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以后三个时期都从事财政工作,这三个时期里的财政工作各有各的困难,都不好做。但比较起来,建国以后的财政工作还是比解放战争时期好做一点,而解放战争时期,又比抗日战争时期好做一点。回想起来,解放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财政工作真难做呵!现在我想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财政工作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谈几点看法。
有些经验,我在前十一篇文章中,已陆续谈到了。现在为结束这个片断的回忆,有必要再集中地谈以下几点:
一、党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主要谈三点:一是党的方针政策;二是党组织的重视和支持;三是党的领导同志的模范作风的影响。在党的方针政策方面,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党中央和北方局在财政工作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如实行统一原进税和合理负担;实行统收统支,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实行精兵简政,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负担总人口的百分之三,负担面要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每人负担份额最高不超过其总收入的百分...
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以后三个时期都从事财政工作,这三个时期里的财政工作各有各的困难,都不好做。但比较起来,建国以后的财政工作还是比解放战争时期好做一点,而解放战争时期,又比抗日战争时期好做一点。回想起来,解放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财政工作真难做呵!现在我想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财政工作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谈几点看法。
有些经验,我在前十一篇文章中,已陆续谈到了。现在为结束这个片断的回忆,有必要再集中地谈以下几点:
一、党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主要谈三点:一是党的方针政策;二是党组织的重视和支持;三是党的领导同志的模范作风的影响。在党的方针政策方面,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党中央和北方局在财政工作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如实行统一原进税和合理负担;实行统收统支,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实行精兵简政,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负担总人口的百分之三,负担面要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每人负担份额最高不超过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底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政策和原则。这些政策和原则,虽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能全面实行,但有了这些指示,我们就有原则遵循,而且执行的结果收到了极其显著的效果。
晋冀鲁豫边区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到一九四八年和晋察冀边区合并时止,我们党的领导都很重视财政经济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方局、太行分局,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中央局,都是把财经工作放在议事日程上,经常开会讨论。在每个年度终了时,总要讨论审查下年度财政概算或预算。并且,每个时期总有一位领导同志当家作主,总领财经工作。先是彭德怀同志。有一次八路军前方总部供给部持“冀太联办”财政处拨款凭证,到几个专署金库取款,结果空手而回。供给部同志很恼火,回来见我就责问,说:“款取不到怎么办?”态度很严肃。我这个人也爱冲动,沉不住气,就说:“下面收不到钱,你就杀了我,也只有血,没有钱。”供给部同志生气地走了。我很后悔,但话已说出,收不回来。供给部的同志回去报告了彭老总,彭总不但没有生气责怪我,反而说:“是啊,如果下边不收钱,你们逼戎子和管什么用?”这是对财政工作的很大支持,我知道后十分感动。第二位是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不管是在太行军政党委员会时,还是在太行分局任书记时,对财经工作都很关心,指示明确扼要。一次粮食紧张,粮食局召集会议讨论了六、七天,还没有结束。小平同志给我打电话,问粮食会议开完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粮食这么紧急,会开了这么长还没有结束,要饿死人。你马上到会上去宣布,只说三句话,一没有饭吃,二怎么办?三赶快回去屯粮,就散会。我接完电话,即到会上照着传达,宣布散会。结果大家回去,很快就把粮食收起来了,效果很好。第三位是薄一波同志,他对财经工作是很支持、常鼓励的,经常告诉财经部门的同志,“你们只要保证战争供给,成绩就能打九十分”。晋冀鲁豫边区的财政工作,先后有这三位领导同志的支持,就顺利得多了。
党的领导同志的模范作风的影响。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彭德怀、刘伯承等同志的艰苦朴素的模范作风,大家都晓得,我就不说了。这里只举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同志请客的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招待客人除个别极特殊的我们几位负责人只陪一次外,从来是不陪客吃饭的。一次边区参议会议长申伯纯同志到边区政府,杨秀峰同志请他和我们一起吃饭,给申吃的是客饭,蒸馍、炒山药蛋菜,杨秀峰同志和我们陪客吃的是小米,也是炒的山药蛋,但油很少。伯纯同志看见一桌吃两样饭菜,吃不下去,饭后,就向我们提出意见。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似有些“不近人情”,但消息传出去,影响很大。去年,我到武汉,有的同志提起这件事,还感动的不得了。晋冀鲁豫边区有这几位领导同志作表率,上行下效,下边同志们的生活作风,就可想而知了。
二、实事求是的作风。晋冀鲁豫边区在执行中央和北方局的有关财政方针政策时,一般是按照边区的主客观情况处理的。如有不符合边区的实际情况,就报请领导批准,作适当的修改或补充。我们自己制定的一些条令、规章、制度和办法,如统一累进税税则、合理负担办法、军事支差条令和乡村财政收支规定,都是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根据人民负担能力(包括财粮负担、力役负担)确定的。有些规定如财政体制、财粮制度等,在统一的原则下,还给行署、专署一定的灵活变动权。财政工作遵循这条实事求是的原则,好多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这是我们做好财政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战斗的胜利。晋冀鲁豫边区,是以八路军总部为首、一二九师为主以及其他各个抗日军队,经过无数次英勇战斗,打了许多胜仗,才建立、巩固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有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三次大捷,以及几次反顽斗争的胜利。这些战争的胜利,发展了根据地,为边区奠定了基础。解放战争初期,上党、平汉(也称邯郸)两大战役的胜利,不仅捍卫了晋冀鲁豫边区,而且鼓舞了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士气。一九四六年以后又有鲁西南定陶、晋南等战役的胜利。没有这一系列战争的胜利,财政工作的成绩就无从谈起。
四、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八年抗日战争,三年半解放战争中,经过减租减息运动、救济灾荒和土地改革,生产的恢复,物价平稳,晋冀鲁豫边区人民和军队已似鱼水相依,群众和党政机关亲密无间如同一家人。人民在战争中出兵、出力、出粮、出钱、出物,是尽了最大力量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财政工作也是寸步难行的。
五、干部同心协力。晋冀鲁豫边区,从边区政府到乡村,各级党政干部对党的方针政策和政府制发的条例,其中包括财粮工作的各种措施,一般是坚决贯彻执行的。没有这一条,我们的财政工作是难以设想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前几篇文章中,已经讲到,就不赘述了。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以杨立三同志为首的军事后勤供给部门的同志们和我们财政部门的同志之间的工作配合是很好的。他们不仅理解、体谅财粮工作的困难,而且还派了一批干部参加了财粮工作,虽然我们之间尤其在抗日战争初期,有时对一些具体事情、工作争得也面红耳赤,但争论是为了做好工作,不是私人闹意见。因之,我们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好,这是值得铭感的。 (完)