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能源消耗也随之迅速增加，保护资源和改善自然环境与提高投资效益的矛盾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如我国终端能源用户在能源消费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3%，而美国仅为7%；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虽然节能潜力较大，但出现了重化工业加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增加、国际制造业转移等新情况。为此，我国政府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不仅是缓解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也是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根本举措。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顺利运行需要政府主导、法律强制、利益驱动三管齐下。产业政策应强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首先，重点应放在制度建设上，建立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和投资、财税、价格政策支持体系，以及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同时对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和新能源、新技术领域的一些重大项目进行直接投资或给予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的支持，并发挥好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作用。要制定更加严格的节能、节材、节水、节地等各项国家标准，建立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的强制制度，完善重点耗能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大资源保护和节约利用的执法力度，严肃查处各种破坏生态环境和浪费资源的违法违规行为。

其次，政府应加大对重点工程的生态投资支持，引导和促进区域循环经济的投入。重点工程和项目需要的资金量大，政府对重点工程和项目的投资是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物质保证。项目大，影响就大，示范效应必然显著，从而引导其他投资主体进行相应投入，加速循环经济的形成。如北京以绿色奥运工程为中心的规划和投资，是我国以政府投资为主导形成城市循环经济的样板。近年来，国家生态建设投资力度逐年加大，有效带动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对环保的投入，为循环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实施中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2004年实施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排污收费，超标罚款”的原则，但这个类似于国外“污染者付费”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够理想，原因是企业一旦使用其他企业的废弃物，如工业废渣、粉煤灰等，原来的废物产生者不仅不付费，而且还要向使用者收费，使综合利用的企业无利可图，严重挫伤了资源回收利用企业的积极性。对比OECD国家实施的“污染者付费”政策（废旧物资回收和综合利用企业可以得到废物产生者的资金补助），差距很明显，需要逐步加以完善。

第三，政府在投资项目选择上应向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方向倾斜。例如，投资于天然气工程建设可以改变城市能源的供应结构，减少因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投资于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发展地铁、轻轨等以电气为主要动力的交通设施，可以减少小轿车的尾气排放。目前，重点应加强生产全过程的控制，结合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相关法规，关闭浪费资源、污染严重的企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此外，要重视政府采购的作用。政府部门依据《可再生能源法》、《节能产品目录》、《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等法规对生产和使用节能产品给予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将节能产品列入政府采购范围，优先采购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优先采购经过清洁生产审计或通过ISO14001认证的产品；优先采购国家直接投资扶持的重大新能源研发项目及其转化、推广的成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