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进兴 | 财政部监督评价局；冉明东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原文载于：《财务与会计》2020年第7期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道扬先生历经8年时间亲手书写的鸿篇巨制《中国会计通史》也终于在先生年近八旬之时结稿。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捧出毕生心血献礼新中国70华诞。一部5卷12篇38章的《中国会计通史》，洋洋300余万字，不仅是中国会计史学之巨作，更是一部影响世界的会计通史，它从会计的角度折射出人类文明的兴衰历程。

先生曾明确指出：“一部会计发展史表明，自有天下之经济，便必有天下之会计，经济世界有多大，会计世界也便有多大，会计史几千年浩浩荡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功莫大焉！”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是在4 200年前进入文明以后就没有中断，一直延续发展至今。与中华文明史相伴，中国拥有完整而系统的会计历史演进路径，在世界文明古国中独具代表性。因此一部《中国会计通史》便是“世界会计通史”的缩影。先生追溯了人类近五万年的会计历史，于学术荒原上构建起中国五千年的会计史学大厦,倾一己之力、尽平生之智，为中国会计学事业做出惠及后世的重大贡献。

40年来，先生严谨求实，潜心钻研，不断探索中国会计史的基因和源流，使中国会计史具备了实现中西汇通的必要条件，具备了与西方学界进行平起平坐对话的实力；40年来，先生平心静气做学问，不求功名与利禄，传会计之道，扬中华之光。这是一位学者大家对中华文化复兴的矢志不渝，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和国家最忠诚的初心坚守。

纵横史海路艰辛 正本清源扬国名

1960年8月30日，先生踏着乡间泥泞小路,从湖北谷城来到武汉求学。党和政府的关怀，使当年的贫家少年靠助学金完成了学业。每当谈起自己的求学经历，先生都会动情地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我怎么能够上大学？”也正是这种情怀，使先生早就抱定报国之志，把家国情怀融入奋斗的历程，终生奋而治学，为中华民族发声。

1978年，先生38岁，从“五七”农场回到久别的校园。当时原商业部向学校下达了9个研究项目，其中8个早已被其他教师选定，只剩下“中国会计发展史”这个冷僻的“硬骨头”。先生时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自己几番推辞不却，学院总支书记严肃地说：“你从小就热爱党，尊敬毛主席，是吃新中国助学金才能大学毕业的，现在你还一直在要求进步。”这句话打动了先生，作为一名多年申请入党的青年学者，应该不怕困难勇挑重担，他鼓起勇气接下了这个项目。先生感念，一辈子都要感谢书记这句话，让他把一生都投入到“中国会计史”这个几乎空白的学术领域。

蛇山之下，一间斗室、一张条桌、一把木椅和一个书架，这就是先生创作传世之作《中国会计史稿》的全部家当。当时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科研经费极其紧张，为了支持先生的研究，学校破例为先生特批了稿纸和电扇。由于当时电力供应不足，即便是在深夜，只要一开电扇，整栋楼就会跳闸停电，邻居们就会喊起来：“郭道扬用电扇了！” 如今先生常常回忆起这些趣事，与人笑谈，却极少提起多少个酷暑之夜，一手写作、一手摇扇依旧汗如雨下的情景。

学界公论：治史不易。我国历来重农轻商，正史里少有商业活动的记载，会计史料更不受重视，散落各地，保存也难善全，治会计之史更是难上加难。先生自始便抱定拓荒补阙、迎难而上的决心。正史不传，他便求助于考古成果与“野史”“稗史”。为求史料，他四处搜求，备尝艰辛。在国家图书馆，先生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一个馒头、一杯开水就是先生的午餐和晚餐，经常是工作人员提醒要闭馆了还恋恋不舍，这种生活持续了近三个月。历时10年，先生走访了50余家单位，查阅了1 500余册图书，整理了20多万字的史料，请教了170多位各方面的专家，于1982年出版了《中国会计史稿》（上册），1988年下册问世，从而结束了中国自古以来会计一科有史无书的状态，其被美国学者称之为“东方的第一部会计史著作”。

