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的，其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三次提出过经济增长方式的原始概念：一是在分析两类剩余价值时，马克思指出，因延长工作日而产生的剩余价值是绝对剩余价值，由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产生的剩余价值是相对剩余价值。二是在分析两类扩大再生产时，马克思提出，外延扩大再生产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入实现，内涵扩大再生产则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三是在分析级差地租产生的两种经营方式时，马克思提出，粗放耕作方式依靠增加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实现增长，集约耕作方式则依靠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产量。《资本论》有关增长方式问题的研究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生产层面，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等。第二，一国经济宏观层面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建立在微观企业经济增长方式改善的基础上。第三，经济增长方式是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内在的规律。20世纪60年代后期，前苏联及东欧学者从《资本论》的相关分析中提炼出来“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概念，并由此引申出外延式、粗放式增长以及内涵式、集约式增长的概念。

在西方经济学界，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不仅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还有科技水平，以及这些生产要素的组合。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把科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科技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随着西方经济理论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最终将其发展到宏观层面。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幅增大、频率增高，人们开始逐步重视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益关系问题，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出现过“变数量型为质量型”、“变速度型为结构型”、“变消耗型为效率型”等许多提法。

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实现经济长期发展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创新和丰富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形成了一整套科学发展体系。两个转变的同时提出具有深刻的科学含义：一方面，两者的内涵不尽相同。前者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是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后者是生产力发展方式的变化，是要实现集约型增长。另一方面，两者又相辅相成。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经济集约式增长的基础；而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顺利推进，改革成果也难以巩固。因此，从根本上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赖于经济体制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双重转型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殊性

从我国首次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至今，1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变之较小呢？这应该从中国正处于“双重转型”的特殊性来分析，因为我们面临的是经济体制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步进行的问题，转变难度远大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我们至少有两个核心问题亟待解决。

（一）市场化不充分。许多机构对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进行过测算，有的说达到了80%，我觉得估高了一些。从要素市场看，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价格基本上是非市场化，要素价格偏低，这不仅放大了企业投资冲动和能力，也放大了政府投资的冲动和能力，即使是一些服务产品价格，如电价也没有建立起完全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从市场主体看，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不彻底，缺乏激励约束机制，民营企业发展受限较多，甚至还受到不公平待遇。从政府控制的资源看，控制过多且主要采取行政手段配置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单从发达国家已基本市场化的科技资源看，我国仍然主要是政府控制和管理，缺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运作机制。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主体，都较缺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

（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关键是没有建立起严格的问责制，即使一些方面有问责制，也不完善或落实不力。分配了权力，分配了利益，但没有相应“分配”责任。在这种格局下，主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能难以获取更大利益，不转变可能利益也不受损失，出现了获取利润并转移风险责任要比转变增长方式容易得多的现象：一是投资效果不好或项目失败，可以将不良投资带来的资金损失风险转嫁到银行，再转嫁到中央财政，或转嫁到下届政府。二是受地方利益驱动而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落后生产方式造成的资源瓶颈、环境污染、安全事故、贫困疾病、社会保障等问题，可以转到中央财政或中央政府，至少也可以转到下届政府。三是过分追求外贸利益，可以将不良的国际贸易摩擦转到中央政府。在这种机制作用下，传统发展观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仍然会较大程度地左右地方政府行为。

当然，与这两个核心问题相关联的问题还有不少，诸如投资、金融、财税等宏观管理体制不尽完善，但根子上还是前面两个问题。

正确把握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着力点

从我国经济运行现状分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就是要注重实现四个转变：一是需求结构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向消费和投资、内需和外需协同拉动增长转变，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产业结构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增长向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共同带动增长转变，就是要在巩固农业、壮大工业的同时，把发展现代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三是要素资源投入由主要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撑增长向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支撑转变，就是要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四是资源利用方式由“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式直接过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转变。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或主要标志体现为三“强”：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强，国家经济安全性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强。着力点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一）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一是加快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强化市场的统一，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二是加快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形成反映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的要素价格机制，增强政府和企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压力和动力。三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有效解决规范市场主体经济行为和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等问题。

（二）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加快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真正建立起体现责任、服务和法治理念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要从制度设计与安排上，建立健全有效的问责机制，激励与约束并重，引导好地方政府行为。一方面，中央要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改变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的趋向，引导他们更加关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政绩考核指标设计上要从过度关注GDP的增长，转向兼顾资源、环境、教育、科技、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大落实强度和约束力，增强地方政府走集约化发展道路的压力和动力，尽量减少或避免地方政府把风险责任转移到中央政府或中央财政。比如，最近国家发改委与地方政府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就是一个好的举措。另一方面，要通过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管理体制、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制度安排，引导和鼓励地方政府转向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更好地履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要明确政府与企业的投资界线，分清中央与地方的投资事权；完善企业投资核准制和备案制，落实投资主体的自主权和风险承担机制；健全和实施市场准入制度，规范重点行业的环保、安全、能耗水耗和质量标准；严格投资执法检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四）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支持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加快产权制度改革，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

（五）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和金融工具创新，充分发挥金融杠杆对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促进作用。

财政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大有可为

财政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责无旁贷，大有可为。同时，随着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财政自然会增收，不必要的补偿和支出也会减少。因此，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意义重大。

首先，财政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深化改革，凡是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改革都要大力支持，支付必要的改革成本，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时，财政也要加快自身改革。比如，加快在全国范围实行增值税转型的步伐，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尽快推进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改革，改变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目前这项改革已取得了共识，关键是要加快工作进程。所得税政策统一后，对引进外资不会有明显影响，更可能会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高技术水平的外企更能显出优势；完善资源税制度，研究开征物业税，等等。加快推进这些改革，不仅能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而且能够优化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比重，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其次，财政要合理设计和不断完善政策，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直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1.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财政要把支持发展循环经济、节约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口，通过综合运用税费、预算支出和政府采购等政策工具，力争做到“四个尽可能”，即尽可能在生产源头减少资源的投入，尽可能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废弃物产生量，尽可能回收能回收的资源，尽可能利用能重新利用的资源。

2.着力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对我国来说，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更为紧迫。一方面，要通过完善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以及建立和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等措施，加强环境污染的治理。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矿区环境和生态恢复新机制、督促矿业企业承担环境治理成本等措施，加强生态环境恢复和建设。

3.积极支持科教事业发展。科技进步和人力素质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标志。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大力支持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从技术装备引进为主向自主研发制造延伸，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人力资本投资，落实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并着手研究完善城市义务教育制度；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多培养技能型的实用人才。

4.大力支持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这是消除居民后顾之忧，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我国经济走上以内需为主的良性轨道的重要环节。一方面，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另一方面，要增强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财政资源要向最贫困者和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家庭倾斜；加快特殊困难群众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5.切实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要改变财政直接支持上项目、办企业以及依赖减免税的传统做法，切实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综合运用税收、补贴、国债和财政投资等政策手段，激发企业自我发展的活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