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的元王朝里，曾经出过四位理财之臣，他们是：契丹族的耶律楚材、回族的阿合马、汉族的卢世荣、藏族的桑哥。其中耶律楚材、阿合马和桑哥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少数民族理财家，其勇于负责、敢于改革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一

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耶律楚材出生在金中都（今北京）官宦之家，由于相继为元太祖、太宗所信任，官至中书令（即宰相）成了元初著名的理财家。

首先，创立了元朝的赋税征管机构。元初，由于元太祖东征西讨，没有规范化的赋税意识，所以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征管机构，为了保证军需，耶律楚材建议成立燕京、太原、北京、济南等10路课税所，每所设正、副官员各一人，主持当地的财税征管工作。太宗二年（公元1230年）忽必烈正式下诏批准了这项建议，从此元朝才有了正式的赋税征管机构。

其次，相继制订了一系列的赋税制度。太宗元年（公元1229年）八月，先建立了税率为1%的畜牧税制度，接着建立了赋调制。太宗二年（公元1230年）又建立了酒课与杂课制度。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进一步制定了五户丝制及田赋、商税、盐税等制度。至此，基本上建立起元朝的赋税制度。这些赋税制度虽嫌简单，但却是从无到有，算得上历史性的飞跃。

再次，提出了地方军政“三权分立”的措施，确保依法理财。为了保证各项赋税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不受干扰，耶律楚材建议太宗实行“长吏专治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的三权分立制度并被采纳，有效制止了贪官污吏和不法军将对赋税课证的干预，对依法理财、维护税课制度的相对独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坚决反对祸国殃民的税收商包制。元代盛行被称为扑买或买扑的商人包税制。耶律楚材认为，这种政府不设征管人员、由商人通过招标投标的方式对一个地区或税种进行承包，少收赔补，多收留成，粗看起来似乎省却了税收征管人员，节省了征管费用，增加了财政收入，其实贪得无厌的承包商人从中谋利加倍征收，既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又破坏了国家赋税正常征收制度，有百害而无一利。例如回回富商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就准备以每年140万两银子承包中原税收，耶律楚材多次上书皇帝陈述其祸国殃民的危害性。开始太宗支持了他的提议，没有同意这两个回回商人的承包，自从蒙古灭金，税收每年递增，到元太宗十年（公元1238年）收入增至银110万两，回回富商典都剌合蛮提出以2倍上缴额即220万两银子承包时，太宗见有厚利可图便点头同意了这个方案。尽管耶律楚材声泪俱下地据理力争，还是失去了皇帝的支持，导致商人包税在全国进一步泛滥，不出他“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的预料，商包制成了元王朝官逼民反迅速走向败亡的动因之一。

第五，主张恤民轻赋。元初，蒙古军所到之处常有杀掠屠城的情况，远在元太祖西征之时，每遇屠城事件，耶律楚材都及时奏报皇帝，加以赦免。太宗即位后，他又建议“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公元1232年，太宗率军到河南，有些官吏主张杀掉降民，正是由于耶律楚材一再劝阻，元军在攻下汴粱后没有发生屠城案件。耶律楚材在保护百姓生命的同时，也竭力主张轻赋税以休养民力，保护税源。如反对以丁定税，在中原推行以户定税制以减轻百姓税负。此外，还多次提出在大旱之年减免百姓租赋及减除逃亡者赋税的主张，体现了恤民爱民的一贯思想。

第六，封顶高利贷。太宗时赋税制度初定，正赋之外的征敛仍很沉重，一些地方州县长官为了按时向朝廷上缴科差、贡献，往往不得不自己个人出面向回回富商借钱。这种借贷利率奇高，本银1锭，10年之后利息就超过1000锭，时人称为“羊羔儿息”，意思是这种高利贷生息如羊羔，一生十，十生百。为了偿债，贪暴的官吏拼命搜刮百姓，清廉的官吏把妻儿抵出为奴还不足清偿。耶律楚材启奏太宗皇帝批准下令所有债务以本利相等为限，永为定制，有欠债确实还不了的由官府代偿。从而沉重地打击了高利贷者的嚣张气焰。

二

回族人阿合马起初为蒙古弘吉剌部居民，后随察必皇后入宫，为元世祖忽必烈所赏识。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忽必烈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亟待敛财，令中书之左、右部，分统庶务，由阿合马领其事，并兼诸转运使，专理财政，直到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被刺杀为止，前后主持元代国家财政达20年之久。

首先，阿合马健全了元朝的课税机构，注重扩大税基。自古以来，食盐是人人不可或缺的消费品，也是古代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而元代的财政收入中有80%来自盐课，因此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正月，为了控制泛滥的食盐走私，阿合马奏请皇帝批准，设置了东平等路巡禁私盐军，重申盐由国家专卖，严禁食盐走私。他认为，私盐可能比国家盐价低一些，但真正得暴利的是私商，禁止食盐走私，就是惩治与国争利之徒。根据“抓大放小”的原则，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七月，阿合马建议，“益解州盐课，均赋诸色僧道军匠等户，其太原上盐，听从民便”，也就是说产盐区百姓自食之盐给予方便免除盐税，但那些过去一些豁免赋税的僧道军匠，则应加入到纳税的行列，以便扩大税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其次，打击“权势之家”的偷逃漏税。元初的京城大都，有一批蒙古贵族和色目大贾依仗权势，无法无天，只知经商赚钱，却拒不交税，公然践踏税法，影响国家财政收入。阿合马奏请皇帝批准，下令“凡在京权势之家为商贾，及以官银卖买之人，并令赴务输税，入城不吊引者同匿税法。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即商税3.3%）。”

