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0亿元”，1949～2005年农业税的累计征收额。它不会再有增加，成为农业税历史性的标志，标志着农业税走完了自己的历史行程，永远定格于中国财政史的册页。早两年就知道要取消农业税，至2005年大见端倪，28个省份先走了一步，而当时光进入2006年门槛的前三天，悬念尘埃落定。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喜讯传遍乡村城市，多以“负担”被取消乐之。农业税充盈着丰富的内涵，作为一个多年工作在财政上的我，自然更为心动，随着欣喜，隐隐地，漾出一缕告别、怀思继而祝福的情结。

农业税，古老的税。想来它应该古老，自进入父系氏族以后，农耕稼穑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源泉，国家产生后向它征税，也就不难想象。有人说它已存续2600多年。这样算来，它当产生在公元前600多年，也就是春秋时期的奴隶制社会就出现了。也有人考证，有关农业税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左传》—“宣公十五年秋七月，初税亩。”也就是说，公元前594年的秋天，鲁国开始对农田征税。我不懂农业史，但知道，无论是正史稗史，还是文人墨客的诗词文章，对包括农业税在内的税赋徭役多有记载或言及。最早的孔子感叹的“苛政猛于虎也”，虽然可能不包括农业税，但其他赋税徭役想必是少不了的。《诗经》也记载了奴隶们向剥削统治阶级发出的愤懑诘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生动揭示了所处时代“苛税毒于蛇”的情状。杜荀鹤的《山中寡妇》就更为直白：“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政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封建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之多、之残酷，都闹出黑色幽默来。南唐烈祖李昪（937—943年在位）时，史载：“天久无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渐高（即申渐高，官员一笔者注）曰：雨怕抽税不敢进城。”五代十国乃至两宋等，设有“过税”、“住税”，是商税，征税机构多设在城镇码头，向坐贾行商征税，但是农民要想把茶、竹和剩余的粮食等进城来卖，也得交税。连“雨”都怕征税，对税多且苛真是辛辣的讽刺。旧中国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的税收负担也是非常沉重，包括农业税在内的税收是盘剥老百姓的工具，老百姓把收税的人叫“税狗子”、“催命鬼”，可见之痛恨。在剥削社会里，农业税连同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对于穷苦老百姓来说，是血汗眼泪、民脂民膏，对于统治阶级来说，甘之如饴，是维护奢华生活和剥削统治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深刻揭示：“……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借以维持生活的源泉，简言之，就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借以维持生活的源泉。”

税收制度和社会制度紧密相连，社会制度决定税收性质，也决定纳税人的心情和态度。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衷心拥戴自己的政府，交纳农业税不再是屈辱，成了向国家的贡献。早在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农民就节衣缩食、勒紧腰带，支持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陈毅同志曾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解放区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解放初的几年，农民生活仍然很艰苦，但翻身后有了自己的土地，心情已非往昔可比。遍布在千山万壑、广袤平原、迤逦丘陵的千百万农户、亿万农民，从不多的收成中挤出一部分向人民政府交纳公粮。农民有“皇粮国税”的传统意识，更有感恩报德的感情，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的盼望。我还依稀记得起我家解放初期几年交公粮的情形。家乡是山区，主要农作物是玉米。那时种的玉米，没有纯品种，选的种子颗粒饱满就行，不像后来分品种耕作，这块地种“金皇后”、那块地种“白马牙”的，种地只是为了填肚子，本来不多的地什么品种都有，打下来的玉米白的、黄的、玛瑙色的五颜六色。这种杂色的玉米交粮作价就低些，相对就要多交些斤两，母亲就有些心疼，因为生活实在困难，一斤是一斤的。尽管这样，交公粮前母亲还是左挑右选，用簸箕簸了又簸，要交的粮食颗颗籽粒饱满，干干净净，还抓几粒用牙咬一咬，嘎嘣脆才放心。母亲一面爱惜地抓弄着花花色色的玉米粒，一面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唉，怎么困难也不用再逃荒了。哥哥送粮前，母亲还特意让多背一点，怕到时不够秤让人笑话。困难归困难，心疼归心疼，但交粮归交粮，由己推人，家家大抵如此。农业税，一家一户的涓涓细流，汇成国家公粮的海洋。农民交纳的是粮食，送去的是真情。

