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08 作者:江东平 财政部顾问
[大]
[中]
[小]
摘要:
(一)
我国历史悠久,历史文献丰富,而且保存得很好。这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能比拟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历代都重视历史记录,重视修史工作。这是一个优良传统。我国远古的时代就设有史官。据文字学家说,古代的“史、使、吏”实际是一个字,一般公职人员都称为“史”,例如传说创造文字的苍颉是黄帝时的史。但是,在一般公职人员中,有些人是专门负责搞历史记录工作的,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例如《尚书》是记言,《春秋》是记事;这些负责记言、记事的人就是史官。《尚书》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上古历史档案。如果不发生秦始皇时的焚书,也许会有更多的上古历史文献保留下来。春秋时代,诸侯国都设有太史,齐的太史(佚名)、晋的董狐均以直笔出名;诸侯国都编有史书,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鲁国的《春秋》。汉以后,体制大备,以后各代编史,基本上都按司马迁和班固所创立的“纪、传、志、表”的体裁。我国浩如烟海的史书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资料。
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工作虽然取...
(一)
我国历史悠久,历史文献丰富,而且保存得很好。这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能比拟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历代都重视历史记录,重视修史工作。这是一个优良传统。我国远古的时代就设有史官。据文字学家说,古代的“史、使、吏”实际是一个字,一般公职人员都称为“史”,例如传说创造文字的苍颉是黄帝时的史。但是,在一般公职人员中,有些人是专门负责搞历史记录工作的,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例如《尚书》是记言,《春秋》是记事;这些负责记言、记事的人就是史官。《尚书》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上古历史档案。如果不发生秦始皇时的焚书,也许会有更多的上古历史文献保留下来。春秋时代,诸侯国都设有太史,齐的太史(佚名)、晋的董狐均以直笔出名;诸侯国都编有史书,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鲁国的《春秋》。汉以后,体制大备,以后各代编史,基本上都按司马迁和班固所创立的“纪、传、志、表”的体裁。我国浩如烟海的史书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资料。
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有的领域还比较薄弱,甚至赶不上外国人的研究。1979年,我们下决心要编纂一部《中国农民负担史》(从古代到现代)。1980年开始工作,花了几年的时间,现在基本上写出了各卷草稿。对这项工作,我始终是赞同和支持的。我觉得财政部写这样的专史是责无旁贷的。几千年来,农业一直是我国经济的基础,农民一直占全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农业经济的情况,农民的生活情况,对国家民族的兴衰,社会的繁荣或凋敝,政局的安定或动乱,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农民负担则是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处理不当便会引起麻烦;如果是重大的失误,那就不仅会破坏农业生产,而且会导致社会、政治危机的爆发。因此,编纂一部《中国农民负担史》作为我们研究农民负担政策的参考资料,是极有意义的。
(二)
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我国的一个优良传统。古语说:“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又说“前车覆,后车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尚书》里的《无逸》、《多士》两篇,周公姬旦分析商王朝各个帝王的得失,如数家珍。从《史记》和《汉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汉初君臣是怎样总结秦代的经验教训的;从新旧《唐书》、《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唐初君臣是怎样总结隋朝的经验教训的。汉、唐历史上出现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应该说,同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分不开的。
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现在还没有到编写苏维埃政权历史的时候。就是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那我要用我个人的名义说,并且我想也可以代表中央说,我们不预备做历史学家,我们所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列宁选集》第四卷158页)
我们编纂这部《中国农民负担史》,不论古代部分、近代部分、还是现代部分,目的都在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让这些经验教训很好地为现在和将来的财政、经济工作服务。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我们要效法历史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尽最大努力整理好这方面的史料,总结好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
(三)
历史唯物主义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研究历史必须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编写《中国农民负担史》的古代部分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
实事求是首先要尊重史料。我们的前人留下的史料,大体是可信的,我们应当尊重。但有些史料需要做点考据工作,考据工作做得好,认识可以接近或符合客观实际,这也是尊重史料的一种表现。本书第一卷也做了一些必要的考据工作,这不是多余的。某些事实或数字过去曾被搞错的,更必须予以纠正,以免贻误后人。
其次,实事求是就是根据史料来立论。如果凭主观臆断,先确立自己的观点,然后再找史料来为自己的观点填词,凡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或者摒弃不用,或者削足就履,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农民负担史属于经济史的分支,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写这样的专史,在立论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某些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既要尊重各家的意见,又不要盲目附合,应当根据史料,实事求是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左传鲁哀公十二年》“用田赋”,过去不少人解作全面实行按亩计征的田赋制度。先秦所谓“赋”,是指军赋而言,把军赋等同于后来的田赋,是不够恰当的。
有人认为轻徭薄赋政策只有利于地主阶级的兼并,这是片面的。汉代田赋很轻,有人便认为“对土地所有者薄敛(田赋)所造成的困乏,从失去土地的农民身上(重敛人头税)得到补偿”;甚至说汉初在人头税的“征收形式上想尽办法来剥削农民”;这种说法不够妥当。“文革”时期说什么“清官比贪官更坏”,这种论调是荒谬的。如果真是那样,那今天人们为什么还喜欢包公呢?如果你对群众说“包公是个大坏蛋”,他们不骂你才怪!
