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谷食米,民之司命”,自古以来,粮食一直关系国计民生,粮食安全是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根基。从夏朝的“地分九等”,到商朝的“九一而助”;从春秋时期的“初税亩”,到太平天国时期的“天朝田亩制度”,粮食制度的变迁,折射着社会发展的沧桑演变。新中国粮食制度的发展,亦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建国后的粮食“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粮食“双轨制”;从粮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到种粮直接补贴制度的历史创新,粮食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弥久而愈新。
对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粮食问题始终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对国家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财政粮食政策是国家进行粮食宏观调控、促进粮食总量平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研究财政粮食政策,要放在国家粮食体制的大环境下,更要放在社会经济发展大的环境下。近年来,财政粮食工作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惠农政策,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减免农业税、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最低收购价政策、产粮大县奖励……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陆续推出,促进了粮食生产,农民增收,到2008年粮食已连续实现五年增产,总产达到10000亿斤以上,粮食安全有了基础性保障。
财政粮食政策,一端连着百性、一端连着政府、中间连着企业。财政粮食工作者本着对政府负责、为百姓理财、为企业服务的宗旨,为种粮农民兑现补贴,为粮食企业解决难题,把公共财政政策的阳光带到农村,带到最需要的地方,工作的成效有目共睹。目前,我国粮食市场化改革全面启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展顺利,市场对粮食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日臻完善,农民种粮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粮食市场的平稳发展,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逐步提高,为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粮食问题涉及到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农业发展,新形势下的粮食问题,愈来愈成为我国“三农”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我国粮食市场体系发育还不是很健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相对滞后,粮食财务挂账等历史遗留问题还未彻底解决,长期稳定的产销协作机制还未建立,粮食宏观调控机制和手段需要进一步完善,稳定种粮农民收益的长效机制还需进一步探索,财政粮食工作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确保粮食安全依然任重道远。
居安思危,对粮食安全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事关重大。需万分重视,精心调控。”温家宝总理强调:“粮食安全始终是我国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不能掉以轻心。”为进一步确保粮食安全,促进长效机制的建立,今后要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保障粮食安全为中心,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政策措施,创新体制机制,实现“巩固一个基础,提高两个积极性,实现三项提升,做好四个保障”的目标任务。巩固一个基础,就是要建立基本粮田保护补偿机制,巩固耕地这个粮食安全的基础和前提;提高两个积极性,就是保护好农民种粮和政府抓粮这两个积极性,做到农民愿意种粮、政府愿意抓粮;实现三项提升,就是要全面提升粮食宏观调控能力、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和粮食流通效率,为国家粮食安全打下更加稳固扎实的基础;做好四个保障,就是通过构建粮食安全有效保障体系,保障粮食市场稳定和经济平稳发展,保障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既要立足当前形势发展需要,完善和落实好农资综合直补、粮油生产大县奖励等现行惠农强农政策,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切实解决当前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和隐患;又要着眼长远,服从大局,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保障的长效机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保障新路,促进我国粮食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