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1-28 作者:张文春|秦聪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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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除加大财政支出外,财税部门以税收优惠为主要手段分别针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了政策支持。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落实对于社会安定和经济企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要认识到当前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短暂“休克”在供需两端引发的“后遗症”并未得到妥善解决。鉴于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当前的政策重点应迅速向经济建设转移,通过供需两端一齐发力在短期内提振经济。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且市场在短期内难以自行消化疫情的影响,这就要求财税政策更加积极、更为得当,即相机抉择政策的力度和水平均需有所提高。
当前供需两端的问题及税收政策需完善之处
如图所示,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广泛波及供需两端各关键要素,因此需要分别采用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加以引导。然而,当前的税收政策尚不足以从供需两侧对经济形成有效支撑,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供给端政策工具选择尚需优化,需求端政策支持力度仍需加大。
供给端政策工具选择尚需优化的问题可以细化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土地的...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除加大财政支出外,财税部门以税收优惠为主要手段分别针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了政策支持。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落实对于社会安定和经济企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要认识到当前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短暂“休克”在供需两端引发的“后遗症”并未得到妥善解决。鉴于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当前的政策重点应迅速向经济建设转移,通过供需两端一齐发力在短期内提振经济。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且市场在短期内难以自行消化疫情的影响,这就要求财税政策更加积极、更为得当,即相机抉择政策的力度和水平均需有所提高。
当前供需两端的问题及税收政策需完善之处
如图所示,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广泛波及供需两端各关键要素,因此需要分别采用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加以引导。然而,当前的税收政策尚不足以从供需两侧对经济形成有效支撑,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供给端政策工具选择尚需优化,需求端政策支持力度仍需加大。
供给端政策工具选择尚需优化的问题可以细化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土地的间接性引导难以达成直接性目标。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停业期间缴纳的物业租金加重了经营者负担。针对这一问题,既有政策工具采取了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方式,以此引导业主为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然而,这一政策很可能难以奏效。一方面,间接性政策不能保证业主的获益顺利转化为承租经营者负担的减轻,即政策对业主不具有约束性;另一方面,政策的目标群体仅局限于个体工商户,其他制造业厂商承受的厂房租金压力可能更重,但被排除在扶助对象之外。
第二,涉及劳动力的政策需更充分考虑现实情况。一是既有政策考虑防护用品的供应现状不够。现阶段免征个人所得税的范畴仅限于单位以实物形式发给个人用于预防新冠肺炎的药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之所以将现金形式排除在外,主要是防止企业将部分工资薪金以防护资金的名义放发给员工,从而帮助员工逃避纳税义务。从税制设计角度而言,这一做法具有合理性,但从当前实际出发,这一做法也会产生一些问题。一方面,实物形式的防护品加重了企业负担。一些私营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因缺少渠道很难为员工筹集到防护用品,即便加价购买到产品,因供应商为逃避加价追责,也难以获得正规发票。另一方面,个人购置的防护品未得到现金补偿。一般而言,个人购买防护用品较企业统一购买更为便捷适用,尤其是疫情严重防护用品缺乏时期,部分地区的防护用品(例如口罩)是以个人或者家庭为单位按每周用量限量售卖;同时,在职员工除个人防护需求外,往往还承担着为未成年子女及退休老人购置防护用品的责任。因此,单位以现金形式发放防护补助具有合理性。二是既有政策考虑家长复工与子女停学之间的矛盾不够。在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后,各单位陆续复工,但学校仍未开学;即便根据部分省份陆续公布的开学计划,幼儿园的开学时间也被排在最末。这对于育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影响较大,父母复工与子女停学之间的矛盾为家庭带来巨大的育儿成本和难度。