《中国会计史稿》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将中国会计推向了世界。英国历史学家、社会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西方中的东方》一书中写道：《中国会计史稿》所述史实与研究结论，“不得不让西方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他们原有的某些假设进行重新思考。因为西方国家的很多专家普遍认为：只有‘西方式’的簿记形式才是‘科学的’，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滞后发展就是因其缺乏‘科学的’簿记方法所造成的。”古迪院士还指出：从郭道扬所揭示的中国簿记自身的内在逻辑架构来看，那种认为东方复式簿记来自西方，东方没有固有复式簿记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中国会计史稿》不仅更正了西方对中国会计的片面认识，而且纠正了西方对整个东方会计所作的错误结论。正如先生所言，中华文明五千年，我们要有文化自信。《中国会计史稿》正是这种文化自信的体现和佐证。

在完成《中国会计史稿》创作之后，先生进入会计史攻坚拼搏的第二阶段，自“九五”至“十一五”期间先生完成了《会计史研究：历史、现时、未来》（1～3卷，简称《会计史研究》）的撰写。在这个系列的研究当中，先生系统解答了史前会计、中西方会计文明发展与融合的关键性问题，并对会计组织制度演进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以及世界会计法律制度发展史进行了深刻论述。尤其在第三卷中，先生严谨地回答了世界会计发展史上思接千载的几个重大问题：人类是怎样由单式簿记发展阶段演进至复式簿记发展阶段的？是如何由簿记学阶段演进至会计学阶段的？又是如何由传统会计阶段发展到现代会计阶段的？簿记学与会计学发展的历史运行规律是什么？未来现代会计发展的大趋势如何？

先生以其宽广的文化视角与批判的创新格局完成了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世界会计史的伟大著作。针对先生论著的创作格局和学术价值，国内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评价它是“会计史研究领域内一次新的突破，为我国会计史研究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台湾地区著名会计学家郑丁旺教授也感叹：“皇皇钜著，饮佩莫名。吾兄于会计史之造诣，堪称举世无匹，为我华人之光也。”《会计史研究》也引起了海外的极大关注，出版不久就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等重要学术机构收藏。2009年先生受到美国会计史学家协会（The Academy of Accounting Historians，简称AAH）邀约，参加由欧美多位教授共同策划的《全球会计史》（World Accounting History）的研究工作，中国的会计史研究成果成为相关论著的重要部分，并获得“2012年度最佳出版奖”。

旁人很难想象，对一位“资深”糖尿病患者来说，30年来，在每天早晚一把药、一天打4针（胰岛素）的情况下，是如何坚持和完成研究写作的。2005年，正是《会计史研究》第二卷紧张写作期间，先生打算去上海调研，在临出门之际突然中风，造成脑干梗阻部位积水，送进医院时便已昏迷，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学生们记得，先生刚刚恢复意识，便试着感知自己的身体是否还有知觉。当发现自己左侧肢体已完全麻木，而右臂尚有感觉时，先生当下庆幸地感叹：“嗯，我还能继续写书。”听此一言，围在病床前的学生，无不潸然泪下。为了能尽快回到书桌前继续《会计史研究》的写作，先生每日坚持艰难的康复训练，每有学生探望，先生指导学业之余，总是忘不了让学生帮忙读书念报，防止脑力衰退。65岁的老人仅仅中断了半年，又全身心投入研究和写作之中。正是这种忘我的奋斗精神，成就了一部部史学巨著。

皓首穷经终不悔 传世之作誉中外

治史不易，要成就一部史学经典，史料、史识、史德三者缺一难成，而先生皆具。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落到先生的肩头，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会计学科首次获得国家级的重大立项。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学术抱负，先生8年来笔耕不辍。他明白，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中华民族五千年会计史既是为会计工作者树碑立传，更是揭示历史事实，确立会计学科的价值和地位。中国一定要有一部自己的会计通史著作，来研究和把握会计发展运行规律，公正评价中国会计的历史贡献。

先生治史，无不以“求真、求实、求证”为根基，每一条史料他都仔细验证，每一个观点他都反复推敲。先生曾八探故宫博物院只为求证一个古汉字的读音，三访浙江“天一阁”九进北京“琉璃厂”只为寻找孤本会计古籍《连环帐谱》，翻遍“古尸鞋底夹层”考古资料找到账本残片，只为解决南北朝史料难题。他跑遍了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几十年如一日埋首于古籍汪洋之中，炼就了一双识别会计史料的火眼金睛。《中国会计通史》以考古成果为依据，全书所涵盖的研究内容，上至中国远古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下至中国现代会计发展阶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纵横闭合五万年。先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从人类学的角度揭示出原始人类开始以人的思维方式思考生存问题时，会计的原始计量记录时代也就揭开了序幕，即从人类繁衍的视角揭示了会计的伟大起点；从贾湖文化、仰韶文化、牛河梁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铜石并用时代的龙山文化与齐家文化，先生第一次揭示了中国史前会计文化发展体系；从甲骨书契、牛骨账、青铜器物铭文、睡虎地秦墓竹简、里耶秦简、居延汉简、流沙坠简、西陲汉晋木简、走马楼三国吴简等，以及敦煌文书、吐蕃文书、西夏文书、历代寺院经济文书、中国旧式金融机构文书等深奥文物和典籍中，先生又开拓了一条考证中国古代会计方法体系的新路。

