾即高辛氏，黄帝的曾孙，帝尧之父，是五帝之一。《史记·五帝本纪》载：高辛氏“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帝喾高辛氏首先提出厘正田地，在治理田地之间的水沟后实行均赋的主张。《食货典》就有：“帝喾高辛氏正畎均赋”。均赋可称是中国早期田赋（土地税）的雏形。《尚书正义》称《禹贡》中的“财赋”为“财货贡赋”或“财货赋税”。贡赋制度何时形成？《史记·五帝本纪》说，禹治水十三年，“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先厥宜……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史记·夏本纪》说：“于是九州攸同……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因此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以上是贡赋的起源。中国财政史认为，贡赋是财政的起源。所以，贡赋的起源就是财文化产生的财政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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