再次，财政支持农田水利建设。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阿合马下令免除益都、淄莱、宁海三州的当年赋税作为开河之用。为了变废为宝，阿合马还“榷民铁铸为农器”以满足农村对铁制农具的需求。

第四，注重财政贮备以便赈济饥荒。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正月，山西大同地区发生饥荒，由于阿合马早有充沛的粮食贮备，于是“西京饥、发粟一万石赈之。”解了灾民燃眉之急。

第五，重视发展手工业生产。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正月阿合马上奏皇帝“请兴河南等处铁冶”，并推荐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

三

翻译出身的桑哥是藏族人，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十月，忽必烈设立专门负责理财的尚书省，让“好言财利”的桑哥为尚书省右丞相兼总制院使，负责国家的财政工作。

桑哥理财首先从“钩考”入手，进行全国大检查，清理各级财政、挖掘增收潜力。在中央，由尚书省钩考中书省，在地方，仅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十月，就派出忻都等12名官员分赴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6省进行“理算”。对仓库诸司，桑哥先让六部官进行钩考，“复以为不专，乃置征理司，以治财谷之当追者”。在追查过程中，桑哥能“毫分缕析”，一追到底。同年十一月为了防止仓库被盗，桑哥派兵守都城外仓，“初，大都城内仓敖有军守之，城外丰闰、丰实、广贮、通济四仓无守者。至是收粮颇多，丞相桑哥以为言，乃依都城内仓例，每仓发军五人守之”。桑哥兢兢业业，能做到“日视内帑诸库”。通过桑哥领导的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理财初见成效，收支平衡，国库充盈，甚至出现了“币朽于库”的局面。

其次，放宽政策，增加税源。在一次谈及关税收入减少的问题时，桑哥报告忽必烈，其原因是朝廷不准断喉宰羊，所以穆斯林国家的商人也不来了，如果能恢复老办法宰羊，商人就会返回。当明智的忽必烈接受了他的意见、恢复7年前的老办法时，关税收入就迅速随之大幅度上升。从这件改变宰羊政策一事上可见桑哥作为一个理财能手的职业敏感性，能见人所不能见，敢言人所不敢言，竟然要求蒙古族皇帝改变主意让伊斯兰商人按其本民族习惯而不是按蒙古族的办法宰羊。

再次，打击贵族势力，扩大税基。元初蒙古贵族占地极多又不依法纳税，桑哥就制订措施加以限制。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四月，桑哥曾对忽必烈说：“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经忽必烈同意下令循例办理，因此桑哥得罪了几乎所有拥有大量土地的权贵为他此后之死种下了仇恨。忽必烈认为桑哥理财对付的均为“狡狯人”，怕他遭到他们的暗算和报复，于是在至元二十六（公元1289年）三月，“敕以秃鲁花及侍卫兵百余人为桑哥导从”。

第四，调整税收，增加收入。如盐课，每引由中统钞30贯，增为一锭，茶每引5贯增为10贯，酒醋税课，江南宜增额10万锭，内地5万锭，协济户18万，由半赋增为全赋，“如此，则国用庶支，臣等免于罪矣”。从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起，桑哥“遂重其税，自是以来渐以增益，视其初倍蓰十百不侔矣。”这一年所增的商税，“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这些措施尽管增加了朝廷的收入，同时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第五，注重节俭，精于算计。桑哥在节约开支方面有较多事例，“万亿库旧有牌绦七千余条，桑哥言岁久则腐，宜析而他用”。又如当朝廷赐诸王出伯银25000两、币帛10000匹，载以官驴，准备连驴一起赐给出伯时，作为理财能手的桑哥给忽必烈出主意说，“不若以驴载玉而回”，于是“世祖甚然之”。

从桑哥建议修会通河可以看出，桑哥同时还是个精于计算、有长远打算的人。至元二十年（公元1288年）十月，桑哥向忽必烈建议：“安山至临清，为渠二百六十五里。若开浚之，为工三百万，当用钞三万锭、米四万石、盐五万斤，其陆运夫万三千户复置为民，其赋入及刍粟之估为钞二万八千锭，费略相当，然渠成亦万世之利。请以今冬备粮费，来春浚之。”得到忽必烈的同意。到第二年七月，安山渠开成，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古所未有”的盛事，忽必烈赐名“会通河。”安山渠的修成，至少让五六万人从每年繁重的陆运中解放出来，不仅减少政府开支三万锭钞，还可向政府提供二万八千锭钞的赋税，两项相加，实际上为国家年创收近六万锭，这才是一年，那么十年、百年带来的利益就不是一个小数了，桑哥考虑到省钱办大事，从“万世之利”着眼，这项“理财”措施功在当代，惠及后世。

（作者为财政部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