“历史、现时和未来”一直是先生研究会计史学的纵向主线，从历史出发，落脚现时，高瞻未来。先生的著述皆立足严谨的史实考证，于繁复琐碎的各种史料中去伪存真、梳理线索，将材料与立论融会贯通，“转识成智”。他精准把握会计历史研究中的逻辑关系，揭示其中历史运行规律；秉承“古今交融，中西化合”的精神，革故鼎新，打破传统研究就史论史的局限，以会计环境变迁为依据，预测未来世界会计发展大趋势。先生上世纪的大气磅礴之作《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会计控制、会计教育纵横论》，从环境、能源乃至战争视角探讨会计问题，预测之高远、精准早已被世人所熟知，《中国会计通史》中所提炼的会计运行四十大规律，势必会在学界乃至实务界产生更大反响。这也是先生以古论今、以历史推及未来的价值追求之体现。

先有会计立账，乃有财政理财，后有大国治理，这是先生“会计—— 财政—— 国家”的思维。先生器识宏远，视野开阔，撰写的《中国会计通史》既有扎实的学术根底，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充满着开拓精神和创造活力。他深谙学术与时代、知识与社会的互动互通，因而抱着强烈的责任感，把学术与反映时代脉搏、推动时代前进紧密结合。《中国会计通史》总结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伟绩与历史经验，写出了会计改革与发展的规律，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我国会计发展历程，反映了企业改革的成就，又树立了可向世界宣示的典型案例。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是历史的探讨和总结，也以生动的史实彰显了中国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300万字的通史，内容宏富，工程浩大，千头万绪，全书仅《导论》就前后撰写修改了22稿。年近古稀的老人与时间赛跑，分秒必争。先生中风后，只要坐的时间久一些，左腿就阵痛难忍，必须站起来走走。即使这样，先生每天仍然写作十多个小时，不写完自己规定的页码，绝不睡觉。先生曾对学生说，每天晚上睡觉时，他都要把当天写完的书稿放在枕边，问其何故，答曰：如遇火灾等意外，可以抱着书稿就跑。在先生看来，书比命贵。2012年先生因跌倒造成左手骨折，就把左手放在毛巾上，坚持写作。2013年又不幸跌倒左脚骨折，他就拖着沉重的石膏斜靠在轮椅上写作，左脚水肿，右脚麻木，毫不在意。

因为担心在《中国会计通史》写作过程中自己的身体出什么意外，先生极度自律，打针、吃药、锻炼，天天坚持。他给自己定下了每天走六千步的任务。为了不耽误写作进度，先生极少出门，以避免与人寒暄耗费时间，自家十余平米的露台就成了锻炼场所，围着走一圈不足五十步，就每天在露台转上百余圈，先生笑谈，这样边走路边思考，锻炼、研究两不误。与时间赛跑的想法，每天都萦绕在先生的脑海里，就连学术会议的邀请也尽力推辞。

中国会计史研究，在先生之前，几为荒漠，皇皇数千年，鲜人有知其意承其责。先生敢为人先，以筚路蓝缕之精神，于荒漠之中播下种子，倾毕生心血以护之，方有今天会计史学界的参天大树。

泽被后学传薪火 厚德育人生兰蕙

高举学术的旗帜，为会计扬名，为中国发声，推动中国会计事业的发展，这是先生坚定的学科自信与文化自信。

1980年，先生在财政部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第一家会计研究所，先后与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澳大利亚、荷兰、埃及等国家的一百多位专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学术交流关系。1987年，先生参加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六届国际会计教育会议，提交了《试论中国会计教育事业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论文，从宏观角度阐述了中国会计教育现状，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模式，并以丰富的思想内容感染了国际会计界的学者们，会后这篇论文在许多国家流传，并被选作研究生必读的文献。