尊重史料才能判定是非。实事求是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历史,根据历史事实说话,一是一,二是二,不要有任何偏见。例如清代的雍正当上皇帝后杀了许多亲兄弟,也杀了拥戴过他的功臣隆科多和年羹尧,还大搞特务活动;但是,就是这样的人,果断地实行了“摊丁入地”,把人头税转移到田亩方面去,应当说这对无地和占有土地较少的农民是有利的。我们应该承认“摊丁入地”是一项进步的措施。
总而言之,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我们办一切事情的根本原则。我们研究农民负担史,写书,当然不能背离这个原则。否则就无法达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目的。
(四)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一卷写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负担。即使从秦王朝算起,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也已经走过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路程,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里指出:“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97页)马克思说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国的农民负担,所谓“小块土地”是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占农村人口最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是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被剥削,实际上只有着不完全的人身自由的变相的奴隶。毛主席说:“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封建社会农民所受剥削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史料的限制,《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一卷只写了赋役方面的负担。
我国封建社会农民赋役负担的规律是: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农民负担基本上都是直线上升的;农民负担的最低点总是在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前期,特别是开国时期;而其高峰点总是出现在它的后期。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总过程来看,农民负担则是曲线上升的。这条农民负担曲线愈爬愈高,反映了农民的赋役负担一代比一代加重,农民负担总额象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农民负担达到高峰点的时候,接踵而至的便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农民负担的另一条规律是:历代的赋役负担都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畸轻畸重现象。形成负担不平衡现象是有多种原因的,应该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和主持国计的官员,大都不愿去作合理调整。我们知道,大概从明代起,所谓“东南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的情况,已尽人皆知;几百年间,除了苏、淞和杭、嘉、湖曾经得到一点减轻(实际上亦未能解决问题)以外,其他地区基本上无人过问。
西汉前期首先采取轻徭薄赋政策,起到休养生息的作用。以后许多封建王朝都吸取西汉前期的经验,同样在一定期间内收到休养生息的效果。唐代的贞观、开元之治,明代的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和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出现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局面,都与轻徭薄赋紧密相关,可以说,轻徭薄赋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进行分析,进行评价,不能因为带有封建制度的局限性便一概否定。对均田制度同样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去进行分析和评价。
均田制创始于北魏冯太后之手,这是中国妇女值得自豪的事。自北魏经历北齐、后周以至隋、唐,一直踵行。均田制并没有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也没有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质上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广大农民成为封建国家的佃户。封建国家在均田制基础上,向农民征收的便是地租和赋税混合为一体的“租、调”(北魏至隋)或“租、庸、调”(唐前期)。尽管如此,无地的农民到底得到了土地——永业田归农民所有。对口分田,农民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享有使用权,免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向国家交纳的“租、调”或“租、庸、调”亦不算重(贞观年间农民交纳的“租、庸、调”再加上作为义仓米的地税,约占其总收获量的8%左右),日子是比较好过的。对口分田,禁止买卖,这对抑制土地兼并有一定作用。唐代放宽了土地买卖的限制,再加以人口激增,导致了均田制的崩溃。但是,均田制及其相应的“租调制”和“租庸调制”应当算是封建时代较好的措施。
苛重的徭役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危害更大。宋代的衙前重役曾使无数农民倾家荡产。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的想法是对的,但改革失败了。有人说王安石的新法大都旨在聚敛。因此,对王安石是不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理财家,大家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现象。
吏治的好坏,对赋役负担的轻重,关系极大。明代苏州知府况钟,在巡抚周忱的支持下,调整了田赋科则,使农民负担稍有减轻,这就赢得了苏州人民的爱戴,到处盖起了况公祠。清代雍正年间,尹继善为江南巡抚,整顿一下漕务,废除一些陋规,江南人民得到实惠凡四十余年(以后便不行了),每当征漕之日,便想起了“尹公”。很明显,在封建社会,农民负担常常不是重在国赋方面,而是重在地方政府的任意摊派以及官吏、胥役的浮收勒索。
封建赋役的剥削性是毫无疑义的。那末,是不是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就一无足取呢?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是相当完备的;明代洪武年间在实行普丈的基础上编造的黄册和鱼鳞册,从业务角度来说(不是从这种制度的本质上来说)确实是相当完善的。业务属技术范畴,好的技术在今天还是可以引用的,至少也可以供工作上参考。这些东西似乎不应在一概否定之列。
有的同志提到民族关系问题,这一点很重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在封建社会是不可避免的。汉族的封建统治者压迫过各少数民族,但汉族人民也受过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汉族人民对于传说中的杨家将这类英雄人物的歌颂是可以理解的。汉族人民对黄帝、蒙古族人民对成吉思汗、满族人民对努尔哈赤的崇拜,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不应该伤害民族感情。必须指出的是,汉族和其它各族人民在本民族内,同样是受剥削阶级压迫、奴役的。过去民族间的仇恨是统治阶级造成的。对人民欠帐的是汉族和其它各民族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统治者中,谁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好事,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同样给予公正的评价,不能有任何民族偏见。
中国农民负担史有许多问题尚待探索。我盼望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积极参加这个课题的研究。
相关推荐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邮编:100036 电话:010-88227114
京ICP备19047955号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