第三,为企业减负的政策工具合理性有待商榷。为减轻企业负担,当前的政策选择是阶段性减免社保缴费及允许受疫情影响企业延缓缴纳公积金。然而,这可能存在对象与方式间的错配。一方面,从员工利益看,社保缴费属于预防性积累,是对职工权益的一种保障,当前减免社保固然可以减轻企业负担,但实际上是以员工未来的利益保障作为代价。另一方面,从财政压力看,当前社保账户存在严重资金缺口,短期的社保减免必然导致财政在中长期进一步承压,进而影响财政可持续性。与之不同,公积金属于储蓄性积累,平滑经济、抵御风险是储蓄的特征之一,因而短期停止储蓄甚至调用以前年度储蓄具有合理性,且对未来的影响较小。
需求端政策支持力度仍需加大的问题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消费方面。3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了当前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并将释放消费潜力放到了首要位置。然而,当前财税政策似乎忽视了年初骤降的消费倾向及其对生产端的冲击。一是房地产行业消费低迷,引致上游建筑业经营活动放缓。受项目停工和线下售楼处关闭的影响,房企销售持续低迷,1—2月房地产百强企业销售额同比下降25.6%,其中小企业受损更为严重;二手房市场亦呈相似下行趋势。需求端低迷进一步导致上游建筑业商务活动收缩,2月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为23.8%,环比下降30.0个百分点。正因如此,短期内形成了“供给端收缩→需求端低迷→供给端进一步收缩”的恶性循环。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供需两段骤然收缩对经济造成的短期冲击巨大。二是受疫情和政策双重影响,汽车行业消费下滑明显。1月汽车销量同比下降24.6%,其中乘用车和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分别下降20.2%和54.4%。除受疫情影响门店顾客大幅减少外,2019年底出台的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亦拉高了新能源汽车的成本。公告指出,由于新能源汽车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销售数量及运力挂钩,这部分补贴需要缴纳增值税。三是服务业景气回落,行业间分化明显。2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下滑至30.1%,环比下降23.0个百分点。其中,旅游业及餐饮住宿业等传统线下服务行业受损最为严重,商务活动指数不足20.0%。
第二,投资方面。目前,除加大对重点保障企业专项贷款的财政贴息力度外,财税政策对其他类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关注较少,且政策措施也略显单一。
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在借鉴近期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应当尽快形成供需两端一齐发力提振经济的税收政策新格局。
第一,利用所得税减免的方式支持业主减租。疫情期间,韩国允许业主减租额的50%用以抵扣企业/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这一方法较当前我国的做法更为直接,可将减租额与税收优惠直接联系起来,确保业主获得的税收优惠一定能够转化为承租人的负担减轻。韩国的政策力度也较为适当,值得我国借鉴。
第二,通过综合手段解决职工后顾之忧。一是通过设定扣除限额,允许个人获得单位以现金形式发放的防疫福利不计收入,限额以每月100元—200元为宜。二是借鉴韩国给予子女不满8岁的父母雇员5天带薪育儿假的做法,可考虑为育有6岁及以下儿童的父母双职工家庭提供每人每月2天的带薪育儿假,且企业为其支付的工资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双倍扣除。三是因疫情怠工期间企业为员工支付的工资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双倍扣除,这有利于在复工初期缓解企业现金流吃紧的问题。
第三,利用减免公积金的方式进一步为企业减负。马来西亚将公积金缴费率由11%下调至7%,作为为企业减负的重要手段。我国的调降幅度可比照社保减免额,逐步使其对社保减免形成替代。若消费持续低迷,可进一步考虑允许个人在不置业的情况下支取前一年度公积金用于扩大消费。
第四,对不同行业提供税收优惠以促进消费。一是可参考柬埔寨的做法,在上半年对房产交易免征印花税。二是可参考韩国减免汽油车70%消费税的做法,根据我国税制,阶段性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但优惠期不宜超过今年年底;同时,可暂缓对新能源汽车厂商获得的财政补贴征税,避免在消费下行期因税负上升而加重车企负担。三是对服务业中受损最为严重的旅游业及餐饮住宿业,应当采取分阶段扶助的政策。第一阶段应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减轻相关行业的当期影响。可综合运用柬埔寨的免税政策(对于旅游业及旅馆业2—5月营业收入免税)和马来西亚的延期纳税政策(允许相关行业今年上半年延期纳税),对于旅游业及餐饮住宿业的2月份收入给予免税,并延长其今年上半年的纳税期限。第二阶段应以个人所得税优惠为主。在疫情完全得到控制后,可参考马来西亚的做法,对个人国内旅游支出在个人所得税综合申报时给予1000元—2000元的抵扣额度,促进国内旅游业恢复。
第五,加大对制造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支持。一是采取缩短折旧年限的方式鼓励制造业企业购置新的机器设备。为迅速恢复生产,马来西亚政府对新购置的设备提供加速折旧的优惠,而对翻新设备则提供限额减免收入的优惠。结合我国实际,10年期的折旧年限本就高于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3年期限,因此提供3—5年的优惠折旧年限较为合理。二是对于资金用途为扩大生产的贷款协议,可考虑免征印花税。
责任编辑 韩璐 吕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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