先生撰写的会计学教材，既有影响世界的史学巨著，也有指导现实操作的实用教程，唯学问而不分高下，都秉持同样的严谨与认真。1972年的春天，当时全国食品系统一直亏损，“猪鱼蛋，死臭烂，赔钱容易，赚钱难”被误认为是该行业不可逆转的规律。全国食品主管部门明确要求科研人员为食品系统培养一批优秀的管理人员，以图改变当时困难的局面。先生来到洪湖曹市，深入生产一线进行调研，了解猪、鱼、禽、蛋的全部生产销售过程。在那里，先生经历深夜两点生猛的生猪屠宰，体验了“半夜杀猪，天亮卖肉”的管理实践；参与了清晨门市收购鲜蛋、以物换物的独特交易；见识了供销社与渔民分秒间的收鱼、评级、记账、清款的熟练技艺。1974年，先生历时一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践调研为基础，编写了12万字的《食品系统的商品流转核算》，成为我国专门研究食品行业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的第一部教科书。3 000册没有署名的教材迅速被印发到一线，此后先生还经常下到基层去培训一线财会人员。

在培养人才方面，先生更是甘为人梯。2005年，在先生的大力推动和主导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了第一个会计学重点项目，这在我国会计学科发展史上有着标志性的意义，极大地提高了会计学科的地位。然而，在众人以为该项目非先生莫属之时，先生却决然退出了重大项目的申请，把这个重要的历史机会留给了更多学界后辈。

教书育人是先生终生的职业选择。先生曾说：“启动中国会计通史这个大课题，研究价值不仅体现在治学修史，更希望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培养一批中青年会计史研究人才。” 先生从教50年，桃李满天下。截至2019年，先生已培养博士80人、博士后19人，建立了极具影响力的会计学术团队。他的学生既有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也有普通一线的财务人员。先生皆一视同仁，谆谆施教。凡听过先生讲课的学生，都把他奉为心中的教学大师。“他那列宁式的演讲，真是让人回味无穷。”他以渊博的学识，澎湃的激情，深入浅出而又生动有趣地讲述了中国会计思想的传承，会计技术的演变，将“四脚账”“龙门账”这些凝聚中国商人传统智慧的记账方法，深深印刻在同学们的记忆中。

先生厚德育人，惜才如子。他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感染和影响着身边的弟子和学生。先生对学生的学业与研究极其认真严格。有学生回忆起自己与先生讨论博士论文的场景：“那正是武汉的酷暑，在先生那间被书籍占去大部分空间的狭小书房里，虽然开着空调，但温度却并不凉爽，汗珠从先生的额头不断渗出。”对外经贸大学雷光勇教授仍记得当年追随先生学习、读书的情景：“在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每完成一部分，先生都亲自修改，页页朱批，句句审读；最让人感动的是，论文整稿完成之时，正值先生卧病之际，但先生仍然通读拙文，整体调整，通篇布局，留下厚厚手迹。每每忆及于此，我都眼润心潮。留有先生心血之手稿，我保存至今。”

先生的造诣和师德口口相传，许多未能入得先生门下的学生，也时时前来请教。对有进学之心的年轻人，先生从不拒之门外，于迷茫中点亮学生心中灯塔，为学生定下奋斗的目标，以致亲自为学生拟定阅读书目。为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先生更是每周亲自挑选《新华文摘》的经典范文，让学生日日晨诵之，学生坚持多年后，忆及当日，深觉所获收益难以计量。

先生于学生而言，在学业和研究上是严师，日常生活方面更是慈父，对每一位学生都关怀备至、体贴入微。20世纪90年代，先生到湖北咸宁地区讲课，了解到当地山区的会计人员收入低、学习条件差，先生毫不犹豫地把并不丰厚的讲课费全部捐了出来，让他们用来订阅会计学习杂志。在电脑稀缺、昂贵的年代，先生总是拿出自己的经费，给博士们购置电脑，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先生家的饭厅也常常是学生们改善伙食的食堂，外地的学生时常会在用餐时被先生叫去家中，说是处理点小事，结果是被留下来吃一顿家常的美味。先生从不言明关怀之情，照顾之余亦体恤学生的自尊与心理的负担。

《中国会计通史》结稿了，但校对、出版工作仍然繁重，同时，筹备创建中国第一家“会计史文博馆”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先生倾尽一生唯求一书、一馆与一心。一人一笔著一书，一馆珍藏传后世，为的是初心不忘，经世济民爱家国。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