翻开新中国财政史，农业税劳苦功高。新中国成立，面对的是国民党遗留下的烂摊子，要医治战争的创伤，建设新中国，何其不易！除去靠艰苦卓绝的工作，更需大量资金。钱从哪里来？无可奈何的农业国，农业税就成了一项重要来源。1949年12月2日，财政部长薄一波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做新中国第一个“预算报告”时说：“12年以来，农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出人出钱，贡献了最大力量，这是最值得感谢的事。1950年的收入概算中，公粮的收入仍占第一位，占全部收入的41.4%。全国农民平均负担占其农业总收入的19%强，而老解放区则占其农业总收入的21%。为了胜利恢复经济，农民负担一时是无法减轻的。”其实还不止如此，在各项税收中，如盐税、关税、货物税、交易税、屠宰税等，主要也还是由农民负担；而且为弥补赤字所发行的公债，也有一部分要落在农民头上。归根结底，这些收入的大部分最终也是来自农业和土地。事实上，农民倾力承担了。这一年执行下来，公粮超额4%完成原概算，占实际财政收入的32.7%，由于城市税收超原概算很多（62.9%），占实际财政收入的37.8%，农业税收所占比例实为第二位。1951年又有了新变化，财政预算执行下来，农业税收仍占第三位。回望上世纪50年代，根据当时资料计算，1953～1957年，农业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最低也在9%以上，有时达15%左右。农业税（包括正税和地方自筹）负担，1950～1959年，都在14.5%至10.8%之间。从中可清晰看到，农业税在50年代财政收入中和新中国建设发展中的重要性及重要地位。之后，随着经济特别是二、三产业的发展，财政收入结构变化，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在1958年确定的农业税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税（含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占财政收入比例和农业税实际负担率大体处于下降的趋势，到2001年，农业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已降至1.75%，农业税实际负担率降至2.6%。

农业税凝结着亿万农民的辛勤汗水，也凝结着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关怀。从国力拮据之时，到国力较为充裕之际，都是这样。当1951年国家预算执行完毕，中央感觉农民负担太重，1952年立即减负，决定在几年之内把农民负担稳定在现在的税率上，当年除降低税率外，还决定把正税和地方附加一道征收，停止地方的任意摊派，这样一来，比1951年减少农业税（细粮）50亿斤。与此同时，政府大抓农田水利建设，1952年继续抓根治淮河第二期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并着手改善耕作及推广农业科学技术。1953年做出部署，继续淮河、永定河的治本工程，完成洞庭湖的局部工程，开始辽河的根治工程，准备开始汉水的根治工程，做出根治黄河的初步方案，并继续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这都充分表明中央对农业的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三农”工作，废止了人民公社制度，代之以农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农业生产力空前解放；《农业法》诞生，财政加大支农力度，朝着法定的比例安排支农资金；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直至全国取消农业税，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军号角。这是新时期党对“三农”的深层关怀。2006年全部取消农业税后，与1999年比较，农民每年减负约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并且开始听到萌动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脚步声。

也不能忘记，57年的新中国农业税史，也夹杂着些许疼痛和酸楚。上世纪50年代前期，生活困苦的农民“挤牙缝”似地挤出农业税，用来哺育自己的新生政权，建造憧憬中的幸福家园，尽管有疼痛有酸楚，但应该，也值得。彼时政府爱莫能助，善良的农民对付出的代价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此后特别是前些年，有关农民负担的问题就不很简单，在农业税实际负担率减轻的同时，农民却生出了难以言状的苦恼。从1983年开始分出农林特产农业税（后名为农业特产税），与同年的农牧业税合起来，总体税负不足4%，应当说也不很高。最令农民难以忍受的是在税收之外又滋生了各种收费、罚款和摊派等，尤其是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最为严重。一些政府和部门，倚恃公权，别出心裁，搞出了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敛财门道。而且常常是搭乘农业税的便车混合征收，甚至不惜动用民兵、公检法的力量，农民交不出“税”，就牵牛赶猪拉粮食，被逼农民服毒、悬梁的事也偶有发生，造成干群严重对立，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农业税有功劳，有酸楚，当然也会有生命终结之时，其消亡是农民的福音。当它以“贡献”的身份存在时，是合理的；当它被以“负担”的名义送走时，同样是合理的；这是历史的逻辑，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或曰与时俱进。积57年之经验，谋求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使之和谐。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使“三农”成了发展中的瘸腿，进而阻碍了城乡协调发展，和谐社会也因之难以建成。“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已是全社会的共识，“三农”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无论从当今哪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命题来审视，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而减轻农民负担，免征农业税、牧业税、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尽快取缔那些杂七杂八的费，都是一些实在的惠农步骤。最直观的是，农业税在我国财政总收入中的地位已是微乎其微，57年的收入总合已不及2005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部分，可以忽略不计了。特别是，当今再也不是改革开放前人们普遍贫穷的景状，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显然很不公平。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4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255元，二者之比为3.22：1。不仅如此，城镇居民收入中的一部分还可以免征所得税，而2004年以前收入微薄的农民可得不到这种优惠。简言之，农民这个最广大的人群享受不到“国民待遇”，仅从这一条来看，农业税就真的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公元2006年，与农业税揖别的时候，官方已于2月21日为它举行了纪念仪式。作为一名财政工作人员，也有个人的感怀和喜悦的祝福。农业税，57年，一路风尘，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虽然携带了些许酸楚，但其功高不灭，永远彪炳在共和国的财政史册。农业税走了，走的是时候，为亿万农民奔小康轻了装，加了油，也为开启后农业税时代作了前期铺垫。农业税57年积淀的经验和鉴戒，想来会有助于“三农”问题解决得顺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